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国家“211工程”三期“艺术理论创新与应用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郭建平（1974－ ），女，汉，河北涿鹿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中国考古与艺术史研究所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出站博士后，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艺术历史与考古，书画文献研究。
杜汭（1978－ ），女，汉，天津人，南开大学历史学硕士，河北大学艺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美术学。)
（1.中国国家图书馆 发展研究院，北京 100081；2.河北大学 艺术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摘 要：中国书画史的发展除了由古籍文字承载之外，由于此领域的特殊性，图像也是重要的文化信息载体，而图像文献作为信息的载体，与文字文献相比较直观，有其自身独特的价值，很多时侯作为旁证或佐证补充文字文献资料，来共同作用说明问题，尤其在艺术史上，图像文献是起主导作用的。
关键词:“图像证史”；文献；《图谱略》；中国书画艺术；作品；历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J202文献标识码：A
一、图像文献的概念及其发展
中国书画史的发展除了由古籍文字承载之外，由于此领域的特殊性，图像也是重要的文化信息载体。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GB3792. 183)，对“文献”做了严格的定义，即：“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也就是说，文献是非物质形态的知识信息与物质形态的载体结合的统一体。”而图像文献作为信息的载体，与文字文献相比较直观，有其自身独特的价值，很多时侯作为旁证或佐证补充文字文献资料，来共同作用说明问题，尤其在艺术史上，图像文献是起主导作用的。蔡鸿生认为“图像证史”与“诗文证史”、“金石证史”同曲而同功。①运用图像资料既要求历史学的博学，艺术的才思，又要求考古学的实证。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曾谈到，不仅是档案和函牍，甚至寻常百姓的流水帐和同仁堂、王麻子、都一处的店家帐薄都有社会史意义。这与清代学人主要依靠儒经诸子、正史通鉴、重要文集相比显然更贴近社会真实场景。因为那些普通民众的生活流水帐也是信息的载体，可以生动地反映一般民众实际生活状态，这是一般的正史文献无法相比的。②而图像文献也有一般主流正史文献所无法比拟的特色。宋人郑樵著《通志略》，其中的《图谱略》“索象”则专门讨论了“图”、“书”互文性的重要性：“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举而措之，如执左契。后之学者，离图即书，尚辞务说，故人亦难为学，学亦难为功。”关于图的考释，《说文解字》载：“图，画计难也。从啚。啚，难意也。”《国语》曰：“夫谋必素见成事焉而后履之。谓先规画其事之始终曲折，历历可见，出于万全，而后行之也。”《释诂》曰：“图，谋也。啚即都鄙之鄙，版图，故画都啚也。”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图当训地图。许君于冋下云：国邑今言城市。从啚者，余往岁撰《释图篇》，定啚为鄙之初字。……物具国邑，又有边鄙，非图而何哉？……地图者，图之初义也，实义也；图谋画计，图之引申义也，虚义也。”从这些古典文献来看，所言之图多指地图，而南朝金紫光禄大夫颜延之所言之图含义则复杂得多。“图载之意有三：一曰图理，卦象是也；二曰图识，字学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又周官教国子以六书，其三曰象形，则画之意也。是故知书画异名而同体也。”此段记载见于《历代名画记》之《叙画之源流》，此书是中国史论家的必备之书，颜延之将图载分为三个层面：图理、图识、图形。图形指绘画，图识指字学，图理指卦象。图理就是图画与符号构成的基本原理。他所言之图含义是多重的。
中国文化的历史遗存，不仅在于文字,而且在于图画，图画与文字共同构成原始材料。图像文献作为文字文献的另外一个存在空间和解释空间,可以作为旁证，二者之间有一个相互对照阐释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系统，葛兆光曾谈到图像文献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作用，比如，古代中国的佛教与道教就有在仪式上作为想象神祗世界悬挂的画轴，这些图像是在大型宗教仪式中使用的，通常图像是仿照宗教建筑的三面墙壁安置，中间正面的是最高的主神，两侧是各种辅助性的神仙或菩萨，共同象征着宗教所设定的“圣域”，宗教理想的境界引起信仰者的崇拜、向往和模仿，因此这类图像作为思想史文献时，常常需要将它放置在宗教仪式中，考察它的象征意味。如20世纪初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带至巴黎的，有明代景泰五年铭记的《水陆斋图》，就是佛教水陆大会中使用的，它不仅向信仰者讲述着天界的情形，而且按照法国学者的研究，这种仿佛金字塔（pyramid）式的空间构造有着“向着中心众星拱北斗式的涌动”的意味，它本身就呈现“中国人的世界观和自然观，以及对万物的看法”。③所以，图像文献对世界进行描绘时，注入了很多创作者的认同与关怀，从心态史的角度看，其比文字文献更容易传达当时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绪与心境，而在书画史研究中二者的结合最为紧密。甚至可以说，图像文献在某些背景下会比一般文字文献更有表现力。曹意强在其论文中谈到图像资料的作用时道：“中古佛与道教造像，是否表现了民众社会普遍的救赎信仰和来世观念？唐代以前墓室壁画中常见的四神图像和出行仪卫在宋代渐渐变少，宋代墓室壁画中家庭日常生活画面的普遍出现，是否证实了唐、宋之间社会和观念的巨大变革？南宋临安与北宋汴梁以前的都市空间格局的不同，是否体现了北宋与南宋对于政治中心的想象的变迁？明代以后传统家族祠堂祭祀时悬挂左昭右穆整齐有序的挂轴画，是否流露的是上下内外等级森严的社会伦理意识？至于乾隆时代的《万国来朝图》和《职贡图》，是否可以看作是近代中国朝野仍然沉湎在朝贡
体制和天下观念中的历史证据？” ④早在南朝时谢赫就意识到“千载寂寥，披图可鉴，” ⑤图像文献与文字文献一样见证历史。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也曾强调图像的重要性：“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图像与文字都是人类观照、理解、建构世界的主要工具。图像使人认识世界形象，文字用以表示世界原理。以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来看，出土文献是最应受重视的文献，而大量的出土文献都是以图像为载体的。如果真如古代人理解的那样，象中蕴理，理以象出，那么，我们不仅可以在文字文献中找到所要研究问题的答案，也许还可以在图像资料中找到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的关键所在。“图像与文献都是历史的证据。但是，要使它们成为有用的史证，就必须认识它们各自的性质。图像能否在历史研究中产生真正的作用，关键是要发展出一套批评、考证和读解图像的方法，而这套方法在精神上类似于史学家所使用的文献考据法，但在形式上则与之不同，必须适用于读解图像这个特殊任务，因为图像不仅隐含着特定的文化密码，而且还有其特殊的语言与形式密码。” ⑥而且，在“可鉴”历史的同时，也要注意到阅读图像的历史，一如阅读文字的历史，要有取舍，很多图像文献有其自身的审美意义，甚至这是其主导价值，它只是间接地反映社会问题，而且需要接受者有一定的“观看”能力，况且对图像文献不只要关注其直观审美价值，更要结合时代背景，这就脱离不了文字文献，否则不可能产生真正有意义的学术成果。⑦
其实，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图像相当丰富，蕴涵着相当丰富的信息，尚需要一些方法上的摸索，下面便尝试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根据《元史•释老篇》记载：“释老之教行于中国，已有千数百年，然其盛衰系于时君之好恶，如佛之於晋、宋、粱、陈，如黄老之于汉、魏、唐、宋，其效可观。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清代历史家赵翼在《考史杂录》卷十八“元时崇奉教滥”一节中提到，“古来佛事之盛，未有如元朝者。”元朝崇敬喇嘛教，始自第一代皇帝元世祖忽必烈，他在“万机之暇，自持数珠，课诵、施食”外，并曾在太庙落成时，亲自与全国四万僧侣举行戒会七天，从此定为永式；此外，他向群臣宣布：“自有天下，寺院田产，二税尽蠲免之，并令缁侣安心办道。” ⑧1253年，忽必烈年号始建，举行供奉西藏喇嘛教护法神摩哈刺（亦译为大黑天）的仪式，西藏喇嘛教至此成为蒙古人的官方信仰。光有文字记载不足以再现当时西藏喇嘛教的盛况，文字记载如果有图像文献的旁证，也许对于说明这段历史更具说服力，以制作于1328年元皇家藏式缂丝作品《大威德金刚曼陀罗》（现存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为例来看，此时期藏式风格成为官方肖像画与装饰艺术的主流，元帝王像显然与前代的宋及后代的明风格迥异。此图是彰显帝王气的肖像作品“织御容”，元帝王显现在曼荼罗的宇宙实相互通灵的时空，也即坛场中，并处于捐赠人的位置。左下角是元朝文宗（图贴目尔）及其兄长，右下角是帝王的配偶们，野牛型金刚处于此坛场的中心位置，此神灵为蒙古民族的保护神。这件作品中的各个细节都充溢着浓郁的宗教气氛。⑨帝王像设在密教坛场中只有在元代才出现，元朝喇嘛教盛行的情况可见一斑。对中国传统肖像画习以为常的接受者由于“陌生化”会对此图产生强烈的关注，此图与其他朝代帝王像迥然不同，其差异甚至可以超逾观者的理解力，所以需要接受者阅读那个时期的时代背景及相关文字文献，才能最终达到对此图的理解。还有就是在还原彼时代的人的服饰方器物等方面，图像文献也是远远优于文字文献的。图像学或象征符号研究是艺术史研究的内容，艺术史的研究同样建立在传统历史文献基础上，但只不过有其特有的“家法” ⑩，“没有这些方法，史学家在试图破译图像所承载的史实时，将会一筹莫展；如果轻视艺术史，历史研究者必然成为‘视觉盲’。”B11
中国古代书画作品也可以作为图像文献，微妙地反映时代变迁，例如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中锋鼎峙的宏伟构图是北宋前期巨碑式山水的经典巨构，与当时的帝国王朝气度相符合，B12图中“高远”之势通过把突兀的山体与宽阔的中景分开而得到强调。观者的视线移到中景顶端时就被隔断了，然后又陡然直上而见主峰峭壁直立面前，这种凛然的高远景致给人一种“自山下而仰山巅”式的视觉压迫感及重量感，所以有可能造成观者心理效应上的一定程度的遵从感。“高远”式章法是“北宋主宾等级思想”的产物，如果试图将图像上的“风格趋向”与“历史效应”相结合，会产生文化学上的比较深远的意义。方闻先生认为“北宋山水的宏大，不仅表现在山水的宏大格局上，而且还在于它包罗万象的内容。这种宏大的气势并不只是因为技法的纯熟，更不是因为自然与画家之间有什么神秘的交流。那种山水画风是北宋时代思想潮流的产物。”B13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思想潮流呢？看来要从北宋理学中找根源。宋理学所展开的伦理学主体论，将中国文化重伦理重道德的传统精神推至极至，从而引出非常复杂的文化效应，而且宋理学对中国文化至为紧要的影响之一，便是重建传统礼治秩序。朱熹说：“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B14二程言：“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B15 经过“礼化”的人伦关系形成一个具有贵贱等差秩序的网络，诚如二程所言：“推本而言，礼只是一个序。”宋儒倾向于“尊尊”而且宣扬尊三纲，定名分。宋代郭熙山水画论中说：“大山堂堂，为众山之主，所以分布以次冈阜林壑，之为远近大小之宗主也。其象若大君赫然当阳，而百辟奔走朝会，无偃骞背却之势也。”B16“山水先理会大山，名为主峰。主峰已定，方作以次近者，远者，小者，大者。以其一境之主于此，故曰主峰，如君臣上下也。”B17 就与这种思想潮流相对应，可以认为，宋代前期山水画中占优势的“一主伴二宾”式的“高远”构图与宋代流行的儒学理念相契合。作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的方闻先生认为，“（高远）图式上的母题，都是具有象征性的视觉符号──‘丈山、尺树、寸马、分人’──尺寸、高低、等次、大小、比例，都反映了北宋儒教‘理’的主宾等级思想的宇宙观（hierarchical cosmology）。”B18
中国文化重伦理重道德基本方法有助于图像证史者读解如此复杂的文化和图像密码，中国古代历史文字与图像互证的例子举不胜举，最具典型性的还有敦煌壁画的图像文献，其展开了四库全书所没有展开的边远地区的原生态的民间文化，虽然有时是那么粗糙但是却是非常的鲜活。目前这是国际学术研究的热点，在此就不赘述。
二、图像文献对其他学科的影响
文史之外的很多领域都通过整理研究古文献而开展自身学科的研究工作，例如音乐文献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代音乐有其独立的审美价值，也有大量的古典文献记载其发展与演变，甚至当代有学者提出成立一个“古典音乐学”的学科，最早的古代音乐文献是《汉书•艺文志》中所记录的六种书：《乐记》二十三篇、《王禹记》二十四篇、《雅歌诗》四篇、《雅琴赵氏》七篇、《雅琴师氏》八篇、《雅琴龙氏》九十九篇。唐魏征等撰的《隋书》曾言，“乐者，先王所以致神祗，和邦国，谐万姓，安宾客，悦远人汉初，制氏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通其义。其后窦公，河间献王，常山王，张禹，咸献乐书。”B19此书第926到927页，还有关于《乐谱四卷》等有关书目的记载，说明历朝对音乐的重视，并且当时就存在大量音乐文献，而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则载有元达达乐曲31种。梁启超曾言：“例如音乐，各史《律历志》及《乐书》、《乐志》详五无声十二律之度数，效祀铙歌之曲辞，此当委诸音乐家之专门研究也。至如汉、晋间古雅乐之如何传授，如何废绝，六朝南部俚乐之如何兴起，隋、唐间羌胡之乐谱、乐器如何输入……，此正乃历史范围以内之事也。”B20有关音乐学的文字文献是一方面，还存在大量还原彼时代音乐发展的图像文献，例如关于辽代宫廷散乐舞蹈的书面记载比较少，但是大量的考古图像学的资料可以做为学术证据，这正与王国维所提的“二重证据法”相契合，辽阳县金厂辽画像石墓雕刻的《宴饮图》，大同卧虎湾砖墓辽壁画《奏乐图》，法库叶茂台契丹妇女墓葬壁画，内蒙古库伦旗辽墓壁画等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图像材料与书面材料相互参证，细致地描述了辽代乐舞地本民族特色及其所受到的汉文化影响。（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 蔡鸿生《<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序》，三联书店，2004年版， 第3页，《序》部分。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③ 参看カロリヌ•ジス=ヴェルマンド撰，明神洋日译《明景泰五年在铭<水陆斋图>をめぐる图像学的研究》，《佛教艺术》二一五号，第119－120页，东京，1994年版，转引自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视野中的图像——关于图像文献研究的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④ 葛兆光《思想史家眼中之艺术史》，《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⑤ ［南朝］谢赫《古画品录》。
⑥ 曹意强《可见之可见性》，《新美术》，2004年第2期。
⑦ 此观点参考葛兆光《思想史家眼中之艺术史》，《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⑧ ［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八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宗教类。
⑨ 参见［美］方闻著《宋元明时代的帝王画像》，《艺术百家》，2008年第4期，第4－8页。
⑩ “家法”一词受缪哲《艺术史中的文献与“家法”》一文，《读书》，2006年第5期。
B11 曹意强《可见之不可见性》，《新美术》，2004年第2期。
B12 ［美］方闻《分界与关联》，2004年清华大学讲演稿。
B13 ［美］方闻《分界与关联》，2004年清华大学讲演稿。
B14 朱熹《论语集注》卷一。
B15 《河南程氏遗书》卷五。
B16 ［宋］郭熙《林泉高致》。
B17同上。
B18 ［美］方闻《分界与关联》，2004年清华大学讲演稿。
B19 ［唐］魏征《隋书》第四册，中华书局。
B20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36页。
Value Of Image Literature
—e.g. Chinese Ancient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Works
GUO Jian-ping1，DU Rui2
（1.Research Instituteof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ArtistsAssociation, Beijing,100125 China;
2. College of Art,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Abstract: In addition to ancient characters, ancient image literature also contributes a lot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cient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given the particularity of this field. Compared with character literature, image literature is more visual, thus constitutes its great virtue. Image literature usually serves as proof to character literature illustrate the point. And image literature takes the lead in the art history indeed.
Key Words:history of image research；literature；Tu Pu L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