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梁启超在综合考辨前辈学者整理古籍的基础上，从事古籍整理实践，认为整理古籍是旧学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整理古籍要有大胆的怀疑精神，求真是其终极目的，又归纳了四种校勘方法，提出检验辑佚优劣的四个标准。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从事古籍整理与研究仍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关键词：梁启超怀疑精神求真目的校勘法辑佚标准
中图分类号：I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50(2007)01—88—4
一、引 言
在中国学术史上，清代乾嘉学派一反明代末流做学问空疏的陋习，潜心研究古籍，对经学、史学、小学、音韵学及先秦诸子百家进行注释整理，硕果累累。他们的好古学风，以诵习经史相淬励，引起了许多古书的复活，影响了近代思想，其“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更为后人所推崇。梁启超就是极力推崇乾嘉朴学求实精神的大学者，他总结清代学者整理古籍的成绩，摈弃了繁琐的考据学风，继承“求真”、“求实”的治学精髓，提出自己的观点，形成了系统的古籍整理思想，对今天的古籍文献整理与研究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二、梁启超的古籍整理思想
(一)怀疑精神是考证古籍的前提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用大量篇幅论述文献史料，其中贯穿了一条红线，那就是大胆的怀疑精神。这一精神影响了上世纪20年代的整理国故的运动。以胡适而论，他对史料的态度是“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梁启超对于古籍史料自始至终都抱定怀疑态度：“采取资料的原则，与其贪多而失真，不如极谨严，真可信才信，无处不用怀疑的态度。”无处不用怀疑的眼光，不迷信史料，认为“任何名著总不免有一部分不实不尽之处”，强调“治史者明乎此义，处处打几个折头，庶无大过矣”治学要以求真为本，读书不可盲从，即使用第一等史料来立说也会导致谬误，还要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不苟同任何人，“苟不惬于吾心，不妨持异同，但能得有完证，则绝无凭藉之新说，固自可以成立也”。梁启超晚年从事古籍整理，有诸多原因，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在政治生涯中已不能东山再起，转而从事学术研究，回归学术。在他看来，与神学、玄学不同，古籍整理时刻都应采取怀疑的态度，因为任何名著、任何古籍史料都不可能完全忠实地反映客观事实的本来面目，“治玄学者与治神学者或无须资料，因其所致力者在瞑想，在直觉，在信仰，不必以客观公认之事实为重也。治科学者，无论其为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罔不恃客观所能得之资料为其研究对象”。研究整理古籍离不开客观的资料作对象，而古籍港如烟海，不能一蹴而就。于是他提出，从事古籍研究，首先要有怀疑精神，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对于那些历史事实明知极不可信而苦无明确反证以驳倒的；二是对史书记载的历史上事件，同样必须持怀疑态度；三是对于历史事实，由于种种关系，“绝对确实性很难求得的时候，便应采取怀疑的态度，或把多方面的异同详略罗列出来。”梁启超的这种怀疑精神，源于康有为，但对康亦心存疑虑，说“至于我，虽然勇于疑古，比起他们也巳瞠乎其后。我生性便如此，一面尽管疑古，一面仍带保守性。当我少年帮助康先生做《新学伪经考》的时候，虽得他的启发思想的补助不少，一面也疑心他不免有些武断的地方，想修正其一部分。”在梁启超看来，对于任何古籍都抱定怀疑态度，再从事整理和研究，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成果。其逻辑思路是怀疑——整理——成果。概而言之，大胆的怀疑精神是古籍整理的前提。
(二)求真是考证之目的 孟子曾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司马迁曾“考信于六艺”，唐刘知儿片创辨伪之风，认为五经和上占之书真伪不分。宋代胡应麟《四部正讹》提出了系统的辨伪原则。清代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胡渭《易图明辨》最有名。崔述《考信录》辨伪方法精妙。梁启超整合前贤的基础上，把鉴别古籍史料总分为两类：正误鉴别和辨伪鉴别，“史料以求真为尚，真之反有二，一日误，二日伪。正误辨伪，是谓鉴别。”辨伪即辨别古书的真伪。伪书指“其书全部分或一部分纯属后人伪作，而以托古人也”。鉴别伪书很重要，若以伪书作研究的基础，结果自然是徒劳无功，史家应当具有鉴别伪书的能力，必须忠实于史实，否则会导致思想混乱，“无因无果，是无进化。如是，则吾侪治史学为徒劳。是故苟无鉴别伪书之识力，不惟不能忠实于史迹，必至令自己思想涂径起混乱也。”古籍中伪书太多，他认为已考定者“什仪二三耳，此外古书或全部皆伪或真伪杂糅者尚不知凡几。”具体而言，他提出十二种鉴别伪书的公例和六种方法证明某书是真书；还把伪书归为十类。
伪书亦有真的一面，这体现了古籍整理思想中的辩证法因素，如说《管子》为管子作则伪，同样《周礼》为周公作则伪，但可用来考战国、秦汉间思想制度，同时判定书的真伪要不能凭空武断，如《山海经》、《穆天子传》等用前十种方法都无法检验，若认为其无价值是不恰当的。伪事与伪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伪事与伪书异，伪书中有真事，真书中有伪事也。事之伪者与误者又异，误者无意失误，伪者有意虚构也。”
对于古籍，不要担心史料的多少，关键是要求得其真实，贪多会失真相，不如求少而阙疑。这体现了梁氏求真的科学态度。不论问题大小，都不能放过，小问题放过，大问题也会丢失掉，这二者是一种辩证的关系；都要以求真为根本，如果没有求真的精神，那么任何研究都是徒劳的。
还要考察史家的史德、史识及所处的地位，选择一二种价值较高的著述为基础，结合前面的两个标准综合评判。他认为史德坏的史家所作的著作应受到特别的审查。史家时刻都要有怀疑精神，要重视对史料的综合、分析、比较。梁氏对古籍辨伪的态度是十分审慎的，下结论很小心，表现了一种严格的科学精神。这与他时时推崇的“求真”态度完全一致。
梁认为“求真”是考辨的目的，以新的学术眼光论述了文献史料辨伪。考证古籍的伪与误是手段，不是目的，为历史研究服务，“求真”是应当自始至终贯穿在整理工作中的根本。梁摆正了文献史料考证与历史研究的辩证关系，前者为前提、基础，后者才是目的，思想批评则必须建立在实事的基础之上，否则将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只能是妄发议论。梁氏指出：“吾非谓治史学者宜费全部精神于此等考证，尤非谓考证之功必须遍及于此等琐事。但吾以为有一最重要之观念为吾侪所一刻不可忘者，则吾前文所屡说之‘求真’两字，即乾嘉诸老所提倡之‘实事求是’主义是也。”在真实的基础上，“运吾思想，骋吾批评”，若所凭借的史料不真实，“其思想将为枉用，其批评并将为虚发”。“吾侪今日宜筚路蓝缕以辟此涂，务求得正确之史料以作自己思想批评之基础，且为后人作计，使踵吾业者从此得节啬其精力于考证方面，而专用其精力于思想批评方面，斯则吾侪今日对于斯学之一大责任也。”
比较《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可看出梁氏提高了对辨伪的认识，认为辨伪书是整理旧学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无论做哪一门学问，都必须做虚伪探求真实的基本工作。若凭借的资料是虚伪的，那么研究出来的结果当然也是虚假的，研究工作就白费了，他认为“中国旧学，十有九是书本上学问；而中国
伪书又极多。辨伪书为整理旧学里头很重要的一件事。”把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辨清楚，尤为历史学的第一级根据。他认为“好古”是伪书发达之总原因。中国历史上有六个造伪时期：战国未、汉初、西汉末、魏晋之交、西晋至六朝、明中叶后。他说，“大抵宋元间，伪书较少。因为他们喜欢自出见解，不甚借古人为重。”这种持沦较公允。他还概括出清代学者六种辨伪方法进行检查，并认为这些检查真伪的方法，虽未完备，重要的基本上包括。
梁氏《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深入论述辨伪理论，探讨古籍中伪书的种类、来历、辨伪学的发展源流。辨伪方法、伪书价值等理论问题，论证精辟、系统，辨伪理论全面形成。他从史迹、思想、文学角度分析伪书的违害，认为伪书会使人类进化系统、时代思想紊乱，使社会背景、学术源流混淆，使学者枉费精神。“研究中国学问，尤其是研究历史，先要考订资料，后再辨别时代”，“随后研究本国书籍才不会走错，不会上当。”梁认为考辨古书真伪的重要性，在当今的历史学研究中也有重要意义，其考证方法可资借鉴。其辨伪方法在吸收胡应麟的基础上作了创新：提出“从传授统绪”和“文义内容”两个方面进行辨伪，“详略重轻，却各不同”，体现了全面系统的辨伪思想。郭沫若先生说：“关于文献上的辨伪工作，目前清的乾嘉学派以至最近的古史辨派，做得虽然相当透彻，也不能说已经做到了毫无问题的止境。而时代性的研究更差不多是到近十五年来才开始的。”这说明梁启超的辨伪思想，影响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代史研究。从以上的分析，我仃1认为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辨伪理沦的开山之人。
(三)总结四种校勘法 我国的古书，在印刷术发明前，大多数是“手抄本”，唐代发明雕版印刷后，刊印的书称“版本”，前人刻印书寸常漏刻、错刻、币刻，刊行的书难免不出现脱、讹、衍、误等现象，直接影响了古文献的质量，不利于学术研究，因此，在引刖古籍以前，必须对它们进行校勘。梁启超重视校勘古籍。他认为，由于古书辗转传抄传刻，讹误不断出现，加上历代心术不正之人，任意窜改，使古书变得十分混乱，几乎无法阅读，要想得到正确的注释，非作一番校勘不可。他说：“校勘之学，为清儒所特擅，其得力处真能发蒙振落；他们注释工夫所以能加精密者，大半因为先求基础于校勘。”并对清儒的校勘作了总结论证，提出四种校勘方法：一是拿两本对照，或根据前人所征引，记其异同，择善而从(据善本校俗本)。二是根据本书或他书的旁证反证，校正文句之原始讹误，在本书或他书找出凭证，有两条路：本书文句与他书互见；并无其他书可供比勘，专从本书各篇所用的语法字法用力，或细观前后文义，以意逆志，发现今本讹误之点。三是发现出著书人原定体例，根据它未刊正全部通有的讹误。如梁氏《墨经校释》发明“经说首字碟经”之例就很能说明问题。四是根据别的资料，校正原著者之错误或遗漏。
总的看来，前三法是校正后来传刻本之错误，力求还出原书的本来面目。校勘范围不超出文句的异同和章节段落的位置。即与著作者算账。(本书和他书两种)。前者如根据《史记》中的世家列传校表之误，或据表校列传之误。后者如用《元秘史圣武亲征录》等校《元史》。此项工作如果扩大，就成为独立的著述，其目的不仅仅为校勘。若专为一部名著拾遗补阙，仍属校勘。由此看来，校勘与著述之间有某种联系。这四种方法包括了清儒的校勘学，第五种方法是章学诚《校雠通义》所论及的书籍分类簿录法。前三种是狭义的校勘学，后二种是广义的校勘学。梁未能把每种方法定名称，“与著作者算账”，违背了“还出原书的本来面目”的宗旨，也不精炼，但基本涵盖了清代学者校勘古籍的方法，对后人启发颇大。基于此，陈垣将校勘方法归纳为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按法。毋庸置疑，梁启超对近代校勘学有开创之功。
(五)提出辑录古籍标准古籍在流传过程中不断散亡。汉学家研治经学时，检读前代著录之书而无所获，就设法从其他记载中转抄出原书，辑佚便产生了。最初是宋代王应麟的《三家诗考》，到了清代，此业盛行。梁氏说，惠定宇弟子(余仲林)辑《古经解钩沈》是“辑佚之嚆矢”。他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有著录而今已佚者，但又为后辑出的书或凭借的资料分为五类：即唐宋间类书为总资料、汉人子书及汉人经注为辑周秦古书之资料、以唐人疏等书为辑汉人经说之资料、以六朝唐人史注为辑逸文之资料、以各史传注及各古选本各金石刻为辑遗文之资料。梁氏认为清代康熙年间官修《全唐文》、《全唐诗人《全金诗》按经史子集四类列出清代学者辑佚的成就。至于方法，他提出可以从《孟子》、《墨子》中辑告子学说，从《孟子》书中辑许行、白圭的学说，理由是先秦诸子百家，多数散见于同时代人的著作中。
他提出四个评判辑佚优劣的标准：注明佚文出处，几部书同时征引，则举其最先者。能遵守此例者优，否者劣；求完备，所辑佚文多者优，少者劣；求真。若贪多而误认他书为本书佚文则劣；尽量整理原书篇章，还其本来面目，杂乱排列者劣。他认为邵二云所辑的《五代史》“功等新编，故最优”。
值得注意的是，辑佚书籍，必须审视原书的价值，一本平常的俚书或伪书，即便搜辑完备，也无益处。我们若用上述标准来检验辑佚书，对于当今从事古籍整理仍有指导意义。辑佚书籍，没有创作精神，但可检验抄书的功夫如何。梁肯定清儒辑佚成绩，对于晚清一些学者沉湎子辑佚进行批评，他们“研究上古史打笔墨官司”，附合刘知几《疑古》、《惑经》，“这种不是不好，其实和校勘、辑佚无异。……辑郑注的《尚书》和《易经》，以为了不得。乾嘉以来的经学家便是这种风气。其实经学不止辑佚，史学不止考古”。梁启超摆正了辑佚与历史学的关系，认为“钩沉、辑佚一类的工作也要做，但不要把没有真伪问题的现存史料丢开不管。”针对辑佚，章学诚则说：“分之俗儒……盖逐于时趋，而误以襞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后世也，如先秦火末毁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矣。”章氏否定辑佚工作，走向另一个极端。研究上古史、中古史，不能只停留在古籍史料的钩沉与辑佚这一层面上。要辩证地看待辑佚与文献史料的关系，它对古籍史料的整合与利用有一定的价值，倘若专门以辑佚书作为做学问的终极目的，放弃研究和创作，这种做法当然是不足取的。
三、梁启超古籍整理思想的局限与启示
(一)局限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沦》中自评一样：“启超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他的古籍整理思想的确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极端的怀疑眼光。如他认为“任何名著都有不实之处”、“无处不用怀疑眼光”等等，做学问抱定怀疑精神是可取的，但处处怀疑容易走上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极端，如何把握怀疑的“度”，梁启超未能阐明。这一点，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学风，他自己也承认：“我从前做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对于鉴别史料说的很多，许于近来学风有影响。此是近代学风之中稍微一点不满意所在。”二是他的古籍整理，有草率结论的现象。如《老子》一书的年代问题，他写有《论<老子>书作于战国末》，对当时影响很大，但此说并不能成立。自从郭店楚简中《老子》公布后，人们对《老子》成于战国初期已形成共识。这是考辨出土的材料对梁说的修正。此外，梁启超的古籍整理，基本上用文献对文献的方式进行，运用地下出土材料证文献古籍显得不足。他常有新发明，术能推广应用，如评价《管子》是“一部类书，倒还可以，若认为一种专书，那就错了。”郑樵说：“大抵开基之人不免草创，全属继志之士为之弥逢。”梁启超作为刨新辟莽之人，囿于时代，不可能完美无缺，其不足之处正待后学修正完善。
(二)启示 综上所述，梁启超珍视我国的古籍文献，通过自身的整理实践，形成了独到的思想方法，唤起了那个时代的学者对古籍文献的重视和研究，进一步钉破传统思想、树立科学的治学方法，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为后来古籍整理方法的系统化奠定了基础，正如他自己所说，“梁启超可谓思想界之陈涉”，他考证古书年代、定古籍价值(特别是辩证地看待伪书的价值)等方方面面的思想在当今中国仍闪耀着光芒。他不失时机地提出希望，要求后代学者重视古籍理，如他认为王充《论衡》值得整理一番；《慈恩法师传》、《大唐西域记》两本书“之整理有待于将来”，他为我们指明了方向。随着时代的推进，现代考古学的发展，人们对古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新的结论层出不穷。我们既要吸收梁启超等前贤的经验方法，充分运用地下出土材料和现代科学技术整理宝贵的文献典籍，“化腐朽为神奇”，又要担荷弥逢前贤缺陷的责任，进一步完善古籍整理理论。无论如何，“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梁启超开启了后人对古籍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在此领域他当之无愧地占有一席之地!
责任编辑：俞 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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