摘 要：杰弗里·乔叟是继但丁后最能充分地表现出中世纪文学精神的人，深受“两希”文化传统的影响。《坎特伯雷故事》是一部内容丰富、意义广泛的作品，现实主义、人文主义、世俗化倾向和对生活的歌颂都是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离开了“两希”文学传统和文化基因，我们就不可能在传统之上真正理解乔叟这部传世之作，以及他对后世英国文学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乔叟；“两希”传统；文化基因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2-0173-02
一、“两希”文学传统
乔叟生活在中世纪一个很不平凡的年代。自13世纪起，基督教大量涌现的布道词和指导忏悔的小册子对欧洲的文化和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1]。《坎特伯雷故事》里许多引言和故事的内容与形式都明显根源于圣经传和布道词传统，包括对《圣经》文本的大量引用。与此同时，古希腊-罗马文学传统又从未断裂过，中世纪作家们始终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这一文学传统之中接受熏陶，尤其是在人文主义光芒渐盛的中世纪末期，古希腊-罗马文学传统中的写作手法和叙事结构被更明显地运用在作品之中。因此，可以说在体裁结构、故事内容和写作手法等方面，“两希”文学传统都贯穿了《坎特伯雷故事》整部作品。
基督教文学传统中宗教意义和象征意义是处于首要地位的。公元5世纪以后，古希腊的文学文体已经基本被废弃，所以当基督教真正取得了欧洲文化的主导地位，并试图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和传播信仰的时候，这时期所产生的文学样式势必和基督教的宗教仪式及活动有着密切联系。例如早期基督教文学中“衍文”的创作就是从附加在圣餐仪式之中发展起来的，而“圣歌”作为“衍文”创作的最早形式，又与弥撒中“哈利路亚”的唱和有直接关系[2]。因此，传播基督教的思想和观念，宣扬基督教教义就成为各类基督教文学共同的主题。作为朝圣文学作品的《坎特伯雷故事》，这段包括乔叟在内的30名香客的朝圣旅程同样象征性地体现了基督教思想和《圣经》的精神实质，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人真正的家园是最初的伊甸园。当亚当和夏娃被驱逐出伊甸园后，人们在现实世界里只是为了赎罪，所有的快乐都是虚幻的，转瞬即逝，人类最终的幸福在于天堂。因此，朝圣旅程是灵魂跋涉的过程，最终的目标是回归上帝的怀抱[3]。这段没有返程的朝圣之旅，一方面，象征寻找精神家园的朝圣之路；另一方面，象征人类寻找精神家园的历程本身还远远没有结束，人类回归上帝的路途也还没有到达终点，还面临着重重困难和考验，这一点对于乔叟生活的人欲横流的中世纪时代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是十分深刻的。因而，《坎特伯雷故事》选择朝圣作为叙事框架的宗教意义和象征意义与中世纪基督教文学是一脉相承的。
《圣经》是基督教的宗教经典，其中的文学原型在基督教文学中一直处于源泉地位，在世界文学中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意义。原型批评大师弗莱曾言：“由于《圣经》具有丰富的原型内容，熟读《圣经》便成为了全面了解文学的必要前提。”乔叟的作品中就有很多《圣经》原型。加拿大学者谢大卫曾言：“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中所有的故事（也许除了牧师的布道文之外）显然都有圣经原型。”[4]由骑士领头讲述的第一个故事是典型的中世纪“宫廷爱情”浪漫故事，同时也含有《圣经》的原型内容。故事讲述的是两个表兄弟为求得同一位公主的爱情而反目成仇，最后其中一人死于非命。这实际上是影射了亚当的两个儿子为了在上帝面前争宠，该隐杀掉了弟弟亚伯的故事原型，讽刺的是人类被赶出伊甸园后的迅速堕落。在“磨坊主的故事”中，那个大学生为了同木匠的妻子勾搭成奸，竟然用大洪水又将来临的谎言欺骗木匠，让他睡到木桶里去。这个故事明显运用了《圣经》中诺亚方舟的故事原型，本来上帝是用大洪水来涤荡人世间的罪恶，是上帝用来拯救人类的[5]。然而在故事中，洪水并未带走罪恶，反而成为了寻欢作乐的工具。洪水故事在这里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暗示当时社会人们灵魂的堕落和丑陋。这些故事与《圣经》中的原型相对应并非是一般意义的巧合，基督教文学作为中世纪主流文学对中世纪作家创作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坎特伯雷故事》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
《坎特伯雷故事》是中世纪英国文学中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在这部作品中乔叟一改早、中期创作时所遵循的梦幻文学传统，把创作手法转向了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文艺理论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摹仿说”。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诗学》中综合性地提出了“摹仿说”，及至古罗马的贺拉斯同样主张艺术可以创造性地摹仿现实。乔叟就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一开始就为《坎特伯雷故事》营造了一个真实的氛围，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以人事为先、俗世为重的广阔而又生机勃勃的现实世界。于是我们真就呼吸到了英国春天的清新空气：“四月里空气温酥雨连连，/滋润三月的干旱到心田。/万物的丝丝茎络尽润泽，/绿翠花红的大地遍新色/……。”[6]优美的诗句营造出逼真的氛围，一下子攫住了我们。而紧接着更为细致入微的肖像描写和每个故事中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塑造更是把已经建立起来的真实氛围向前推进了一步。当英国文学在中世纪走过了四、五个世纪的神话、传说般的王国后，乔叟从古希腊“摹仿说”的文艺理论思想中汲取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于是《坎特伯雷故事》才会出现众多栩栩如生的平凡人物，具有了浓浓的人情味和发自内心的真实声音。
《坎特伯雷故事》除了从古希腊-罗马文学传统中吸收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之外，同时还将古希腊-罗马文学中“有机整体”的结构传统融入了作品所采用的“框架式结构”之中。有机整体论思想最早散见于柏拉图的《斐德若》篇中，苏格拉底说：“每篇文章的结构应该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有它特有的那种身体，有头尾，有中段，有四肢，部分和部分，部分和全体，都要各得其所，完全调和。”到亚里士多德时，他在《诗学》中对有机整体性进行了更加具体的分析，他认为文学作品要表现完美就应具有结构完整、大小适度和部分与整体及部分与部分和谐等审美特性[7]。亚氏的结构理论是对当时古希腊文学的一个归纳性总结。不难看出，它是一个封闭体系，部分被严格限制在既定位置上。《坎特伯雷故事》对这种集中整饬的结构传统的运用首先体现在“框架式结构”的外在框架之中。古印度《五卷书》的外框故事在开篇之始就已独立完结了，与中框故事具有明显的断裂性。然而《坎特伯雷故事》却将外框故事一直持续到结尾，使整部作品具有了完整性。其次是内框故事与外在框架之间的渗透融合方面，《坎特伯雷故事》使内框故事与外框故事中的人物性格相统一起来，每个故事与讲述人贴合密切，丝毫不显突兀，使得整部作品的内在逻辑性得到了加强。总结起来，《坎特伯雷故事》开篇的“总引”、故事主体本身、各故事前后的引子和尾声以及故事集末尾的作者告别辞，共同构建了一个高度发展的叙事框架。这样，这部故事集再不是像《五卷书》中故事的简单堆积，而是一部被充分发展了的叙事框架凝结成的结构紧密的艺术作品。古希腊-罗马文学的结构传统把作品中所有的故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故事集成为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二、“两希”文化基因
学术界认为“两希”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两大源头，它们作为文化基因早已深深地渗入到西方文学之中。乔叟生活在中世纪末期，一方面深受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浸染，基督教的思想和观念在其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古希腊-罗马文化在中世纪作为潜流文化力量也一直在滋养着作家的灵魂。
“忍耐”在希伯来人的观念中占有重要地位，《圣经》中对忍耐就有大量的论述。耶稣也曾教导信徒说：“你们常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他本人就是忍耐的最高典范。乔叟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教徒，对忍耐这种美德是极为推崇的，在《坎特伯雷故事》中就有许多描述。“学士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国王娶了一位名叫格丽西达的姑娘为后，却刻意为了试验她的贤德忠诚，三番五次地折磨她。他先后夺走了格丽西达的孩子，又将她逼回家中。整个故事影射了《圣经》里约伯的故事，真正要赞美的就是格丽西达忍耐的美德。“梅利比的故事”里慎子夫人劝诫丈夫要“记取能忍的约伯”，“我们在遭遇孩子死亡，或是损失了世上的财物，都应该一样需要忍耐”，“你应该坚决地自我克制，一定要用忍耐来锻炼你自己”，并且还引用了圣雅各书简中的话“忍耐才是一种完美无缺的好德性”[8]。忍耐（patience）是基督教信徒极为重要的美德，它使人完美无缺，使人能在灾难与磨练中保持坚定信仰。
乔叟一方面宣扬基督教的美德，另一方面也倡导人文主义精神，掀起了英国文艺复兴的先河。《坎特伯雷故事》中展示了中世纪宗教禁欲主义的荒谬，批判了禁欲主义对人性的压抑，大胆地对爱情进行了歌颂，这种反抗力量明显是来源于古希腊-罗马的原欲型文化。在第一个骑士的故事中，阿赛脱就大胆地承认了“爱情才是芸芸众生所认为的至高无上的法律”，“一个人为了爱可以不顾一切”[9]。古希腊神话中对爱情大胆追逐的故事比比皆是，例如阿瑞塞莎的故事中，河神阿耳法斯为了得到仙女猎人阿瑞塞莎的爱情，不惜变作溪流，一路追随忍受了阴间的黑暗，才最终得到了她的爱。又如当小爱神厄洛斯（丘比特）被自己的箭射中后，对人间少女普赛克炽热的爱在他心中复苏，以致于他不顾他母亲的干预和阻挠，鼓起勇气让宙斯给予公正评判。在骑士故事最后的比武竞赛中，乔叟利用隐喻同样表达了对爱神的崇拜以及对爱情的歌颂。在比赛前，派拉蒙向爱神维纳斯祈祷得到公主的爱情，而阿赛脱却向战神马尔斯祈祷比武胜利从而得到公主，最后虽然阿赛脱赢得了比赛，但是却伤重而亡。毫无疑问，向爱神祈祷的派拉蒙最终得到了公主的爱情，两个人相携到老。乔叟将这个故事安排在第一个，绝不是无意为之，恰恰是因为受到古希腊-罗马文化潜流的影响，才在开篇之始利用对爱情的歌颂大胆地批判了中世纪禁欲主义。
《坎特伯雷故事》是一部内容丰富、意义广泛的作品，现实主义、人文主义、世俗化倾向和对生活的歌颂都是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离开了“两希”文学传统和文化基因，我们就不可能在传统之上真正理解乔叟这部传世之作，以及他对后世英国文学的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5〕肖明翰.《坎特伯雷故事》的朝圣旅程与基督教传统[J].外国文学，2004，（6）：93-98.
〔2〕杨慧林.早期基督教文学概说[J].外国文学评论，2000，（3）：73-82.
〔3〕向欣.神圣与世俗的朝圣之旅——解读《坎特伯雷故事集》的双重性[J].法制与社会，2008，（32）：212-213.
〔4〕谢大卫.圣书的子民——基督教的特质和文本传统[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54
〔6〕屈平.“从心所欲，不逾矩”——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现实主义新论[J].殷都学刊，2008，（2）：107-112.
〔7〕李国德.试论亚里士多德的有机整体论思想的内涵[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7，26（12）：73-75.
〔8〕〔9〕乔叟.乔叟经典小说（坎特伯雷故事集）[M].吉林：吉林摄影出版社，2005.275，20. （责任编辑 徐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