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先秦时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中，包含了丰富的音乐美学思想，从表面看来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积极进取，一个消极避世，两者存在着极大的对立碰撞，但实际上两者充满了人文关怀，对立中互补与交融，达到了音乐艺术的最高境界，即真、善、美的合一。
关键词：先秦儒道 音乐美学思想
一、先秦时期的文化背景
先秦时期指我国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国家的四分五裂，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文化思想碰撞最为激烈的时期，也是最具有开拓创新时期。一方面继承了先秦前音乐源头思想，另一面这个时期文化思想逐步积淀形成汉文化的民族思维文化心理结构。这个时期出现了儒、道、法等诸子百家争鸣景况，并逐渐产生了以儒道两家为主的音乐思想流派，形成了先秦主要音乐思想脉络，儒道两家在对立互补中，形成了我国两千年来，音乐艺术家创作的根基。
先秦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家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道家以老子、庄子为代表。
孔子的音乐思想核心记录在《论语·泰伯》中，“礼乐”思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仁进乎乐，义进乎礼”中国孔子礼乐思想一直被我国音乐家和世界美学家所研究，为什么“乐”前“礼”来限制。它传达了中华审美什么理念精神？追溯“华夏”和“中华”之称的由来，唐代学者孔颖达认为“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也。”《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疏》，《唐侓名例疏议释义》“写道中华者 ，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武，习俗孝悌，居身礼仪，为之中华。”《乐记》中记载“乐由天作，礼以地制。”礼乐结合是天地万物程序的体现，礼于乐相辅相成是一种乐内礼外的表现。《乐记》曰“礼乐不可须臾去身，致乐以治心，故乐者，动之乐者也，礼也者，动之外者也。”儒家认为，只有内心建立起德的根基，外在的言行规范才符合真正意义上的礼，以乐治内，重在引导人的性情心志，没有乐的礼不是礼，没有礼的乐不是乐，“礼”无疑是中华民族的核心内涵和标志，“礼”浸透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中。“礼”在西方思想中似乎并不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西方用风俗的差异来区分文化，礼是中西方文化的区别。中国是礼乐文化，自周代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
《乐记》孔子的礼乐核心思想“仁”的本质就是审美，“仁”即爱人 ，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与仁，游于艺。”《论语·泰伯》这里道是意向，德指基础，仁指依据，艺指自由的客观知识，这里也包含了音乐技能知识，掌握客观规律的自由感受。这里孔子关于一个培养完全人，人格实现的要求。从根本上“仁”是把人性情感本身当做最高的人道的本性，这是儒家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起源。这种仁的审美区别了动物的情感哲学。把与治国安邦和深刻体验大众疾苦紧密相连，“仁爱论”形成了贯穿中华美学几千年的对人际的诚恳关怀，对大众的疾苦身同感受，对中华民族的当担，“仁道”已经成为几千年华夏音乐家们创作特点。孔子曾对“成于乐”在《论语·宪问》中做过详尽的解释，他认为君子修身如果不学习礼乐，不能成为一个完全人，因为乐直接感染，塑造人的性情于心灵。“礼”从外部规范的培养训练，这是关于理性的建构，“乐”关于内在心灵沉积。乐是关于审美结构的呈现，在审美结构中审美是感性的，是超越礼仪、德行、语言和行为的最高形式。这种存在时人自由的感性和感性的自由，这是音乐哲学美学的最高形式，这种自由境界不仅停留在技术规律上，而且是为了实现自由的人生境界。中华音乐艺术所以更富有以情为重的人情味重的特色与孔子奠定的这一音乐哲学羙学理念充分呈现在我国音乐——美学领域中。和西腊神话英雄主义音乐美学相比它排除了各种自然放纵的性格情绪，大肆渲染的情欲，使之以道德的范畴进行规范，以人性的自觉和人道情感为本体追求。这种严格的自制形成了中华民族品德和民族心理。
儒家另一代表人物孟子。李泽厚先生在《美学三书》认为孔子赋予了中国传统美学上人性上的自觉，人格的完成，人生的领悟的意识，孟子是最早树立了中国审美范畴的崇高，这是音乐哲学美学中生命道德的主体力量。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音乐美学思想，他主张“性善”论。提出“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孟子·告子上》他认为天下人对音乐都有共同的美感，美感共通性的基础是感官的共通性，生理感应的共同性，圣人和凡人只有先后之分，并无先后之别。他提出“与民同乐”认为音乐上“独乐乐”不如“人乐乐”，少乐乐不如“不如众乐乐”。孟子延续了孔子的仁，但更高层次的体现，个体的人格魅力更进一层。孟子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感性中的超感性气节，这种把崇高化为气势化为感性力量，形成了中华民族音乐艺术的气度与生命力，历史上抵制外来侵略，反抗压迫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艺术家这种浩然正气，譬如梅兰芳宁死不愿为日本人演出这种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质；在八国联军侵略，祖国四分五裂时这不光是理性的道德范畴，而是集聚理性释放出来的超感性的力量，近代音乐家冼星海、聂耳等创作大量的音乐作品中显现了这一种主体道德的生命力量。正是这种超道德的心里本体使得中华文明得以长存。
人们把孔子、孟子看成儒家正统，往往却忽略了另一个重要人荀子，儒家学派假使没有荀子很难想象中国文化的样子。孟子、荀子是儒学不可或缺的双翼。荀子不同于孟子，主张“性恶”论从“礼”的方面完善了儒的思想，他的音乐美学思想集中于《乐记》，他强调“礼”，主要音乐思想涉及四个方面：一、阐述了音乐的特征，他认为音乐的表现形态的特征是“审一定和”即选则一个中音作为基础，用以产生并组织其他各音，使乐曲和协发展，音乐表现对象特征是“穷本极恶”即充分表现人的本性的和千变万化。音乐的本质表现人的本性和变化，表现了“人之道”；二、荀子肯定了音乐的社会功能认为音乐足以表现千变万化的思想感情和社会生活足用以表现先王之道，音乐是治理人的极为重要的手段，并非墨子音乐无用思想，他主张乐和礼配合起来，引导人们使人性变恶为善使国家变乱为治；三、荀子强调区分审美层次的高低，他认为重在得“欲”是小人，重在得“道”为君子，用道德来指导音乐欣赏，约束享受音乐的欲望，主张“以道制欲”、“美善相乐”如果说孟子以道德贯注人的感性而提出的“性本善”那么荀子从现实客观来改造世界而提性出的“性本恶”；四、荀子提出“中和”强调中和以礼为本，认为合乎“中和”的是“礼乐”反之为“邪音”。《礼记》中《荀子·儒效》对儒家审美思想作了全面总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者谓之和，和也者， 和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到也。”表面上看荀子美学思想好象和儒家大相径庭，实质是将儒家美学思想世俗化、实用化，使儒家美学思想趋向成熟。
荀子实质是倡导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自然和谐的美学境界。
儒家音乐美学一开始是从人到天，从人道到天道，从政治社会到自然社会，把主体引向人本身，没有象西方狂热的宗教情绪，也没有盲目的追求英雄主义，而是从强调个人内在感性陶冶塑造到追求社会，自然的节奏与和谐形成了华夏音乐美学思想的基础和主流。
值得反思的是中国的音乐思想主流中一开始便排斥罪恶、苦难、消极的因素，回避现实冲突和痛苦，总是以大团圆的结局来抚慰受伤的内心来掩盖现实与内心，也形成了中国式独有的音乐哲学审美心里，中国音乐艺术开始就打上了“礼”的烙印，宗白话在他的《艺术与中国艺术》写道：“中国人感道宇宙全体是大生命的流动，其本身就是节奏与和谐，人类社会生活里的礼和乐是反射着天地间的节奏与和谐，但没有西洋文艺——西腊以来所负有的悲剧精神，在中国艺术里却得不得充分发挥，往往被拒绝和躲避。人性由激烈的内心才能挖掘出深度，往往被浓情的和谐的愿望所淹没，并没有西方音乐中的波澜壮观。”儒家思想逐渐被统治阶级所用，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中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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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玫，湖南涉外经济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