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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精神和任务

时间:2023-05-30 08:55:03 公文范文 来源:网友投稿

管理的精神和任务一直在变化,当前的趋势是从强调管理流程转变为强调解放个人,激发创新活力成为新课题。

这是一个管理界精神涣散的年代。表面上,我们都在追求关于“无序”的认知统一,甚至不惜以把“管理”作为张扬自己具有“改变一切”的决心的工具。但更多的时候,这种张扬是出于对未知世界的恐惧而作出的应激反应,和一些投机分子站在世俗舞台上的表演罢了。

人们对移动信息时代的管理新模式趋之若鹜,又显得缺少信仰。商学院还在抱着陈旧的分析工具好吃懒做,围墙之外的资本意识驱动的民间“商学院”却与之大唱反调,整日宣讲让听众不知到底和自己有何关系的量子力学、人类演化等。于是,我们会看到这样的现象:管理者回到自己岗位后,一边被束缚在传统的管理模版中,一边在高谈阔论着管理新思维。而作为企业的终极管理者们,有些聪明的人借助了“互联网”这个概念,做了些依然囿于旧框架的事情,也博得了满堂彩。

“管理”的命运在近一个世纪以来经历了冰火两重天,在建构与解构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张力,它在一种媒介中存在,就像一个发烧的病人,内寒外热。我们把这种媒介称之为“人”。

从曾经将“人”视为可以接受统一指令的原子,人性被工业大生产几乎抹杀,到“人”在尼采的召唤下回归,人之天性(善與恶,美与丑)被信息技术彻底释放;从整齐划一的有序时代,到众声喧哗的混乱时代,“人”一直在为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寻求答案。而在组织理论的演变过程中,福列特和梅奥更早洞悉了这一切的发生。

人与人之间总是要联系在一起,并形成一个团体的。问题的核心在于,他们之间到底是如何形成团体的?是依靠外部精密的技术思维,以心灵互不相通,与外界隔离的方式形成原子式团体;还是借助于心灵或者可以强化心灵沟通的信息技术,用合作的思维,时时保持对彼此的关注,对外界信息的不断内化?管理就是解决如何把人们组织在一起的问题。

管理的精神

因此,管理之精神一定是有关人之精神。雅思贝尔斯曾言:“人是精神,人之作为人的状况乃是一种精神状况。”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不同,雅思贝尔斯眼里的精神并不具有上帝般创世的功能,而是人之为人的原因。同时,这种精神又和我们说的“动物精神”、“植物精神”不同。后两者体现的是生存本能在人的眼中形成的悲天悯人的情绪,而“精神”独属于人类,它强调人可以认识并改变世界,但又必须要承认能力的局限性。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作为个体的人才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

由此可见,“精神”本身就是矛盾体。其中一定有寻求改造路径、不断描述世界的理性,也一定有安于现状、纵酒当歌的感性。所谓时代的精神状况,正是“精神”的理性和感性彼此缠斗的状况,如艺术对抗工业化,牛仔裤对抗社会分化。

人只有恢复了精神,才能通过感知和分析进行自我学习。一如我们曾经对管理作出的全新定义:“管理是一种流模式,是人类求知的卷展过程。管理没有目标,或者说是在寻求目标的过程中产生目标,它是一个目标自生成和自我进化的系统。”

改变世界的修道院

管理到底来源于何处?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涉及到管理精神的缘起。学者们目前更多地认为把这个问题推到了军队管理中。如何加强横向协作,如何制定战略,以至于现在的管理术语还带有强烈的军事化色彩。也许问题就是出现在这里,正如当德鲁克提出“目标管理”的时候,人们会不假思索地往军事管理上靠拢。

军事场景应用单一,且军队的社会化属性很弱,并非组织管理的最佳样本。同样是社会化属性很弱的另一个团体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因为,他们从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主动转变为自给自足的经济团体。这种转变完全符合我们当下追求的技术改变组织思维的路径,且可以被认为是最早的转变样本。美国著名宗教社会学家罗德尼·斯达克认为,正是因为这个团体即时将技术领域的创新用于组织农业生产,最终实现了贸易,为中世纪带来了“宗教资本主义”,并为最早从意大利完善起来的资本主义提供了商业模型。“一切源于修道院的广袤田园,随着僧侣们摒弃了自给自足的经济,代之以高效的专业化生产,并进入了高速发展的贸易网络,资本主义就诞生了。”在论证理性来源于宗教的时候,罗德尼·斯达克发现修道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带有经济职能的管理起源于修道院的话,管理之精神也必然和宗教有千丝万缕的关联。的确,被认为影响了新教的神学领袖奥古斯丁就认为,以理性为工具可以获得上帝意图的洞见。他主张理性和信仰不可分离:“让我们把信仰看成迎接与追求理性的序曲,因为如果灵魂不是理性的,我们甚至不能有信仰。”而理性一词,在西方哲学界就是指通过思考和辨析来认识上帝。

由于教会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修道院成为了最大的土地拥有者。有实力的大修道院拥有诸多小的修道院,呈现出早期的集团模式。修道院开始在自己的土地或者庄园之上进行社会实践,有历史学家指出:“它不再是传统修道院制度所设计的单纯的宗教团体,而是一个综合体,有教堂、工厂、仓库、办公室、学校、养老院,所有的食客、工人和仆人都住宿在那里,就像是古代的寺庙之城。”

在庄园逐渐城市化之后,修道院为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三方面的进步和更富复杂的管理职能:唯才是举取代了世袭制,以保证修道院的长期计划得以实现;现金交易取代了以物易物;信用伴随着现金交易出现。而在修道院内部,除了少数从事宗教礼仪的僧侣之外,其余的人担当起了各级管理者的角色。罗德尼·斯达克认为:“中世纪的修道院越来越像是企业——管理完善,善于吸收新技术。”

修道院把获取的利润进行再投资以扩大生产能力。随着收入的增加,修道院可以把钱借给王公贵族,银行的雏形初现。作为资本前身的“宗教资本主义”,成为了中世纪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也许,中世纪是体现管理之精神最全面的时代,用理性的方式追求感性的至高无上。这对矛盾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的精神分裂。

画风一转

进入工业大生产时代之后,修道院很快就把社会经济中心的地位让渡给了公司,它们依然作为精神中心而存在。公司是理性的代表,信仰被简单化为感性的代表。作为矛盾体的管理之精神被粗暴地肢解,管理更多地被看作技能,精神成分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随着福特用流水线改造了资本主义,世界战争促进了规模化生产,管理起到的作用似乎就只是多快好省地不断为市场提供同一种产品。

不同于技能观点,泰勒把管理作为一门科学,他率先把时间带入工厂,用秒表实现了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然而,就像管理史学家斯图尔特·克雷纳对泰勒的评价,他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是无序的。他曾经设想科学管理可以解决工厂工人和资本家阶级的矛盾,双方在效率驱动的原则能够成为把酒言欢的兄弟。事实却大相径庭。时间是企业之主,管理之精神即对于时间的崇拜。效率把人性彻底排挤出了精神的范畴。斯图尔特·克雷纳认为科学管理是基于缺乏信任、缺乏对人的才能和智力不尊重基础之上的。人和钢铁一样,都是原子化的材料

在机器文明中,个体被宣告死亡,精神也不复存在。也是在这个时候,“组织”成为了带有负面意义的名词。当宗教无法重新统治社会秩序的时候,民众自然希望组织可以替代秩序。因此,在赫胥黎的《重返美丽新世界》中提出了“过度组织化”的观点。所谓“组织化”,就是把个体的精神抽离,将其变为听统一指令的原子,实现可操控的幻想。而德国社会学巨擎马克斯·韦伯更是直接指出,工业化就是实现对人的异化。为了实现这个结果,资本主义出现了官僚制度,中间管理层的出现其实是为了实现更有效率的异化。

尽管在组织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有梅奧的霍桑实验,有福列特发出的“认识一切商业活动的核心”的呼吁。在实操层面,出现了“协同”思维,大公司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社会的主宰者。但是,官僚体制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缓解,组织反而是越来越臃肿。所有的决策都由处于金字塔顶层的人做出,“人尽其用”依然没有很好地实现。这个现象早就被雅思贝尔斯预言过:“现在正在开始,可能是怎样一个世界?”他的回答是,人类生活的每一方面都被连接而成稳定的组织,这是一个正在加速的过程。人类被转化成一架庞大机器中的功能,这就推进了普遍的齐一化。这架机器不需要优秀卓越的个人,只需要有特定才能的、符合通常标准的人。

直到托夫勒在70年代写出了《未来的冲击》,着实冲击了美国管理界。他认为文化的决裂震动会带来种种不确定性,而组织会随着重复性重组变得无比臃肿,这是无法应付多变的未来的。几乎同时,一个叫亨利·明茨伯格的加拿大人经过研究发现,做出决策的职业经理人往往靠的都是拍脑门。因为他们没法在面对极大的绩效压力的情况下,静下心来做出理性决策。而处于层级底端的人,精神和物质上也是不快乐的。

尤其是经历了石油危机之后,美国人开始深深怀疑曾让自己自豪的管理模式。麦肯锡在70年代末派出了年轻的汤姆·彼得斯巡游世界,这是美国管理界第一次向外界寻找灵感。十年之后,彼得斯在《乱中求胜——美国管理革命通鉴》中炮轰商学院,指出一群只对数字负责任的职业经理人几乎毁掉了美国的繁荣。而在早些时候,笔锋一直不顺的乔治·吉尔德,恰逢里根总统上台之际写出了影响力巨大的《企业之魂》。作为个体代表的“企业家”终于从熊彼特的理论走向了现实。这个被冠以具有冒险精神的群体成为了商业世界的主导力量,他们凭借直觉和坚忍不拔获取了成功。书籍出版的同一年,也就是1984年,乔布斯的苹果公司发布了具有叛逆精神的“1984”广告片。一个拿着铁锤奔跑的女性成为了砸破旧世界的主角。

企业家精神的回归是对理性主义原则和传统管理思维的彻底叛逆。与其遥相呼应的是,个人电脑在那个年代也取得了市场化的胜利。以微软为代表的软件公司和以惠普、IBM为代表的硬件公司迅速崛起。而在这类被统称为信息技术的公司中,平庸的个体是无法立足的。大量有关天才的神话时时在现实世界上演着。

在相同的时间线上,日本公司的管理模式成为了美国人纷纷效仿的对象。美国人用了很长时间才搞明白,日本公司的管理是以“人”为核心的。即使在生产线上,工人也能了解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他们手里的决策权之大是美国制造业企业难以想象的。

而在此之后延续至今的故事,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在信息时代,管理理论迎来了又一轮繁荣期。截止到本世纪的前十年,信息和流程相结合,通过再造的手段企图将“人”彻底从组织中解放出来。但这些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金字塔的组织结构还在。

我们认为,金字塔组织是宗教理性思维的折射。从底端到顶端的权力分布方式,等同于对上帝的认知路径。越往上走,能都运用理性的人就越少。显然,根据理性原则搭建的组织框架和蠢蠢欲动的正在回归的“人”之间有着巨大的冲突。

精神的复苏

最早把人类从理性泥潭中带出来的是尼采。他用“上帝死了”来唤醒人们,作为理性目标的上帝早就被世俗化了,价值理性失败了。而以希特勒为代表的极权分子把理性的另一面——工具理性发挥到了极致。

就在纳粹对欧洲发动闪电战的前半年,青年德鲁克写了一本叫做《经济人的末日——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奇书。他在书中为后来的“知识社会”埋下了伏笔。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都无法创建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必须依赖只会在压力下迸发出来的基础深厚的动力”。在这本书中,他并没有想清楚这股动力是什么。直到1969年,他在《断裂的年代》中,明确了“知识社会”的概念。现在看来,“知识”就是那股基础深厚的动力,它可以完全承担抵抗极权主义侵袭的重任。

在管理的这条线索中,感性一直没能完成回归,组织也一直仅仅在价值理性的层面踌躇,究其原因在于,人们在宗教之外并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媒介收纳理性和感性这对矛盾。在互联网逐渐成为商业世界的主角之后多年,人们才逐渐明白德鲁克在40年前的洞见。

人只有成为知识人,才能成为真正的精神主体,而我们也不可能回到那个以修道院为主体的农耕时代了。在宗教无法制定秩序之后,知识接过了权杖,而知识本身又杂糅了主观经验和客观事实。知识既是实体,又是精神。

“知识人”的未来

“在缺乏真正的秩序的情况下,民众用组织来替代秩序;在没有神可以崇拜、没有关于人的概念值得遵循的情况下,他们只好膜拜恶魔,这些强烈显示了:民众亟需一个秩序、一个信仰以及一个理性的人的概念。”德鲁克的这句话中,“人的概念”出现了两次。如果我们不想去考察那些繁琐的关于“人”的种种解释,只需用康德那句短语——“人是目的”——就足够了。

“经济人”的概念注定会死去。虽然青年德鲁克在上世纪30年代已经洞见了一切,但是他还没有找到适合的新名词。取代“经济人”的那个人,一定是新秩序的表征。因为每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都基于一种涵盖了人的本质、社会功能和地位的概念。

德鲁克在40年代把“管理学”开宗立派,60年代末提出知识社会,两者相加便是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人只有在知识社会中,才有可能成为自身的目的。知识而非经济基础被视为社会最重要的事情时,经济的平等和自由才会真的到来。

作为专业的管理在此时出现,无疑被赋予了更多的精神色彩。它是属于知识社会的,是超越组织的。它的目的不是变着花样打造一个又一个没有生机的机器,而是把人之所有归还给人,而组织则从目的也变回到了手段。

写到这里,我们可以明确地说,管理的任务是打破组织的乌托邦,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平台,为“知识人”在社会秩序中遨游提供一切指导和帮助。而这意味着企业应该要成为一个更好的资源整合和交换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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