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诚先生是中国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大家，也是中国原始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先行者，还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文化学者。在学界，不但他的治学成就和贡献常受人称誉，而且他的治学精神和高尚品德也常常为人津津乐道。
刘先生曾在不同场合、文章里说过这样的话：“我常以在田地里耕耘的农民自况，不管天气多么热，不管日头多么毒，在没有干到地头之前，总是弯着腰挥汗如雨地劳作，直到地头，才肯直起腰来，这时孤独的心绪一扫而光，顿时从心底里迸发出来的是一种胜利者的豪情。我的一生就像是一个永远在劳作中的农民，靠毅力、靠勤奋支持着我的理想，靠汗水浇灌着我的土地。”①可以说，“农民”式的治学精神贯穿其一生，翻阅他那二十余本专著、文集、散文和翻译，一百多本主编和选编的丛书，一千五百余篇文章，便可深深地感受到先生用力之勤，甚至他的新浪博客、民俗学博客和微信朋友圈至今也在持续更新中。这里面既有大部头的皇皇巨著，如百万字《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九十万字《中国原始艺术》，也有见解独到的文学评论、扎实详细的文学史料钩沉，还有篇幅短小、情感真挚的散文随笔。大到一部学术史的写作，小到与文坛友人往来的一封书信，每一点思考、每一段过往，他都真实地记录下来，就像农民收获时珍惜每一粒粮食一样，学术土壤里的“收成”，他一点都不肯浪费，真可谓是颗粒归仓。“农民”般勤恳执着的本色，是其治学的第一特点。
其治学的又一特点是：“边缘人”的心境。冷眼看世界，热血诉衷肠，他忠实地记录着亲身经历的种种文坛往事：1966年《纪要》涉及问题及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伤痕文学”始末、《“歌德”与“缺德”》风波、《电影工作简报》事件、“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的终结、《苦恋》事件、“现代派”风波……谈论起20世纪后半期风云激荡的文坛时，他从不上纲上线，而是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实录论争中的人与事，纠正了许多固有的印象和观念。他以“边缘人”自况，为自己记录文坛事件与掌故、增补文学史料的文集，命名为《在文坛边缘上》。他说：“真正的文人多自谦，戒浮躁，胸怀平常之心，甘为边缘人。粗茶淡饭，布衣裘褐，倒可以冷眼洞察社会，静观人生百态，写出多少能够传世的作品来。”②保持谦逊、“边缘”的心态，不让权力中心的种种“诱惑”代替自己的独立思考，方可写出“多少传世的作品”。可如果没有自始至终对文坛的一腔热血，如何能把那些让人欢欣、让人伤痛的历史细细密密地记录下来！事实上，“边缘”人未曾边缘，说他未曾离开文坛实不为缪。
其治学特点三：知识分子的风骨和担当。这体现在他无论致力于哪个领域，都会尽心尽责，正直坦荡，俯仰无愧。在《人民文学》《文艺报》担任编辑和评论家期间，他不断发现并推出新人新作，甘心“为人作嫁”，如作家张弦、何士光、陈国凯等都曾直接得到过他的推荐和帮助，并因其评论而誉满文坛。在主政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期间，他实际参与主持了“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制定各类文件、成立工作机构、部署编纂步骤、培训各地干部等都由他牵头，“集成”编纂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的工作思路和理念。“集成”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包括五十六个民族在内的民间文学普查，成果总字数逾四十亿。正是他这种“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担当和气魄，保证了这项宏伟的国家文化工程顺利开展。“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可谓是刘锡诚的真实写照。当不再担任领导职务时，他又无怨无悔地退居斗室，著书立说。他治学兼收并蓄，无门派禁锢，处处体现了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气度和格局。他说：“一般说来，农民是务实的，却又是保守的，而我却因所受教育和从事过多种专业的关系，其思维和心态逐渐趋于开放和宽容，学术渊源、知识结构和研究方法也相对多元，并贯穿在我的整个文艺和学术研究之中。”③也正因如此，文学理论家陈辽在《刘锡诚：三十五年四“转身”》一文中评价刘锡诚治学的四个阶段，说“他在文坛扬名以后，却在三十五年间完成了四次‘转身’，在四个不同领域内都作出了可圈可点、不同凡响的业绩”④！
正是有了这样的治学精神，刘锡诚在众多不同领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今天的学界积累了宝贵的财富。但他却说“概括说来，在学术上，我是个两栖或多栖人物。有两个头衔值得自豪或骄傲：文学评论家和民间文学研究者”⑤。受篇幅所限，本文就以这两个最为先生自豪的领域为中心，探讨他的治学精神、学术思想和学术史意义。
文学评论与文学史的建构
刘锡诚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就，得益于1977年至1983年间在《人民文学》和《文艺报》的编辑工作，他与当时文坛的一批领军人物和中坚力量保持着密切联系，甚至一些刚刚崭露头角的作家也在他的关注视线内，许多人因他的评论而被文坛熟知。这一时期，他以敏锐的眼光和高超的鉴赏能力，挖掘并推出了一批真正有价值的作家、作品。
（一）文学批评的思想：求深、求真、求新
刘锡诚的文学批评思想与实践深受19世纪俄国三大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洛留波夫的影响，刘锡诚认为他们把社会历史批评、哲学批评和美学批评熔为一炉的做法对文学批评具有普适意义。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批评理念：“求深、求真、求新。”他的文学批评思想和文学评论文章集中收录于《小说创作漫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和《小说与现实》（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20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发表的八十余篇评论文章多收录于《作家的爱与知》（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河边文谭》（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收入《学者评论家近作文丛》）等。此外，他还与冯牧、阎纲共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二十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收录荒煤、王元化、李希凡、王春元、陈辽、张炯等人的评论选集，这几乎包罗了当时活跃于文坛的老一辈和中青一代的知名评论家，集中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评论的风貌。
1985年10月，应《批评家》杂志约请，刘锡诚在《文学评论与我——我的自述》一文中，回顾了他走上文学评论道路的经历，总结评论经验，阐发批评理念。此时的他已经发表了六七十万字的评论文章，这篇带有理论总结性质的论文也成为反映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重要标志。他指出：“他们（三大批评家）的批判现实主义理论，特别是要求文学面对现实，批评社会，解剖人生等重要原则，至今也还有其积极的意义。”⑥进而，他提出了自己的文学批评理念：求深、求真、求新。其一，“所谓深，就是指文章的见解要深刻，而不是浮光掠影、花花哨哨”⑦。强调的是文学反映社会生活，文学评论也要首先着眼于此，要分析作家如何把生活真实变为艺术真实、如何創造艺术形象，并能够对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作出判断。他指出，文学评论的深刻性还不止于这样横向、纵向的双重考察，若要有所建树，还需要超越具体的作家、作品，上升到更高层面的理性思考，对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中某些迫切的问题，给出理论见解，挖掘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规律。其二，“所谓新，就是摆脱陈套，力求提出新的思想、新的见解，运用新的形式、新的方法”⑧。他强调要遵循文学规律，要从实际出发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要密切关注文学界的动向并肯于思考，这样才能捕捉到新思想、新观点。其三，“所谓真，在文学评论来讲，就是讲真话，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不趋时，不回避”⑨。强调的是评论家要实事求是地发表真知灼见，要有从真理和事业出发去看问题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