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产业升级、保护更新”成为传统村落振兴的重要途径时，诸多类似的乡村建设示范案例，正在激活国人的思乡情结，带动了乡村深度游与创业的热潮。但是如何把握乡村建设中“被美丽”的保护利用与发展方向，怎样消除“老龄化、空心村、三留守”的窘迫局面，是建设各方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梳理、解析了近年来村落建设后动力不足、难以持续的问题症结，提出挖掘乡村动力，完善治理机制的策略，希冀破解乡村振兴中的难题。
关键词传统村落;发展动力;治理机制;可持续策略
中图分类号S-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7-6611（2019）01-0260-05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19.01.076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在近年来乡村保护更新的振兴建设中，国家已经分4批颁布传统村落保护名单并拨专项资金整治农村生态环境，提升农民生活质量;相关机构积极普查自然资源、挖掘村史文化;修路刷墙植树铺草、统一处理垃圾改变农村面貌。虽然“被美丽”后的农村在旅游和风貌提升方面有所成效，但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在哪里？农民观念更新与认知提升多高？村庄建设后需要维护、产销经营的开支从何而来？许多村落产业结构依旧、就业岗位紧缺依旧、劳力人口外流依旧、经济低迷不振依旧——乡村致富路在何方？政府应该如何引导？乡村振兴如何长效发展？
学界专家和政府官员围绕振兴问题展开大讨论，来自不同层级、不同角度的研究也硕果累累。但是现实中，占我国总人口约70%的农业人口，面对留村务农或进城打工，成为村里年轻人十分矛盾的抉择。乡村就业机会少，公共配套差、教育不均衡等现实问题，使得乡村年轻人口依旧大量涌入文明发达的大城市，这极大地刺激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城市扩张了，但是乡村却因过度失血导致土地荒芜、房屋空关而颓废了，留守人口“老妇幼”的村庄空心化萧条持续，这俨然成为一个难以治愈的社会顽疾[1]。
1乡村振兴的基本条件
1.1资本是乡村发展的基本动力
乡村振兴需要有资金启动，而资金的来源并非是政府的单一投入。
资本运营是经济活跃的主要方式。乡村建设需要各方资本介入，但是规模资金引入乡村产业，尚需要在政府政策督导下推进，所谓“政府搭台、企业支持、村主体演戏”，目的是监护农业，突出城乡融合，激发乡村产业活力[2]。
所以活力、动力都需要不同角度切入的主观能动力。人力的1.0聚群、2.0体系、3.0分化、4.0互联让人工智能走向网络智慧模式。而这恰恰是“乡村—城镇—都市”人口的城乡往返大迁徙。惜日乡村的四世同堂、街坊宗亲熟人社会正在被生人社区、动态街坊取代，曾经的乡村对于城市人都是远去的故土。故乡村发展需要激发本体凝聚力、资本持续驱动力、人才创新引领力。
對于乡村农业之外的“副业”（即二、三产业）”而言，投资少见效快当属旅游产业。这种利用自然、人文资源见效益最快的优势产业，是近中期轻型产业稳步发展之路。它的弊端是管理控制不当，会带来自然资源消耗大、易于透支二走向不可持续。地方、主体不能单靠“吃资源、收门票”，它要求“三生更新、三农激活、三产共济”，需要资本介入的“农企政”融合乡村产、商的互联网+市场一体化，这才是现代乡村能够生活下来的基本条件之一。
例如浙江莫干山地区的农、林产业、自然风光以及特产、美食或特色民俗文化，会带来大量游客膜拜追风，游客纷至沓来需要公共基础设施配套齐全、生活环境优越、综合服务完善，并以系统化拉动产销入场。资本投入当地产业推进市场向高质量、品牌化竞争。安徽巢湖三瓜公社则以企业牵头，政府引导、村民主体参与实施的多方协同模式，构建了南瓜村“电商小镇”、冬瓜村“高地花海观赏”、西瓜村“特色美食体验”，这种3P跟进模式同时衍生出农产特产、文创纪念品、有间特色客栈等多方资源，资本融合成为激活乡村建设的基本动力。
1.2政策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
乡村建设经验启示人们，只有正确引导配合资本进入并合理分配利润，才是协调多方利益主体、振兴地方经济的重要途径。这个过程是以人为本，更新政令、完善机制和法规，在农商融合，产销一体，双管齐下中谋共存、求发展。不能出现JQK（先引诱、再圈牢、后斩杀）的短视行为。给资本一个公正平等的立身之地是推动农村地方经济的根本，只有各方都获利才能保证经济的长远发展。
让资本像种子入土、发芽成长、壮大结果并能茬茬繁荣、代代继发，形成不离乡根的本土特色，进而形成地方—区域产业。这是乡村小资本小分散的渐进式滚动聚合发展模式，它需要政府引导、政策鼓励和政企协作。
苏州在20世纪70—80年代主要是利用历史文化名城的水乡风情旅游资源，农林渔桑等传统产业以外的现代工业科技并不发达，仅仅是一个经济殷实、市区人口不足40万的三线城市，经济总量在全国的名次也不引人注目。90年代初苏州利用自身的地缘优势，政府“搭台”创优政策，配套形成创新机制，开创引领乡镇企业主体“唱戏”，凭借水乡宜居、卫生城市和良好的市政建设，加上苏州城乡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上海大都市圈的光环辐射，迅速成长为苏南模式的核心与长三角城市群的重要支撑角色。开放的政策广纳人才，创新的机制引进大量外资，激活乡村向农业现代化、产业集聚化经济发展，高就业、高人才的活跃人口带来房地产业、商业、服务业的长足持续，配套的政策保障村镇经济赶超发展。而苏州的工业园区与高新技术开发区，政府给政策、给土地、给资金大力发展乡镇加工型工业企业，优惠政策吸引世界500强企业在苏州成片发展。改革开放不足20年，苏州一跃成为全国城市中经济发展前5～7名的佼佼者。
2乡村振兴中的“政企农”协同问题解析
乡村人才的知识和智慧是激活乡村经济的根本。农村经济环境长年落寞导致人才人口由乡入城流动趋势不减。人才劳力的流失，直接影响地方经济的核心驱动力。
2.1政策扶持与自我“造血”
回顾1949年建国以后转业官兵落户东北、西北，1968年代知青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边疆去建设东北辽吉黑、西北陕甘青、西南云贵川等军垦建设兵团、戍边国营农场，是国家政策、管理机制调动人、财、物资和现代科技，让那些曾经的戈壁荒原，从不毛之地变身沃土良田，从边塞村落变身繁荣城镇。当今尚存的30～40后与60～80后的三代人，共同见证了那艰难困苦戍边卫国的荣耀。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许多兵团、农垦与知青二代，从边疆农场通过高考（1977年恢复高考）进入城市，看到边疆—内地、农场—工厂和农耕劳力—现代职场在文明冲突中的极端反差。这种反差强化了知青返城—市场经济的城市化去乡土化的速度，后继人才流失加重了边疆兵团、农场和乡村产业更新维继的艰难，从而走向没落。
以东三省为例，建国初期是国家政策主导下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支柱，其中黑龙江占比最大。而早在1927—1928年的黑龙江就有超过百万的山东、河南等地移民进入东北。统计数据显示，1870—1940年我国人口只增加了45%，东北人口却增加了1123%（图1），1949年解放后10万官兵转业东北;1960年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发建设东北：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山东、河南、河北、江苏的等整个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是东北人口大量流入的鼎盛时期[3]。
隨着市场经济的到来，东北工业受到很大冲击。30多年（1978—201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热点转移，导致高校高密集的东北毕业生也开始大量流出、快速南下。根据2000年全国五普数据，东北地区有36万人口净流出，人才南流趋势加剧。到2010年全国第6次人口普查，东三省每年净流出的人口约200万人，黑龙江和吉林均为人口净流出，（30～49岁）/（0～29岁）人口之比，全国为1.39/1，东北为2.09/1，全国最高。意味着2030年（50～69岁）/（20～49岁）人口之比的老龄化趋势加剧，而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更为严重。
图2说明，政府引导下的政策能够制造从城市到乡村社会的建设热点和经济繁华，但是如果未能激活乡镇本地的实体产业，或以优越的条件支撑地方经济并留住农村年轻人和各类人才，则曾被拉动的乡村热点和繁荣城市依然会走向衰落。东北近百年的繁荣走向凋零，人才、资金外流、昭示着热点转移、动力丧失、机制衰落，城乡经济因失血而丧失吐故纳新的换代能力[4]。
2.2企业资本引入与创新“机制”
城市经济的迅猛发展驱使乡村人口向城市快速流动聚集，而乡村要振兴，人才与企业资本返乡的流动更多地需要政府机制、管理模式更新，政令完善与法规保障。
目前中国城乡差异还很大，在创新城乡空间、优化布局时，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导、推动人口流动到农村去，需要创造性地探索地方经济发展的新机制。激励企业对口乡村项目的投资于经营。
近年大学生毕业主要集中在城市，不愿意离开发达舒适的现代城市文明生活。人才堆积，导致很多有创造力的人才没有实现个人价值而埋没在城市烟波人流中。虽然国家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去，但这种鼓励力度非常有限。在政策导向下如果乡村企业存在资本的生产运营，提供优惠待遇和事业发展空间，并通过政策保障返乡人才的平等生活权利，就能有效利用经济杠杆吸引、留住人才。
如果说一些发达国家曾经为实现某一国民政治经济目标而规定国民必须满足“男服兵役、女做志愿者”的时代法令要求。那么我国曾经的“退伍援疆、知青下乡、独生子女”政策和当前住建部公布的四批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和配套扶持资金，也同样是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需要，来设定振兴战略、产业兴旺、专业发展、人才培养的定向机制和模式。甚至是要求毕业生应该选择到边疆或者乡村，响应政府号召类似服兵役般的人生某个重要时段。这个时段可以成为大学教育学分的组成部分。这会给农村或乡村产业带来新的生机和持续的活力，也给大学生青年群体带来特殊磨砺。一定时段的乡村历练，会改变青年人对城乡、边疆生活的选择。
2.3乡村振兴与政企“融合”
新时期的乡村已经不是传统农耕时代的乡村，是现代化城市文明主导的城乡社会经济融合与智慧振兴的乡村持续发展模式。
回顾苏州改革开放以来的城乡发展之路，存在的问题是：因为政策重于扶持外资企业，而压抑了本土企业，同时对村镇集体与民营企业、传统农业也带来影响。农业土地大量流转建造厂房、扩张城镇。钢筋混凝土的城镇蔓延已经使苏州市域几乎没有再开发建设的土地，农业土地保有量跌进历史最低。随着世界经济的下滑，苏州本地民营企业成长遇到产业创新与转型期的发展瓶颈，低迷的推进速率已经拉开与杭州、武汉、成都等市城市发展潜力的差距。苏州除房地产经济余温未退，尚处在产业重构的重要转型期。地方政府面临着同样的机制创新瓶颈，即，政府应该怎样改革体制，又怎样创新机制来运转、履行政府高瞻远瞩的决策引导，如何通过资本调配和有效利用，确保乡村主体以及参与新的田园乡村培育建设的企业、多方利益主体，能够围绕乡村长效发展的可持续目标，去保护更新乡村以及振兴乡村产业，又如何在明确的政策计划下配合、保障乡村的发展。规避落后地区曾经在先期发展中出现的地方滥用职权，“吃拿卡要”的渎职、失职和不作为。需要县乡、村委会、企业各方做到“乡村要振兴、农政企合一”。
3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与策略
3.1土地政策是乡村动力的催化剂
土地是国家生存的疆域，是百姓安身之根本。纵观历我国历史，凡是调整土地政策、变革管理机制都会触动诱发新动力，带来社会生产的长足发展（表1）。
随着2008年以来的世界经济疲软、我国经济开始转轨，在求立命、找出路、寻发展中，社会资本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美丽乡村建设—传统村落保护更新—乡村振兴战略等等一系列“农村—农地”配套政策的发展机制与模式转换而择优集聚涌动，推动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化到调供给侧、质量提升的发展模式。
2017年，新时期的土地政策被作为城乡和谐发展的触媒和杠杆，流转政策也在激活和探索中撬动土地属性向现代化农业、高新生态科技转变。所以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需要不同的土地政策配套完成。当前农村的管理体系，需要强化人才引入的政策保障机制，为有理想的农村青壮年在乡村成就一番事业，二提供土地政策执行的连贯，并在方向引导上明确引导，在资本运行上提供来源、免息期保障，否则年轻人就无法按规律、按规划设计的意愿在农村作长期打算。如果农民与企业投资人对10年后的若干年乡村变故风险无法预测，资本与产业得不到安全保障，则乡村振兴发展首先遇到的就是这一大障碍。
乡村振兴必破三农问题，其中农民与土地关系、农产与市场资本问题、农民与企业、与政府散着的关系问题是是影响乡村、影响年轻人返乡问题的核心，这其中，土地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资金是解决生产的重点。用好土地、生产，以资金推动当今乡村建设，以完善的机制与优惠的政策保驾护航，是新时期的新任务、新标杆。
例如浙江许多地区的乡村建设项目，其中不乏有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国美术学院著名建筑师主导的乡村更新规划与民宿农餐建筑环境设计。从对桐庐云夕戴家山、富阳洞桥文村等村落调查访谈看，当地农民对乡村保护更新、村落振兴发展已经达成共识，愿意拿出宅基地甚至整个村落土地让规划设计师发挥设计智慧。村委会、县乡政府通过系列配套政策，完善保证机制，为设计师提供方便。其结果是不但改变了乡村风貌、提升了农民生活品质，同时给當地带来了旅游经济收益，乡村开始有资金修房盖屋、建广场、图书馆，装修民宿酒店、茶室并完善游憩、wifi网络等基础设施。村里也形成跟随能人、自觉学习，自主创业带来乡村经济良性循环。这种现象打破了以前“主要依赖政府扶贫款建设新农村”的老做法。那种缺乏产业基础的扶贫模式，没有后期收益的建设做法无法形成良性循环，施政保障机制也难以发挥作用。
3.2交通与微通讯促进城乡融合建设
物质交通与信息互联网可同时加强城乡交通、物流、文化、文明建设。国家应尽早完善边远乡村道路交通、网络通讯的基本设施投入，因为流通量、信息量是拉大城乡差距的主要因素，需加快推动农村网络建设，加强技术更新，推动交通、网络基础设施优先进入农村。
农产品进入市场，便利的交通是先决条件，而农产品能否交易变现则是困扰农村发展的一个难题。人类文明自古就是滨水沿河开通漕运进行水陆互联，所以滨江沿海经济先行一步，不断增强。随着当代高速路网的发展，曾经繁荣的内陆漕运枢纽通道开始遇冷衰败。但是从长江到黄河依然可以找到黄河古道上的山西渍口、长江下游的张家港金村这许多先期长足发展的城镇身影。历史与现实昭示，只有交通发展才能带动附近农村经济的强势发展。
当今农村特产进入市场流通已经比10年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高额的过路费等壁垒还很坚固地制约乡村物质的流通，进而影响了城市消费力进入农村。所以还需要加快交通物流联网的变革。而要把农村大量的农产品组织起来迅速进入到需要的城市去，则需要先进的管理机制和政令保障，这样才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市场。
政府倡导互联网信息同步化，推进互联网+经济发展模式。这其中城乡差异是现实存在的。互联网的信息流冲破了地区间的贸易壁垒，打破了差异的悬殊，为农民和市民在共享交通与信息同步的前提下区营造商机、发现商机、把握生机，为更多边疆、贫困地区的农牧民提供享受到文明、文化和教育平等的社会保障机制，这是和谐城乡的关键。
3.3完善治理机制提升生态保障措施
目前我国还有很多地区甚至省份属于自然资源、能源型经济，即依赖不可再生资源能源的开发利用来助推城乡发展。政府应该逐步控制对能源的依赖，引导限制在一定小的比例上，缓慢利用自然资源，限制过度开发利用能源，以造福子孙后代。
从资源对比上来讲，浙江山多地少，矿藏开发不是主导，大工业相对落后，但长期以来民营经济活跃。一个产业链在村村之间已形成配套发展。浙江人利用山区地理优势发展旅游事业，吸引上海、江苏、杭州等周边地区的人员流动到农村去消费，配套发展民宿、农家乐、农村产业，地方政府适度管理，杜绝宰客和过度开发现象，为旅游经济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另一方面，信息资讯会给农村带来商机，人才引进为当地经济注入活力。这虽然不需要大资本，却需要政府完善的机制和公共配套措施的保障。相对比自然矿藏与人文资源很丰富的黑龙江省来说，仅仅从文化旅游一个方面，黑龙江的知青文化、闯关东文化就有太多迷人的资源[5]。而近年来东北人喜欢到中国南部去过冬，海南旅游成为大多东北人候鸟般迁徙过冬的目的地。来年春夏，漠河、黑河、塔河、汤旺河、伊春、阿尔山、镜泊湖、兴凯湖、松花江、乌苏里江、大小兴安岭舒适的气候，纯净的空气，又成了连带东北人在内的回流地[6]。然而黑龙江的旅游配套尚处于原始状态，著名景区收费高昂可怕却又符合东北特寒地区的现实。至于缺乏服务意识，道路品质差，测速监控恶意罚款以及部分地方宰客严重等负面新闻，也不敌“到海南岛过冬，到黑龙江消暑”——夏季黄金旅游热潮的吸引力[7]。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说明了人类与环境共相依存的关系。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人民对环境生态保障意识也随之增强。从国家到基层，必须在国家环保政策的引领下，加大对环境生态、资源保护的力度，建立起律令严明的环境生态保障体系，全民遵循，提高素质，方见成效。
3.4乡村振兴提质顺应市场赶超需求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前提，乡村产业的现代转型升级必须通过市场需求和自身特点来调节。对乡村而言，认识市场是基础，把握规律是难点，而对产业经济引导又是基层乡村治理、管理的薄弱环节。因此，多方协同把握市场需求和特点是乡村振兴的关键[8]。
全国各地区特点差异鲜明，乡村建设应该根据本地特色来定位，有自然风光秀丽，有民俗特点鲜明，有传统文化突出，有名人典故引人等等。乡村产业应该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与特色进行宣传、建设。整合推广当地的物产、景观、民俗等资源融入农业和二产三产体系，形成村村、镇村现代土地、社区联合生产。在笔者参与的河南新县田铺乡许世友故居的建设过程中，当地村镇领导有见识、有思想，有推动的积极性，但对治理建设后产业转型中的治理职能、机制模式、管理方法与推进路径则需要持续跟进引领，方能使先期整治建设的部分民宅、学校、广场等项目之后形成继发跟进，让中长期产业经营等配套措施，形成拉动乡村振兴产业的主动力。
乡村振兴要保护资源能源，把当地的绿色旅游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好，并使之形成当地富有特色的绿旅、文旅与特色旅游的系列产品[8]。
4结语
乡村振兴必须面对以下问题：一是乡村空间环境遭到空前破坏，农田土地流失严重;二是乡村青壮年进城务工导致村庄“老龄化、妇幼化、空心化”衰落，农村农业产业结构面临现代化的全面转型;三是，乡村空间解构与重构带来民族原始文化载体消亡，熟人社会的瓦解带来传统文化细胞变异。我国传统文化在物质空间和社会载体上面临现代改良文化的灭顶之灾，乡村振兴刻不容缓。
研究结论认为，影响乡村振兴的根本原因不是乡村“三农”问题、不是乡村熟人社会解体问题、也不是村落日趋消亡问题，而是乡村体制机制在模式与治理创新中出现的理念方法滞后与错位，亦即人的观念出了问题。是过去村镇基层政府对乡村发展认知局限，对资本动力和法规律令保障引导不到位引发的“人地产城乡”关系危机。
乡村振兴必须正确及时更新人的观念，记住乡愁，保持梦想。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让城乡文明文化交互对流，让城乡人才人力双向流动，把科技文化付诸于“三农”现实和谐的城乡关系中。随之而来是为之保驾护航的各级政府创新管理机制与健康的资本运营途径。乡村振兴只有达到在地“融合、协调、创新”，通过提升建设质量，强化管理机制与创新治理水平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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