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周恩来开创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50周年。
周恩来是人民政协事业的创始人之一，是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主席。自1959年周恩来开创政协文史资料工作，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全国政协共征集近、现代史资料1.6万余篇，1.1亿余万字，编印《文史资料选辑》55辑，《辛亥革命回忆录》6辑；各省、市、自治区政协共征集史料3.8万余篇，2.05亿字，编印《文史资料选辑》19种，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呈现出繁荣景象。周恩来直接关注，1964年3月出版的末代皇帝溥仪所著《我的前半生》，到21世纪初，已累计印刷21次，发行186.3万余册，成为名副其实的畅销书兼长销书。但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也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冲击，以至于在文革开始之际被迫停顿。周恩来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开创、发展和呵护，鞠躬尽瘁。
为纪念周恩来开创政协文史资料工作50周年，为传承这份宝贵的历史遗产，特撰此文。
开创文史工作
周恩来倡导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现在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工作者公认，周恩来倡导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标志，是1959年4月29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举行的茶话会上的讲话。这一天，第三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闭幕，周恩来继续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紧接着举行了倡导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茶话会。这样一气呵成的工作安排，说明周恩来对布置政协开展文史资料工作有了紧迫而成熟的想法。
举行这次茶话会的目的，周恩来在讲话中说得非常清楚：“觉得有必要和大家谈谈工作安排的问题。”所谓工作安排有两层含义，一是号召相关的政协委员撰写历史资料；二是“全国政协要开常委会，成立工作组，其中有收集历史资料的组”，也就是说要在全国政协建立收集历史资料的工作机构。
工作的紧迫感有其特殊意义。因为参加茶话会的都是60岁以上的政协委员。周恩来在讲话中说到的程砚秋，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京剧“程派”艺术的创立者。他在抗日战争期间拒绝为日伪演出，致力于戏曲理论的研究和戏曲教学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周恩来在1957年介绍程砚秋入党。据《周恩来传》说“这是他三十年来第一次介绍人入党”。但第二年程砚秋就辞世了，年仅54岁。所以周恩来说：“程派唱腔又难学，徒弟们还没有学得好，他就去世了，录下来的唱片也不多。从这个问题联想到，凡有一技之长的老年人，总是多给社会留下一些东西好。”程砚秋的辞世更增强了周恩来倡导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紧迫感，这项工作的开展等不得。
周恩来并没有就历史资料谈历史资料，而是说：“希望过了60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从一般的意义讲，“知识和经验”与“历史资料”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在这特定语境中，怎样理解周恩来说的“知识和经验”？李维汉在文革后的一席话可能是解开这个问题的钥匙。李维汉说：“政协不但包括各党派的代表人物，而且更多的包括各界各业富有知识和经验的代表人物，政协……如果能够有计划、有组织地利用和发挥他们的知识和经验，就一定能够对四个现代化和两个文明作出重要的贡献。”显然这里的“知识和经验”是政协委员在政协履行职能的本钱。富有知识和经验的政协委员撰写的历史资料，也是一种知识和经验。
周恩来还从文化建设的角度讲：“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还说，“人们都赞扬我国的古代文化，其中就包括很丰富的历史记载，不仅有正史，还有野史、笔记等。”“我们要把自己所掌握的历史遗产贡献出来。”
另外，周恩来还讲了收集历史资料的时限和内容。他说：“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收集史料的内容又非常广泛，有文化、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史等等。
可以说周恩来倡导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讲话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又不失从全局和长远角度看问题的高瞻远瞩。
建立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机构和出版《文史资料选辑》。1959年5月12日，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三届一次常委会议。会议通过了相关机构领导人名单。全国政协常委范文澜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范文澜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蔡元培秘书，并在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任教授。1940年到延安，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等职。他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之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机构的诞生。随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协也相继成立了文史资料工作机构。
7月20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通过了委员会的工作方法。这个文件是落实和细化周恩来在4月29日茶话会上讲话的。文件规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任务是，“计划、组织和推动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和有关人士对于我国的近代史资料进行搜集、撰写和研究工作。”为了完成任务，要“密切协作”，提出了文史资料工作最初的协作思想。协作的单位涉及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各大学历史系，中央文史研究馆，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国务院参事室，政协各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等有关方面。”文史资料的时限为：“从清末到全国解放。”文史资料的内容是：“1. 主要是军事、政治和外交的资料；2. 有关经济、文化、社会和华侨的资料；3.其他有关的历史资料和文物。”对文史资料的撰述人的身份和文体要求：“由亲身参加或与闻有关历史事件的人撰述，用回忆录的形式或其他形式皆可。”对撰写的事实和内容要求：“必须真实、具体。”对撰写的资料则不拘观点、不限长短。可以说，这个操作性很强的工作方法，为实现周恩来的指示和号召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于1959年10月就着手筹备编印《文史资料选辑》。仅几个月的时间，政协委员和各方面有关人士，响应周恩来主席的号召，撰写的文史资料稿件已达200多万字，其中有不少极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在这个基础上，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决定编印《文史资料选辑》，以便更好地保存、积累所征得的文史资料，进一步推动文史资料的撰写。到1960年1月《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内部出版。《文史资料选辑》的出版、发行，对文史资料的撰写起了推动、提高和示范的作用。从1959年7月至1960年3月，“稿件质量较低，其中根据亲身经历和见闻所写的具有第一手史料价值的稿件仅占30%。”随之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加强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征集工作，及《文史资料选辑》的示范作用，“稿件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大部分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像过去那些得之传闻、抄袭成篇、内容空洞的稿件已经大大减少”。
有趣的是，周恩来在1954年12月4日的全国政协常委会上，关于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安排原则说明中，被周恩来提到的特邀代表方面增加的翁文灏，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立后成为该委员会委员，并在《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上发表了《一九三七年访问英、德和苏联的回忆》。翁文灏是地质学家，早年在比利时留学，学习地质专业。民国初年回国，进行学术研究兼做矿产的勘测。1936年，受蒋介石之邀出任行政院秘书长。全面抗战后，任经济部长兼战时生产局长。抗战胜利后，被蒋介石委为行政院副院长。1948年6月接事行政院院长。后脱离蒋介石集团，1951年3月从法国经香港回到祖国。从《文史资料选辑》150辑目录中检索，发现翁文灏共写有6篇文史资料。这说明政协的组织结构为文史资料工作的开创和发展，准备了组织基础。
《文史资料选辑》出版后，当全国政协参加文史资料工作的同志听到周恩来深夜看《选辑》直到凌晨3点钟才放下书睡觉的消息，都受到极大的鼓舞。《选辑》出版发行，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选辑》当时是内部刊物，订阅者不但要限制级别，而且要凭县级以上领导机关的公函办理订阅手续。每辑发行8000份，然而总是供不应求，不断有机关和个人要求订阅。它之所以受到读者欢迎，主要原因是通过这个刊物，可以了解到在一般书刊中所了解不到的历史事实和社会历史知识。
1959年4月29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茶话会上的讲话中还说：“我如果有时间，也愿意写点东西暴露自己的封建家庭。对袁世凯我不熟悉，谁要写蒋介石的历史，我还可以供给一些资料，两次国共合作，我和他来往不少。”遗憾的是，周恩来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日理万机，没有使这个“如果”成为现实。如果周恩来能够写出几篇文史资料，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史林佳话、文坛盛事！
引领、推动文史工作的发展
隆重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活动推动文史资料专辑——《辛亥革命回忆录》的公开出版。在周恩来担任全国政协主席期间，重要的纪念活动主要有辛亥革命50周年、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等。人民政协对近现代中国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活动是一种政治仪式，也是一种政治象征，有其独特的政治功能。首先是尊重历史、总结历史经验的需要；其次是进行政治动员、表达政协主张的需要；还有是实现政治整合、凝聚人心的需要。纪念活动也是人民政协的一种重要工作方式。
早在开创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前，周恩来就在1956年主持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上，号召撰写相关的历史资料，成为开创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先声。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开展后，迎来的第一个重大的纪念活动就是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1961年9月15日，第三届全国政协第二十一次常委会通过了《关于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的决定》和《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名单》。决定：1961年10月9日全国政协在北京举行纪念大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协于10月10日举行纪念会。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任纪念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宋庆龄等任副主任委员。
1961年10月9日隆重举行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大会时，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致开会词。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发表长篇讲话，全面讲述了辛亥革命发生、发展的过程以及它的历史意义，高度评价了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作用。全国政协为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还出版了辛亥革命史料，举办了辛亥革命文物展览会。
还在1960年下半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就决定，为纪念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征集辛亥革命专题史料和编印《辛亥革命回忆录》。1961年9月中旬，全国政协常委会将出版《辛亥革命回忆录》列为纪念活动的一个内容，这一决定有力地推动了辛亥革命史料征集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截至1962年9月底，征集稿件有1754篇、近1000万字，来稿地区遍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甚至“台湾方面的有关史料，也经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协助组织了一部分稿件”。共编成公开出版的回忆录6集，收入稿件349篇，235万字左右。选入回忆录第一集的较重要的文史资料，《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一些大城市的日报，以及部分期刊都分别转载，并由中国新闻社发往港澳和海外各地，以配合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的宣传活动，扩大政治影响。另外，山西、内蒙古、甘肃、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上海等地政协，也都编印了辛亥革命史料专辑。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在总结工作中说：“辛亥革命史料征集工作所取得的成就表明，利用历史事件的周年纪念活动来进行某些重要专题史料的征集工作，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通过这个工作，本会同近代史研究所、中华书局合作得很好，关系更加密切，为共同进行专题史料的征集和编印工作作出了范例，取得了经验。”“而且所获得的成绩和所产生的政治影响，都远远超出了我们原来的预期。”同时，也表明文史资料工作是政协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周恩来创设的文史专员。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原来都是清一色的特赦人员。在这些人陆续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或全国人大代表之后，也相继安排了一些来自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资深且为革命作出过贡献的人物。这里要说的是由特赦人员转变的文史专员。
据童小鹏回忆，早在1952年2月5日，周恩来总理就指示最高人民检察署与公安部，抓紧研究日、伪、蒋战犯案，并限期提出处理意见。1956年3月14日，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主持第二届全国政协第十九次常委扩大会议，专题讨论处理在押日本和伪满、伪蒙战犯及国民党战犯问题。周恩来指出，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对经过改造有所悔过的战争罪犯，在适当时机分批宽大处理，是有重要意义的。大家经过充分讨论，同意实行分批宽大处理的意见。
1959年建国10周年前夕，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建议，特赦一批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9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同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国家主席特赦令，于12月4日特赦首批战争罪犯33人。至文革前，又陆续特赦释放了5批战犯。以上6批，共特赦了296名战犯。
文革中，周恩来在积极筹备四届全国人大的同时，就考虑特赦在押战犯问题。1975年3月17日，四届全国人大第二次常委会由朱德委员长主持。讨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遵照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向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对全部在押战犯实行特赦的建议。经过热烈讨论，会议一致同意这个建议并作出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予以公民权。”
前后共分7批，特赦了全部战犯。消息传港澳台以至海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台湾形成了“冲击波”。
1961年2月8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首批被特赦战犯溥仪、杜聿明等人的情况和安排意见》上批示：“在北京的七人（溥仪、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周振强、郑庭笈、杨伯涛），第一步一律聘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全国政协文史委的老同志回忆：“同年3月1日下午，7人身着整洁的服装、带着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的任命书，进了全国政协机关大院，开始上班。”全国政协文史委原副主任黄森说，随着战犯的分批特赦，政协先后安排了21名专员。除第一批上述7人外，“第二批有溥杰、范汉杰、罗历戎、李以劻（后来最高法院重新审理决定撤销原特赦通知书按投诚人员对待）、董益三、沈醉（后来最高法院重新审理决定撤销原特赦通知书按起义将领对待）、李佩青；第三批有：廖耀湘、杜建时（后来最高法院重新审理决定撤销其原特赦通知书不以战犯对待）、康泽，后来还有方靖；第四批有：黄维、文强。与第四批同时安排为专员的还有解放后被错误关押，曾于川北起义的原国民党第四兵团中将司令官兼第一二七军军长赵子立。溥仪是清朝末代皇帝和后来的伪满洲国的“执政”、“皇帝”，其他大多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
自第一批文史专员来到全国政协文史委，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室正式成立，行政建制隶属政协，业务上受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指导。这20多名专员，根据各自的经历，先后分别参加北洋组、军事组、政治组和社会组，以军事组人数为最多。其任务一是撰写“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历史资料；二是向各界人士征集历史资料；三是审阅来稿；四是参与编辑出版文史读物。据黄森讲，所有的专员“都写了资料，有的数万字，数十万字，甚至上百万字不等”。“大大加强了这一工作的实力。”
周恩来关注《我的前半生》。周恩来对末代皇帝溥仪所著《我的前半生》给以极大的关注，多次谈到这本书。对特赦释放前的溥仪，周恩来让他在位于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公安部的一个小楼上观看了国庆游行。还对他说，“你过去已经检讨很多，不要再做检讨了。有时间可以写一些回忆录嘛，为祖国多做一些工作。”
特赦后，溥仪回到北京不多日子，1959年12月14日下午3时，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首批特赦人员。溥仪因住在他的五妹家里，单独用小车接他。周恩来和他们谈了4个问题，即立场问题、观点问题（包括劳动观点、集体观点、群众观点）、工作和生活问题、前途问题。谈到立场问题，周恩来强调：“首先站稳民族立场，热爱新中国。”周恩来说：“从鸦片战争到今天，经过将近120年的斗争，中国人民翻了身，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一事实连帝国主义也是承认的。”周恩来目光注视着溥仪说：“溥仪先生，你可以证明这一点嘛，比你们过去搞得好吧？”溥仪赞同地点了点头。周恩来继续说：“国民党统治20多年也没有搞好。今天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站起来了。生于斯，长于斯，这样的国家不爱还爱什么？”大家深为周恩来强烈的民族感情、爱国热情所感动。仅仅一个多月后的1960年1月26日上午11时半至下午3时，周恩来专门接见并宴请溥仪及其亲属，面商溥仪的工作和学习改造问题。有关这次接见的史料，《周恩来年谱》和《我的前半生》图书档案都有记载。这里采用图书档案的资料，因为关于周恩来关注《我的前半生》图书档案记得更详细一些。
溥仪曾说：“我从1957年下半年起，就开始准备着我的回忆录的写作了。”特赦后，溥仪把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撰写的具有悔过书性质的油印本带回北京。
《我的前半生》档案表明，周恩来是在看了《我的前半生》，才接见溥仪的。周恩来说：“你写的东西有20万字，因为总有事，我还没看完，春节后我要出去，现在先和你谈谈。”首先，周恩来充分肯定了《我的前半生》。“你写的那份《我的前半生》还不错。”“你写的东西有价值”，“这是旧社会的一面镜子”。“你的东西基本上是要与旧社会宣战，彻底暴露，这是不容易的事，末代皇帝肯这样暴露不容易。沙皇、威廉的回忆录都是吹自己，英国的威尔斯亲王也是吹自己。历史上还找不出这样的例子，你创造了一个新纪元。”接着指出了《我的前半生》书中的史实有“出入”的问题。档案中，周恩来还谈到特赦后溥仪所处环境的变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时，管理所要溥仪写材料，“那时你不那样做不许可”。但特赦后，写什么或不写什么东西溥仪有选择的自由，“现在环境变了，可做可不做”。周恩来充分尊重溥仪的权利。同时，殷殷嘱咐溥仪：“作为未定稿”，“你再改，改为比较完善的。”“这本书改好了，就站得住了。”最后，周恩来指出了这本书的历史意义：“后代人也会说，最后一代的皇帝给共产党改造好了。能交代了。”
据有关专家考证，这次周恩来接见溥仪，正当群众出版社首次介入《我的前半生》。当时群众出版社临近或许刚刚印出内部发行的灰色封面的《我的前半生》，俗称“灰皮本”。溥仪带回北京的油印本和“灰皮本”在内容上是一样的，同为《我的前半生》的祖本。这就表明，周恩来抓紧时间看的《我的前半生》一定是祖本，对此书修改的时机把握得又早又准，为其修改指明了方向。后来，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主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常务工作的副主任申伯纯，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杨东莼共同负责《我的前半生》的审读活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为《我的前半生》的出版作了很多具体工作。
关于文史资料工作的两次讲话
周恩来关于文史资料工作的两次讲话是指：1962年4月18日在三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3月18日在四届全国政协第一次常委会上的讲话。
1962年4月18日，周恩来在三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讲了11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有关政协的工作问题”。这次会议的背景是这样的：由于主客观原因，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全党和中央逐步清醒过来，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随后，刘少奇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南海西楼会议）。不久就举行了已经推迟一年的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刘少奇把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向党外民主人士通了气，说明几年来国内工作的缺点错误，责任在中国共产党，主要责任在党中央。周恩来就政府工作中的问题，代表国务院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出席会议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为共产党襟怀坦白、敢于承认和认真纠正错误的郑重态度所感召，纷纷表示愿与共产党同舟共济，团结一致，克服困难。
就是在这样“经济调整”和“政治关系调整”的历史氛围中，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在讲话中强调了统一战线的新任务、新发展，现在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可以动员的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并且在“有关政协的工作问题”中说：“首先，政协要多组织一些调查研究工作。要使我们的建设搞得更好，首先就要实地调查，才能知道实际情况，如实反映情况，才有具体材料、具体经验可供讨论和研究。”“其次，政协过去的工作，偏重于政治学习、国际活动和文史资料的收集，今后要多开展学术性的报告和讨论，要有意识地多邀请学术界的朋友参加”。“今后除去政治学习和文史资料的收集工作还应继续进行外，应该更多地进行学术性的报告和讨论。”这是周恩来在政协面临新形势、新任务的情况下，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从政协全局工作安排的角度，既突出了工作的重点，又坚持了文史资料工作。
1965年3月18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四届一次常委会上的讲话的历史背景，与3年前在三届三次会议上讲话的历史条件发生了逆转。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1963年5月江青组织文章在报纸上尖锐批评新编昆剧《李慧娘》，使文艺界气氛紧张。同年12月，毛泽东写了一个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还多次说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在文化部门、文艺单位和全国报刊上，对《李慧娘》、《谢瑶环》等许多戏曲，对《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等许多电影，对许多文艺理论观点，公开进行政治批判。从1964年夏季开始，这种批判又扩大到学术界，从哲学到经济学、历史学等，各个学术领域都有一些代表人物和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在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全国报刊上受到猛烈批判。在广大知识分子中造成人人自危的紧张局面。邓小平、彭真等人曾试图刹车，扭转这种局面，但收效不大。
我们现在看到的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四届一次常委会上的讲话，主要是全国政协的有关文件选编和《周恩来年谱》的披露。这里采用《周恩来年谱》的资料，可以更好地体察周恩来的心绪。周恩来在讲话中说：“搞文史资料，开始是我提议的，到现在已出了五十一期，要认真地搞，工作方向要对，要存真，实事求是。”“用历史知识教育、启发后代。”周恩来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说，“搞文史资料，开始是我提议的”，绝不是表功，而是担起责任。在越来越艰难的时刻，周恩来强调了首先自己不能倒，“要认真地搞”，“要存真，实事求是”。“用历史知识教育、启发后代”。周恩来还告诫实事求是并不容易。他说，“在政府工作中，我的经验是，往往一件事，某人来讲如何如何，可是另一个来讲却又有出入，并不是那样，所以，我们调查研究可要注意第一手材料。”
周恩来这两次有关文史资料工作讲话历史背景迥然，但不论顺境还是逆境，周恩来都坚持了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
另外，周恩来在1965年3月18日的讲话中还表示“下届政协自己将不担任主席职务，以免由于工作繁忙而耽误政协的工作。”并从健康角度考虑，主张“政协领导人不宜兼职过多。”早在1959年4月29日，周恩来在倡导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茶话会上讲：“按照自然规律，人满了60岁，今后的日子总是比中青年人少一点。有些人不服老，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有时熬夜多了就会出点小毛病。”由周恩来口中说出，怕耽误政协工作，由“小毛病”到影响“健康”，这话是何等沉重!
呵护文史工作
周恩来写给邓颖超的一封信。1959年3月18日夜，周恩来获悉任弼时遗孀陈琮英即将去广东，因为十分惦念病中的邓颖超，便连夜修书，请陈琮英带给邓颖超。他深情地写道：
超：
等了几天没接到你来电话，今天听你又病了，甚为惦念。明日当与你通话，希望你能提早回京。我大约可迟到二十三日再走。这几天为报告忙起来了，向国内外又有些文电和事情要办，睡眠便又少了起来。现已夜深。听说明午琮英去穗，写此短笺，聊表怀念。“三八”之日虽未通话，却签了一个贺片，而且还是三十年前的笔名，你看了也许引起一些回忆。老了，总不免有些回忆。但是这个时代总是要求我们多向前看，多为后代着想，多向青年学习。偶一不注意，便有落后的危险，还得再鼓舞干劲，前进再前进啊！
问好
翔宇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八日夜
周恩来出生于1898年3月5日，写信时61岁。翔宇是周恩来的字。
写信后一个多月的4月29日，全国政协举办的茶话会，“是个别开生面的会，只请了年满六十岁的政协委员参加”。周恩来幽默地说，“我也只有到今年才敢召开这个会，因为今年刚过60岁。”如果把周恩来在写给邓颖超信中流露的真挚情感，与在茶话会上号召政协委员撰写历史资料联系起来，不能不让人感到，周恩来是以人文关怀或人文精神做党的统战工作、政协工作。这是一种入情、入理、入人、化人的博大情怀。
著名伦理哲学家马格利特是犹太人，父母都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马格利特从小就对记忆有特别的感受。他在《记忆的伦理》一书中提出了对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问题的思考。马格利特写道，“深厚的关系有父母子女、朋友、爱人、同一国人等特点，这种关系扎根于共同的过去和共同的记忆。”“记忆是维持浓厚关系的黏合剂，有共同记忆的群体，才有浓厚关系，也才有伦理”。那么又该如果对待历史的过错、罪过，过去的灾难和创伤呢？马格利特主张，认真对待过去的严重伤害，要靠“宽恕”，而不能要求“遗忘”，更不能强迫遗忘。社会和解是“不计”前嫌，不是“不记”前嫌。
周恩来开创并发展和呵护的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正是新中国版的记忆理由。同一个民族需要共同的记忆。记住历史的过错和创伤不是以牙还牙，而是为了理清历史的是非对错，实现和解与和谐，帮助建立正义的新社会关系。
周恩来关怀文史专员和保护文史资料。全国政协文史委原副主任黄森说，文史专员“在学习会上，在日常的言谈中，他们反复表达的一种观点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特别是周恩来总理对他们的关怀是真诚的、体贴的、始终如一的”。据童小鹏讲，“周恩来对特赦释放人员一直很关心，根据他的指示，我和中央统战部组织了两次比较大规模的接见，意义十分深远。”一次是1959年12月14日下午3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首批特赦人员溥仪、杜聿明等11人。一次是1963年11月10日下午4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前4批特赦留京人员及家属40多人，并在新疆厅设宴款待。首批特赦的杨伯涛，在自家客厅墙上就挂着周恩来会见文史专员的照片。溥杰则表示，“文史专员这项工作，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的，我觉得很光荣。”“这是周总理派给我的工作，我要好好去做。”
从战犯到公民，从手握枪杆为蒋家王朝卖命，到拿起笔杆为社会服务，对文史专员来说是一个大转折。为了帮助他们顺利实现转折，周恩来首先想到的是，要尽快设法帮助他们恢复或重建家庭。杜聿明的妻子曹秀清、溥杰的日籍妻子爱新觉罗·浩（原名嵯峨浩）、李以劻的妻子丘文升在政府帮助下，先后从海外回到大陆。周振强、罗历戎、郑庭笈、贾毓芝、杨伯涛等人的家眷从外省来到北京。溥仪、宋希濂、杜建时、董益三在有关方面的帮助下也娶了妻室。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除了年老体弱者外，又帮助他们的妻室安排了正式职业。早在1961年2月8日，周恩来就在中央统战部的上报文件上批示：“月薪可提高到每人一百元。”同年6月10日，周恩来接见溥杰和夫人嵯峨浩、溥仪等人。周恩来说：“浩夫人回来了，愿意做个中国人，愿意为促进中日两国友好、恢复邦交而努力，我很欢迎。关于你回来的问题，你的丈夫和溥仪是踌躇的，他们担心中国目前有困难，比日本的生活水平低，但少数人的生活是可以照顾的。你刚从生活水平高的日本来，还不习惯。”溥杰回忆：“文史专员的工资为100元，在当时物价还很低廉的情况下，这是个不低的数字。对我来说，尤其显得优越一些，因为浩回国以后，也享受和我一样的待遇，国家还为我俩出资雇了个保姆。”
当第四届全国政协秘书长平杰三得知溥仪生病且病势沉重，立即给周恩来打电话。因周恩来特别忙，电话占线，打了半个多钟头才打通。周恩来获悉后，指示平杰三，要立刻召集北京有名的几个医生，一定要设法抢救溥仪。当溥仪知道是周恩来告诉平杰三，“召集有名医生群起抢救我”，“使我不禁夺泪而出”。
“文化大革命”使人民政协陷于瘫痪。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攻击“人民政协是牛鬼蛇神的窝子”，胡说“政治岂容协商”，因而全国政协被迫于1966年8月末停止办公。在全国政协机关中，文史资料工作最先受到文革运动的冲击。文史资料被诬为“大毒草”，撰写文史资料和从事文史资料工作被说成是“为牛鬼蛇神涂脂抹粉，树碑立传”。这时，周恩来下达了封存文史资料全部稿件的指示，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稿件除送外地审阅的少数稿件丢失外，绝大部分被保存下来。1966年8月24日，全国政协“机关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向文史专员宣布：“自即日起你们停止学习文件，也不准参加机关运动，一律在机关打扫厕所，搞环境卫生及其他劳动，老、病也不例外，并从9月份起每人每月扣工资30元。”周恩来知道后，让文史专员不要再去机关上班，并让机关发还了所扣工资，对文史专员采取了保护措施。
1967年10月17日，周恩来就文史专员溥仪因病逝世亲自安排。周恩来指示：可根据家属意愿自由选择在革命公墓、万安公墓或人民公墓寄放溥仪的骨灰或土葬。并指示《人民日报》刊发溥仪逝世的消息。12月17日，又就溥仪后事问题作3点指示：（一）抚恤520元，按规定办；（二）溥仪上交政协的稿费全部交其妻子；（三）根据家属意见，骨灰盒放人民公墓。还对溥杰说，是否可以考虑建一座漂亮的陵墓。
回顾周恩来与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可以借用李维汉的一句话：“恩来同志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发展贡献了最大的努力。”历史要说，周恩来对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开创、发展和呵护贡献了最大的努力。
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2007年11月2日全国政协文史工作座谈会上讲：“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周恩来同志亲自倡导和培育起来的。”这是对周恩来与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关系最准确、全面、科学的诠释。
周恩来开创的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历经50年发展，显示了其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情感价值和政治价值。
责任编辑 齐玉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