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新政协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口号被后人誉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国宣言书。“五一口号”发布后，得到各民主人士的热烈拥护，一时形成了众星拱北、万水朝东之势，这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诞生的重要标志和里程碑。
蒋介石集团奉行独裁
导致民主党派在政治上与之彻底决裂
国民党是第一个中国资产阶级政党。1927年中国国民党完成了形式上的全国政权统一。自走上中国政坛之后，一直是一党独裁的政府，不可能也不允许其他政党来分权。所以对民主党派包括中国共产党采取打压、迫害政策。抗日战争结束后，全国人民都希望走上和平的道路，各民主党派觉得自己的主张得以实现，表现得非常积极。然而国民党却撕毁协定，发动内战，并对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进行了疯狂镇压。
1947年5月2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公布了一份诡称是从延安搜获的由毛泽东签署的《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声称：“民主同盟及其化身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组织，已被中共所控制，其行动也完全遵照中共的意志，已成为中共暴乱的工具。”对中共和民主党派进行了大肆污蔑攻击。
7月上旬，国民党召开“国大”，通过了所谓“国家总动员案”，并颁布“戡乱动员令”。随后，国民党当局在上海、北平、广州等地，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逮捕了大批爱国人士。10月问，又在上海、西安、杭州等8个城市先后屠杀爱国人士和革命青年2000余人。尤其对一向倡导民主自由的民盟发起攻击，说民盟是“奸盟”，说盟员是“奸匪”，甚至在报刊上点名辱骂民盟成员。时任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对民盟进行恫吓说：“民盟天天打着反对内战的旗号唱高调，实际上是在反政府。不管谁反政府，都按处置共产党的办法进行处置。”总之，民盟在调解矛盾、呼吁和平、为团结统一说过的公道话，在当局眼里都成了罪状。紧接着，10月，国民党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强行解散，并杀害了民盟成员杜斌丞。国民党的一系列行径，大大地伤害了各民主党派的人心。
更甚者，在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党召开了所谓“制宪”的“国大会议”。出席会议的3000名代表中，几乎全部是国民党代表，只有民社党、青年党为数很少的摆设代表参加了会议，选举蒋介石为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正式宣告步入“宪政”时代，想为独裁统治披上民主法制的外衣，然而却将其面目暴露无遗。
在这种情况下，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纷纷发表声明，不承认“國大”、“总统”的合法性，号召人民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建立一个包括一切民主党派、民主团体在内的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可以说，这标志着民主党派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彻底破灭，也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在政治上与国民党政府的彻底决裂。此时，国民党政府已是人心背离。
相反，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却是另外一种关系。中共不仅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鼓励和支持他们，而且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采取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例如在民盟被宣布为“非法团体”后，新华社于11月5日发表了《蒋介石解散民盟》的时评，明确抗议国民党强令解散民盟的暴行，赞扬民盟与共产党合作战斗的光荣历程，鼓励民盟总结教训，恢复组织，适时转变斗争策略，投入到中国人民革命的新高潮。在中共的支持下，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宣布不接受被迫解散的任何决定，恢复民盟总部，明确表示今后要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就连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也选举产生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布脱离蒋介石劫持下的反动中央，表示同共产党合作，与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携手并进。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发布“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已是众望所归，成为历史的必然。
建立新中国的政治宣言伴随着历史的潮声应运而生
解放战争开始转入战略性反攻后，为适应新形势，1947年10月，毛泽东在陕北佳县神泉堡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这是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充分考虑主客观条件的成熟程度而采取的动员群众方法。
11月22日，中共中央抵达米脂县杨家沟。在这段日子里，毛泽东对如何打败蒋介石，如何联合各民主党派筹备联合政府进行了深入思考。在此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上，他深刻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明确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是全面内战爆发之后，中共首次倡导成立排除国民党反动派在外的民主联合政府。还强调说明，“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显然，中共于此时所提的联合政府中，将居于领导地位——不再是“参股”，而是“控股”了。
1948年4月11日，毛泽东一行抵达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在这里，毛泽东考虑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已是对外公布共产党人政治主张、提出新中国政权蓝图的时候了。
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巧合。
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廖承志，当时率队驻扎在太行山区涉县的西戎村，想到按惯例，每年的这个时候，中共中央都会通过新闻宣传部门——新华社，对外发表宣言、口号，刊发文章、社论。194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写的一篇评论，庄严地宣告蒋介石已陷入全民的包围之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948年“五一”，中共中央是否还有话要说呢?于是，他致电请示中共中央。电文很快传到了晋察冀，当即引起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时机成熟了，条件具备了，又恰逢重大节日，于是，中共中央立即着手起草“五一口号”。
当时的中共党内，既有像毛泽东、刘少奇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不乏像胡乔木这样的功底厚实的理论工作者。因此，“五一口号”在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执笔下很快起草完毕。初稿共24条，内容主要是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向各方面的致敬和问候。口号的最后两条是“毛主席万岁”和“中国共产党万岁”。
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的初稿拟成后，毛泽东征询了在城南庄其他同志和西柏坡4位书记的意见。同时自己字斟句酌地看起来。他的目光盯在“五一劳动节口号”的第五条和最后两条上。原稿第五条是：“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毛泽东将其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可以看出，毛泽东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思考与设想：通过召开政协会议，实现召集人大会议，最后成立政府……第五条建议的“迅
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实际是建立新中国政权的第一步。毛泽东将第23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划掉；将第24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改为“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样，修改后的“五一口号”一共23条。
毛泽东对“五一口号”的发布非常重视。据时任《晋察冀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邓拓回忆：4月30日，我接到紧急通知，要我赶到城南庄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当时，《晋察冀日报》驻在新房村，离城南庄只有一公里远。我见到主席后，主席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主席亲自把《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手稿交给我，让我拿去打印。为了慎重起见，将“五一劳动节口号”打出清样后，我又交送主席审阅。4月30日深夜，主席亲自审改后，于5月1日《晋察冀日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发表，共23条，口号上方还端端正正地印了毛泽东的侧身头像。
同一时期，新华社广播电台和晋察冀机关报《人民日报》也进行了广播和刊发。历史在这里悄然定格，这一口号也成为一个丰碑式的标志，开辟了中国共产党人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长期合作的先河。
一石激起千层浪各民主党派热烈拥护“五一”口号
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口号”，很快传遍了海内外，引起巨大的反响。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纷纷发表声明和讲话，热烈响应和赞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在香港，沈钧儒先生说：“蒋介石召开伪国大，举国唾弃，天怒民怨。而中共‘五一’口号一呼而天下应，足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是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及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啊!”
民盟常委蔡廷锴则对“五一口号”给予极高评价，说：“字字千钧，激荡乾坤。”
郭沫若在一次演讲中，更是激昂地用诗的语言说：“让我们北上，让我们北上，让我们加入新政协的队伍，迎接喷薄欲出的新中国!”
在华盛顿，冯玉祥将军告诉美国记者：“即将召开的新政协，就是中国民主的希望。”
5月5日，中共“五一口號”发布后的第五天，民革、民盟、民进、农工党、救国会、民促等民主党派在香港联合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表示“五一口号”“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之本旨，何胜钦企。”
可以看出，各民主党派在中共发布“五一口号”后的激动心情，那是对新中国的追求，是对新政党制度的向往!这具有非同寻常的、标志性的重要意义，即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已经在政治上实现了从同情和倾向中国共产党到公开自觉接受中共的领导的转变。
到了1949年1月22日，由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位民主人士签署发表的《我们对时局的意见》的声明中明确地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表明了与中共团结一致、真诚合作的决心。
由此，以发布“五一口号”为标志，民主党派全部响应中共号召，建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联合政府成为众望所归。中国共产党最大限度地赢得了各民主党派的人心。
中共中央坦诚备至广邀贤士参加新政协
为促进召开新政协会议主张的实现，在城南庄会议尚在进行之际(5月1日)，毛泽东就致信香港的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民盟负责人沈钧儒，征求他们意见。信中说：
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施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
毛泽东还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三党联合声明，“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他还亲自拟了一个联合声明草案，由当时中共派驻香港的负责AN汉年一并送达。信的最后有一句话令人敬佩：“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其态度谦逊，甚是感人。
之后，毛泽东分别给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旅美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写了一封语气真切、态度诚恳的邀请信，希望他们早日回国，参加会议，共商大事。信中饱含殷切期望之情。在毛泽东的感召下，1949年4月初和8月，70多岁的陈嘉庚、83岁的司徒美堂先后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建国在即，毛泽东想到了一个重要人物——有着国母之称的宋庆龄。在国人心目中，宋庆龄意志坚强，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的一面不朽的旗帜。1949年1月19日，在西柏坡寒冷的冬夜，毛泽东、周恩来围坐在火炉旁，联名给留居上海的宋庆龄写信，力邀北上。联名写信，这在毛泽东和周恩来革命生涯中是唯一一次。信写得言辞恳切，说：“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
不久，毛泽东又给宋庆龄写了言辞更加恳切的信：“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并专门派邓颖超前去邀请。临行前，周恩来也写了一信，交邓颖超一并带去。信中写道：“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北京，可以说是宋庆龄的伤心地，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病逝于此，她曾说不再到北京了。然而她最终被毛泽东、周恩来的尊敬与诚挚所打动，于8月28日，在邓颖超、廖梦醒的陪同下离开上海北上北平。
这几封信只是中共邀请民主人士北上中的一小部分，是由主席亲自起草的，但可以展示出共产党人海纳百川、天下为公的情怀和心胸。
为确保护送工作按时顺利完成，中共中央对进入解放区的路线和安全措施进行了周密布置，周恩来亲自参与筹划北上路线、交通工具和护送人员。
中共整个邀请和护送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的工作，前后持续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自1948年8月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应中共中央邀请，从全国各地及海外陆续进入解放区。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宋庆龄、张澜、李济深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黄炎培、郭沫若出任政务院副总理，15位民主人士出任部长，19位民主人士出任中央政府
委员。民主人士和中国共产党一起，完成了建国大业。
在西柏坡，中央领导人尊贤重士
与各社会贤达坦诚相见，共谋建国大业
各民主人士到达解放区后，受到了中共中央的热烈欢迎。
1948年11月25日，中共與各民主党派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问题”达成协议，明确了新政协筹备会的任务、方案、地点以及参会的单位、人数，确定了新政协应讨论并实现的基本问题，即制定共同纲领，成立中央政府。这就是后来据以召开新政协筹备会，继而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最初方案。这个共同协议，是筹建新中国过程中的一份重要文献。
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后，为更好地团结和正确对待他们，1949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要求我党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向民主人士报告战争、军事政策、政权、土改、外交、经济、文化、教育、妇女运动等方面的情况，要不加回避地正面解答有关党的政策的一切问题，主动向民主人士进行宣传教育，并耐心倾听他们的意见，达到沟通思想、统一认识的目的。
在西柏坡，毛泽东尊老敬贤，与各位贤达纵论战局，为后人留下了诸多佳话。例如他对自己的老师符定一先生力尽所能，给予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就被广为传颂。
教育家符定一受中国共产党邀请到达西柏坡的那天，夜幕已降临，符定一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自迎接于院门口，十分感动。吃过饭后，谈话从晚上11点一直持续到凌晨3点。在谈话中，符定一建议先攻天津，和平解放北平，这不仅于国于民有利，而且也有可能。
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刚传到西柏坡，毛泽东想把这件特大的喜事立即告诉符定一，于是马上叫人派车，亲自前往中央统战部驻地李家庄去。在李家庄，毛主席一见到符定一，就亲切地握住老师的手说：“好久没有见到你老人家了。今天一方面来看你，一方面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傅作义已经同意了我们的条件，北平和平解放了。”符定一一听，高兴地说：“这可是大家的希望，这都是毛主席胸怀广阔和共产党的英明使然，否则，北平怎能和平解放?”毛泽东笑着对符定一说，这是民主起了决定作用，广集群言，也包括您老人家的意见。
当符定一知道毛泽东已两天两夜没有休息，不顾疲劳，把好消息第一个告诉自己时，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地流出了眼泪。临分手时，毛泽东看到符定一的居所十分简陋，条件很差，想到老师年纪大了，坐硬椅子会腰痛，便马上派人从西柏坡送来了一个软沙发。离开西柏坡进北平的前一天，毛泽东又亲自到符定一处辞行。
弹指间60多年过去了，以“五一口号”为标志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一直延续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