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古代音乐史是以研究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为目的，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史，则是专门研究古代音乐史的历史发展轨迹为目的。综观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历史，从《尚书》开始，就已经有了研究音乐文化自身的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到今天为止，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带有自身性质和特点的学科。近年来，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呈现出“繁荣”的局面，音乐史专著、论文等各种形式的成果不断地涌现。新的学科与边缘学科如音乐文献学、音乐形态学等相继出现并有不少成果面世。本文从选取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之音乐文献学、音乐形态学两个视角，对中国古代音乐史学进行梳理和综述。
关键词：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文献学;形态学
一、音乐文献学之研究
近年来，音乐文献学的研究呈现繁荣的趋势，除了以专题性的著作形式出版之外，还有不少是关于对音乐文献整理和研究的方面的文章发表。更可喜的是，近年来的研究，不局限于对音乐文献本身，有学者已经关注“音乐文献学科”建设，研究群体既有音乐学方面的学者，也有图书馆学的研究人员，他们从各自专业和学科角度出发，对文献学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地探讨、研究，为创建音乐文献学框架体系做出了贡献。关于音乐文献学学科建设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冯文慈《中国古代音乐文献目录概要》（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0年第3、4期）、赵玉卿、郑莲《古典音乐文献学漫谈》（交响，1998年第4期）、郭小林的《关于音乐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初步构想》（黄钟，2000年第2期）、孙晓辉的《音乐文献学的古典与现代》（黄钟，2005年第2期）以及陈建华的《20世纪中国音乐文献学研究概述》（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等。
冯文慈《中国古代音乐文献目录概要》（上、下），这是一篇全面介绍中国音乐文献的重要文论，本文从古代音乐文献的特点、中国古代目录学发展的主要脉络、现代成篇的音乐文献目录和本文的任务、音乐文献目录简介几个部分，论述了中国音乐文献的方方面面。赵玉卿、郑莲《古典音乐文献学漫谈》一文从古典文献的一般知识、古典文献整理的方法、古典音乐文献与音乐考古的关系、中国古典音乐文献学建设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该文提出古典音乐文献学是古典文献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由于中国古典音乐文献大都零星地散落在其它古籍中，故需要对它们进行搜集、挖掘、整理、介绍，以便人们能方便的使用。
关于音乐文献学的学科体系的研究，是这十年来学者们关注的问题之一。郭小林《关于音乐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初步构想》对构建音乐文献学学科体系的逻辑过程和音乐文献学的学科体系进行了阐述，提出构建音乐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意义在于从理论上再现其学科的全貌，即以音乐文献为逻辑基点，通过对音乐文献活动（即音乐文献的生产、传播、整理、典藏、揭示、评价和利用全过程）的研究，勾勒出音乐文献学的理论框架，进而高度抽象和概括出带规律性的理论与方法，以求真实客观地反映学科发展的普遍规律和未来趋势。
对音乐文献学的学科界定、学科的构建和研究，出现了不少成果。孙晓辉《音乐文献学的古典与现代》从音乐文献学的学科界定、古典文献学理论与音乐文献学的实践、20世纪以来中国音乐文献学的重要成果介绍、音乐图书馆学、音乐文献学对中国音乐学研究的启示六个方面，对音乐文献的学科建设等各问题进行了论述。音乐文献学正在成为音乐学研究的新视角，融会贯通古典与现代两种意义上的“音乐文献学”，是音乐学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宋显彪《音乐文献学的两点思考一一兼与孙晓辉（音乐文献学的古典与现代）商榷》本文在音乐文献学建设方面与孙晓辉商榷。该文认为音乐学研究者和图书馆学研究者对于音乐文献学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从“音乐文献学与音乐图书馆学”和“古典音乐文献学与现代音乐文献学”两点出发进行讨论，两者在研究方法、对象、内容、目的等方面都有差别。陈建华撰写《20世纪中国音乐文献学研究概述》，则对音乐文献学的学理渊源，当代音乐文献学的构建，音乐文献的特殊标准化逐一剖析，并对当代音乐文献学的研究成果做出梳理，勾勒出20世纪中国音乐文献学较为清晰的学科轮廓。
在古代文献古籍的校注与研究方面，王小盾主持《历代乐志律志校释》项目，拟在丘琼荪同名成果的基础上，校勘《隋书》以后所载的十一种乐志律志。他指导的博士生李方元、孙晓辉、王福利和温显贵完成的《两唐书乐志研究》《宋史乐志研究》《辽金元三史乐志研究》和《清史稿乐志研究》四篇博士论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王小盾所主持的这个课题，为中国古典音乐文献学的建设将发挥很积极的作用。郑祖襄《（隋书·经籍志）音乐书述略》则从文献考证方面，对《隋书·经籍志》所收录的音乐书进行梳理与研究。认为《隋书·经籍志》从书名上看大致可以分“乐府歌词、宫廷雅乐、音乐思想、琴学、乐律学”五个方面。这些书是东汉至隋五百多年音乐实践及音乐文化学术发展的反映，是研究这一段音乐史“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不可替代的历史信息。李白浩的《浅析陈澧（声律通考）要旨》也是一篇考证古代文献的文论。《声律通考》是清代陈澧撰写的一部重要的乐律学著作。该书以匡凌廷堪《燕乐考原》之谬为出发点，论述了律、调、谱、器等多方面的内容。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全书内容作简要梳理与研究，以凸显该书的主要学术观点。
关于音乐文献学方面的学术成果，近年来呈现出丰收的景象，热衷于音乐文獻的学者群体逐渐扩大，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代表性的成果还有：李方元《我国正史乐志书写的形成与其音乐实践基础》Ⅲ、孙晓辉《（旧唐书·音乐志）的史料来源一兼论唐代乐令》、王福利《从辽金元三史的编纂看其乐志的史料来源》、杨和平《当代音乐学中音乐文献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一一对建立中国音乐文献学的初步构想》等等。
二、音乐形态学之研究
近年来音乐形态方面的研究，学者们关注到音乐形态的各个方面，表现在对音乐制度、音乐体裁、宫廷音乐、音乐机构等不同方面。
关于音乐形态学之古代歌辞、曲谱的研究，王传飞《相和歌辞研究》运用歌诗艺术生产的理论与方法，把相和歌辞作独立的研究对象，对汉、唐千年间的相和歌辞艺术进行了较为全面和详细的研究。吴晓萍《中国工尺谱的文化内涵》。是从文化内涵方面对工尺谱的研究。从工尺谱的本质特征、与传承方式相联系的框架性特征、谱字的多义性、与传统乐律学的关系等四个方面，探讨工尺谱的文化内涵。崔宪的《曾侯乙钟铭“（龠禾）”字探微》，从“和”字的字义、曾钟的音位排列、《管子》所记五音、齐国黄钟、古琴的两种乐调称谓、古琴“十徽”的音高特性以及笙的音位定制等方面看，其内涵十分丰富，其更深层的含义更待一步的深入研究。
音乐制度是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一个重要关注点，许继起《秦汉乐府制度研究》追溯秦汉礼乐建设的历史，采用立体的研究方法，考察了秦汉乐府制度的内部结构，着重探讨了乐员、乐器、乐类的来源、结构以及形成等问题，揭示秦汉时期乐府制度建设的历史面貌。卫亚浩《宋代乐府制度研究》通过对宋代乐府制度的全面考察，认为宋代教坊的建立开始于建国初期，到真宗、仁宗朝教坊进入了它的全盛期。到南宋，教坊开始进入了衰落期，直至绍兴末年被废，宋代教坊的历史彻底终结。南宋教乐所是教坊的遗构，是教坊职能的替代者。教坊的衰落与教乐所的出现是市井音乐兴起的必然结果，在新兴的民间音乐文化的冲击下，宋代原有的教坊体制发生了质的改变。康瑞军《历代音乐机构与乐官制度研究现状述评》从“进展与回顾”“总结与思考”两个方面，对中国历代音乐机构与乐官制度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认为学界对古代音乐机构与乐官制度的研究，以岸边成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一一乐制篇》为肇端，并逐渐受到广泛关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形成了以断代研究为分界的课题链。进一步重视机构与乐官制度设置的功能挖掘、横向定位及朝代内部的阶段沿革等方面的研究，应是该领域走向学术成熟的必要环节。
王子初《中国青铜乐钟的音乐学断代一一钟磬的音乐考古学断代之二》对中国青铜器的断代进行了研究。认为青铜乐钟在先秦乐悬制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留存到今天的材料为青铜乐器的断代研究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青铜乐钟的音乐性能、演奏方式等音乐学内涵，应该是乐器研究的主体部分。该文拟通过与乐钟演奏手法相關的结构设计、与编钟音乐性能相关的内部结构特征、青铜乐钟调音时的磨砺手法以及乐器的音列音阶的组合关系的考察作断代研究，以图初步建立起中国青铜乐钟的音乐学断代标尺。
对大曲、法曲的研究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之一。吕洪静《唐时大曲、法曲两分明》对大曲与法曲的结构、形态等作了论述，对两者加以界定和区别。认为“法曲”结构中包含着“大曲”“大乐”，而“大曲”“大乐”结构绝不能替代“法曲”，两者泾渭分明，不应混淆。杨洁的硕士论文《汉魏、隋唐大曲结构及其差异性研究》，认为汉魏大曲和隋唐大曲是中国古代音乐史歌舞伎乐时期的代表性音乐形式。但是两者却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条件，从而在曲体结构、乐曲来源、内容、表现、使用乐器与乐律等各个方面呈现出相当的差异性。
还有不少文论涉及音乐制度、音乐体裁、音乐机构等的研究，在此不——罗列。此外，还发表了一些关于对音乐专题方面的研究成果。如对于古老民歌《弹歌》的研究文论有：熊祖鹏《（弹歌）研究综论》（音乐探索，2005年第3期）、刘正国《（弹歌）本为“孝歌”考》（音乐研究，2004年第3期）、易人《一首极具史学价值的（斫竹歌）》（人民音乐，1999年第7期）、徐荣坤《千年古（弹歌）传存在民间》（人民音乐，1999年第7期）、陈四海《古谣（弹歌）又一说》（乐府新声，1999年第3期）等等。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史学研究的传统，近代的音乐史研究除了继承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之外，将研究对象放在历史中进行多视角的探讨，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也被采用。音乐文献学是在古代遗留文献典籍中找寻古代音乐历史的真实面貌，音乐形态学则是探究古代音乐的形态之音乐本体的具体情形。这些研究，丰富和充实了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具体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