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互联网治理模式的演进与创新

总结和概括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治理模式，既要超越美国模式的框架和定式，也需要超越我国自身传统的视角和思维，立足客观实践和成就本身，从第三种视角出发，重新考察中国互联网的制度演变过程，深度审视其内在的创新逻辑，合理评价其在模式和制度创新上的贡献。

2014年是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20周年，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网民规模、产业实力等方面的成就令世界瞩目。截至2014年底，中国网民普及率已接近50%，网民规模达到6.42亿，超过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五个世界最发达国家的网民规模总和。领军企业阿里巴巴的市值最高时突破了3000亿美元，阿里、腾讯、百度和京东等已经跻身全球互联网十强。据2014年7月底的统计数据，中国已经有8家企业进入全球互联网上市企业市值TOP20的排名中，8家企业的总市值已接近两万亿人民币。

追溯概括中国互联网20多年的发展史，如果说技术创新和商业创新是中国互联网浪潮的两个主旋律，制度层面的创新则是中国互联网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因素。本文提出推动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制度创新的两个相互融合的研究角度。

第一，中国互联网治理机制的创新是自发创新同步推进的强制创新。自发创新作为一个人或一群人为了寻求更多的收益而自发倡导、组织和实施的制度创新，其本身存在局限性，因此需要由政府实施强制性的制度创新，使制度的供给达到最优水平①。

第二，中国互联网治理机制是治理和管理理念相结合的制度创新。网络治理指国家、私营企业和公民社会各自按照自己的角色制定和应用互联网的发展和使用过程中的原则、标准、规范、决策步骤和共同规划。②网络治理强调多元化的参与，不仅包括政府管理，也包括行业自律、企业参与、用户参与等诸多因素。而对中国互联网管理的一般性认知，可概括为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对互联网的集中控制。

今日中国互联网治理的模式和经验，是从传统互联网监管实践中演变和发展起来的。在越来越繁重和多元的应对应急式管理事务中，无论是自发式的还是强制性的制度推动，亦或是治理创新与管理创新，经常是不可分割的。互联网具有非凡的创新活力、发展动力和突破能力，只要给予有限的自发创新空间，给予行业、产业有限的发挥协同治理的动能，就可以突破传统制度的制约，并以建设性的发展进程进一步推动制度更大程度的创新。实际上，中国互联网治理的这种“先发展，后管理”的灵活性指导思想，本身就是制度创新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中国互联网治理机制涉及各方面的管理制度、政策、法律等内容。其发轫于中国现实，内生于传统的官僚体制，成长于中国的互联网治理实践。而这种制度模式本身正是没有被研究证实的创新机制。基于此，本文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治理模式，并对发展历程、模式特点等进行了总结，并在中美比较的基础上，对模式本身存在的不足与问题，以及未来发展方向与改进的对策，提出建设性意见。

目前尚缺乏对中国互联网治理机制贡献与创新的系统性研究

以往文献在中国互联网管理模式、互联网法制建设、互联网信息管理制度等方面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第一，对我国互联网管理模式特点进行了总结归纳。钟瑛认为，我国互联网管理的基本模式是政府主导型管理，以立法管理、行政监督、技术控制、行业自律等手段进行网络控制与导向。③王静静认为，我国已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互联网管理系统，通过立法管理、行政监督、技术监督、自律引导、市场调节等手段的综合使用，进行网络控制与导向。④

第二，对我国互联网法制建设的规模、立法主体的特点等进行了研究。任丙强认为，我国政府在管制立法和管制方式上有一定的积累，从管制范围看，我国政府对于网络内容的管理范围非常广泛，把很多传统法律所规范和调整的内容也纳入其中。管理方式上灵活复杂，他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直接管制、间接管制两个维度将政府管制方式划分为四种类型。⑤马宁认为，2000年全国人大颁布的《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是我国互联网安全立法工作的重大成果和法制建设的里程碑。截至到2001年初，以《决定》为核心，以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为主体，内容涵盖互联网运行安全与信息安全的法律体系已经初见端倪。⑥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对互联网法律规范进行了历年的分类统计。截至2012年专门性法律仅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2部；包含互联网法律规范的相关性法律21部；对互联网直接进行专门规范的行政法规及行政法规效力的规范性文件51部；部门规章和各部委的规范性法律文件843部，司法解释及司法性文件43件；行业自治规范46部。合计1006部。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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