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布鲁斯·马兹利什著 汪辉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3月出版
文明的话题既令人着迷，又充满争议。全球史学家布鲁斯·马兹利什将人类文明演进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追溯了“文明”一词的起源和旨趣，并追踪考察了文明概念在西方以外地区的传播。作者提议，最好能够抛弃“文明”这一名称，聚焦于对文明化进程的全新理解。
《20世纪全球史》
[美]理查德·W.布利特等著 陈祖洲等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年3月出版
本书从全球的角度，直接探讨20世纪人类生活各个方面所经历的根本變化。作者在选择研究的主题时，着眼于20世纪非同寻常或具有革命性的领域，本书中的文章既构成有机的整体，又可单独阅读。
《领读中国》
许金晶编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年5月出版
本书通过对中国主要城市里十六家风格和形态各异的读书会的案例介绍，为大家展现中国读书会的生存状态和发展状况，进而呈现出中国当下都市文化最具活力与文化内涵的面向之一。
《再造中国：领导型国家的文明担当》
王义桅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6月出版
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面临五千年未有之情势，五百年未有之变局，五十年未有之困境，中国模式，如何做到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中国故事，如何做到基于历史而引领未来？中国外交，如何做到影响自己而改变世界？中国崛起，如何做到始于华夏而惠及四海？中国通过中国倡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正在塑造和引领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传统中国，正在经历“一带一路”建设所开启的三大文明转型：从农业文明向工业—信息文明转型；从内陆文明向陆海兼备文明转型；从地域性文明向全球性文明转型。现代中国，正在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超越“西方中心论”，打造东西互济、海路联通的新中国、新世界，开创包容性全球化。全球中国，因“一带一路”的建设而逐渐形成，是一个超越复兴与崛起、时间与空间，着眼于文明的生命力即自身演绎的全新身份。再造中国，树立“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全球中国”三位一体式国家身份，走出近代而告别西方，助推中国成为新的世界领导型国家。
《深度工作：如何有效使用每一点脑力》
[美]卡尔·纽波特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7年9月出版
深度工作，是信息碎片时代的自控力、专注力、精力管理和时间管理指南，是在新经济形势下取得成就必备的核心技能。在这个以快为先的网络时代，深度工作能力日益稀缺，所以它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代更有价值。
从供给侧打破“不可能三角”
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在于增长速度，而在于增长内涵，即存在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符合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减速，不仅没有恶化这些问题，反而有利于解决此类问题。经济增长平衡性提高。从拉动需求的“三驾马车”看，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发展加速，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更加平衡。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形成。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必然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即在传统增长动能变弱的同时，新动能开始蓄势而发。经济发展的分享性明显提高。在政府再分配政策和发展阶段变化的共同作用下，收入分配开始朝有利于劳动者和低收入群体的方向变化。穆迪分析人员斯卡特表示，中国确立并寻求的改革、增长和稳定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实际上，从供给侧入手，正确选择结构性改革方向和优先领域，分寸恰当并精准地推进这些改革，既可达到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目标，又有助于防范金融风险，实现金融稳定。（《新华日报》）
“三限”能否捏住炒房者七寸
重庆、南昌等城市相继发布楼市调控新政。限购、限贷、限售（“三限”）的队伍越来越庞大，且限售的年限有越拉越长的趋势。“三限”的作用是明显的，抑制了房价的快速上涨并使部分城市房价回落。但“三限”措施打在炒房者“七寸”上的力度明显不够，才有了违规信贷资金进入楼市的可能。那么，能够捏住炒房者“七寸”的措施有没有呢？答案是肯定的，且这些措施已经进入实施层面。其实，雄安新区的房地产新政就是前面提到的“三限”、共有产权住房和租赁住房等政策的一个综合体，但绝对是升级换代的，它与这些政策最大的区别就是不搞土地财政。这确实代表了房地产市场调控思路的转变，并且应该看作是房地产长效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未来的房地产调控，“三限”与“三大新政”的共同发力将让“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理念深入人心，同时一个健康稳定发展的房地产市场也将呈现在世人面前。对于炒房者来说，这些政策就是为他们织就的一张网，若深陷其中就将不能自拔。别忘了，我们还有房地产税这个大招没使出来呢。（《中华工商时报》）
姚洋：推动经济去杠杆，根本出路是提高消费、降低储蓄率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认为，我国整体经济的高杠杆率是高储蓄率造成的。就整体经济的杠杆率而言，一方面，我们可以依靠经济增长稀释货币；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更加有效的投资进而提高资产的收益率，以更多的实物资产来对冲货币增长。在降低储蓄，降低流动性上，具体到操作层面，姚洋认为有三个措施：增加对外投资、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增加政府和居民消费。前两个措施瞄准用好现有储蓄，第三个措施是降低储蓄总量。要解决我国经济高杠杆问题，最根本的出路在于提高消费占GDP的份额，降低储蓄率。降低储蓄率，也是提高内需，转变增长方式所必需的过程。我国是一个巨型经济体，且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仍然没有结束。因此，尽管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很快，但巨大的经济腹地足以支撑消费的继续增长。当下重要的是政府和社会转变观念，把“勤劳致富”让位给“适度享受”。（《改革内参》）
曾宪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紧密契合经济社会发展现实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曾宪奎指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紧密契合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人们的需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全面的升级，即从满足于大规模工业生产下的标准化产品向个性化产品转变，从物质需求向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扩展。另一方面，经济的持续发展，已经使我国的生产力摆脱了落后局面，主要问题体现为不平衡和不充分。（《光明日报》）
汪同三：理性看待对统计数据的批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汪同三指出：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动力转换阶段，人们期望经济统计数据具有准确性、及时性和可获得性。但批评之声一直不断。当下，批评之声可划分为四类：1.对我国统计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和建议。虽然有些批评是尖锐刺耳的，但总体而言是建设性的、善意的，应该吸收其合理建议。2.对個别经济统计数据提出质疑。这是必然的、正常的，统计部门应注意及时作出解释。也要看到，质疑经常是发现新问题、新规律的起点。3.对统计造假深恶痛绝的谴责和批判。统计造假不仅应当强烈谴责，而且应按党纪国法予以严厉惩处。但要看到，这种行为是极个别的。（《人民日报》）
上海市：崇明探索农村发展、农民增收新模式
上海市崇明岛国际乡村定向赛暨农产品嘉年华在崇明区港西镇举行。本次定向赛的最大亮点是，在乡村田野间设置定向任务，以农业为载体，实现“农业+旅游、农业+体育、农业+文化”的融合，凭借创新农业新玩法、畅享农事新体验、营造农村新感觉等举措，探索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的创新模式和经验，推动农村经济、文化、生态共同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举办崇明岛国际乡村定向赛，正是我们振兴乡村的新探索，并借此机会，更多地展示崇明农村，更好地发展崇明农村。”港西镇党委书记顾松兰说。本届崇明岛国际乡村定向赛由崇明绿色食品联合会和港西镇农业旅游联合会共同主办。本次赛事还吸引了不少外国友人组队参加。定向赛以港西镇三湾公路农业集聚带为主轴，串联沿线的6家合作社，设置6个任务点赛场。比赛设仙果奇缘、植物大战僵尸等十多种项目，集运动与游戏一体，充分体现崇明本土特色。（《中国青年报》）
河北省：关于支持工业设计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河北省出台《关于支持工业设计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要求省市两级都要设立专项支持资金，扶植发展专业化工业设计公司，积极引进国内外工业设计机构，对知名设计机构和设计大师工作室给予补贴，支持工业设计企业建设工业设计中心、增强设计和服务能力。（《领导决策信息》）
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十三五”发展规划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发了《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十三五”发展规划》。《规划》明确，到2020年争取实现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大幅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全面升级，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显著增强，“智慧广电”战略和新闻出版数字化转型升级行动全面推进，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能力显著提高，传播中国声音、提升中国形象、产品服务走出去的成效和作用更加凸显等目标。《规划》提出了11项主要任务，包括：加强主流媒体建设，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内容生产和创新能力；深化一体发展，推动媒体融合取得新突破；构建现代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加强科技创新，构建现代传播体系；做优做大做强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产业，进一步提高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加快构建现代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市场体系；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改革，健全确保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传播中国声音、展现中国精神、提升中国影响；加强文化信息安全建设，提升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安全保障能力；加强版权管理，大力发展版权产业。（《传媒》）
“服务型经济”将成为北京市疏解提升的方向
国务院批准的《深化改革推进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方案》传递了北京市发展“服务型经济”的方向。一是进一步放宽了产业的准入门槛，放宽了外商投资的比例限制，降低了外资准入标准，目的是增加服务业的有效供给。二是推进服务业贸易投资的便利化。三是促进服务业发展要素的高效流动，包括聚焦资金、聚焦人才来增强服务业的发展动力。四是提高服务业扩大开放的风险把控能力，在进一步扩大服务业改革开放过程中，要始终牢记风险管控。五是探索京津冀的协同开放。在口岸功能衔接、新兴产业融合发展、产业链协同开放等方面，要加大创新的力度，更好地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改革内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