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主义存在问题的原因5篇好人主义存在问题的原因 2016当前圈子文化好人主义方面存在问题原因剖析随着新一届党中央高压反腐进程的持续深入，在一些地方和领域中暴露出依托于或明或暗、或松或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好人主义存在问题的原因5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好人主义存在问题的原因
16 当前圈子文化好人主义方面存在问题原因剖析 随着新一届党中央高压反腐进程的持续深入，在一些地方和领域中暴露出依托于或明或暗、或松或紧的“圈子”，以窝案、串案为主要形式的“塌方式腐败”现象，成为腐败发生的一个新动向。在此背景下，圈子文化成为一个热词，引起广泛关注。因此，有必要以更为宽广的视野，理性考察圈子文化所衍生的隐性的社会结构力量在异化党内关系、诱发权力腐败中的推手作用，从源头治理的视角，探讨反腐倡廉建设的内在规律，维护和保持党内关系的纯洁性，推进政治生态的改良优化。一、圈子文化的渊源考证与价值评判
社会学意义上的“圈子”是一个中性概念，是“社群”、“部落”、“团体”的同义语，有其特定的存在形式、运行规则和组织功能，是社会结构形成、社会秩序保持的重要单元。徐勇认为，“圈子本质上是一种互利性的活动，是人们出于自身的需要而结成的交往方式，而无论这种需要是一种利益还是情感”。最早的“圈子”现象出现于前国家时期，以血亲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和宗族是其主要形态，发挥着安全保护、生活互助、冲突化解等互助与自治功能。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圈子”开始产生越来越多的溢出价值与派生功能，并以帮派、宗派、团伙、社团、非正式组织等不同称谓进入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的研究视野。多样化的指称本身荷载着不同的价值评判，可谓是褒贬不一、莫衷一是。从政治发展的纵向谱系来考察，以血亲关系为内核的社会关系圈，曾成为塑造国家政治系统初始形态的支撑力量，并在一定历
史时期内得以伸张，而后随着近现代政治文明的演进日渐式微，逐渐沦落为一种亚文化形态。
忠于家庭圈子，还是忠于公正的政治秩序，两者之间存在矛盾。这种思想在西方政治哲学中具有悠久历史。视自然家庭为公益的敌人，是柏拉图《理想国》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它的启示在于，裙带关系和对公共秩序的义务之间永远存在着紧张关系，成功的秩序需要通过良好机制来抑制裙带关系和圈子忠诚。这一点，被 16 世纪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军事奴隶制所佐证：官员强制把富有潜力的男孩从父母身边带走成为苏丹的永久奴隶，让他们接受最好的培训，将来充任帝国高级官员或加入皇家骑士队。“军事奴隶制确实应答了柏拉图所提出的必需，没说他们是大地的孩子，只知道出生地非常遥远，除了代表国家和公益的哈里发，不欠任何人”，“身处基于血统的社会，却与任何血统毫不关联”。这样的创制实践，与基督教义长期浸润下所形成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相结合，使得圈子文化对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消极影响被控制在相对合理的范围之内。
而在中国，圈子文化有其独特的历史传统与社会心理基础。漫长的自然经济与农耕历史不断强化着家庭和宗族的社会功能。儒家群体主义文化观念，使得“圈子”日益渗入君臣、师生、朋友等非血缘关系之中。随着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很多商人利用乡缘、地缘关系建立自己的人脉网络，赋予圈子文化更为强劲的渗透性和扩张性。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模式和人际关系最具影响力和解释力。在他看来，中国社会结构不同于西方的“团体格局”，
“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28。一层层圈子与圆中心的距离体现着社会关系的远近亲疏程度，称之为“差序”。“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30。这种“差序格局”中的圈子文化，使得群己界限、公私关系模糊化，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障碍。某人为了家庭利益而牺牲家族利益，此时的家庭利益在他看来是属于“公共”利益;为了谋取小团体利益而侵害国家利益时，他也认为是为公，是为了小团体的公。更为深层的危害在于，它使得社会道德和国家法律也不能超脱于差序化的社会关系而存在和运行，“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42。及至当代，我们仍可切实感受到“差序格局”在观念和文化层面对社会关系的根深蒂固的影响，而且伴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强，演化拓展出以地缘、学缘、业缘为纽带的老乡圈、战友圈、同学圈、同事圈等关系形态，并对社会成员形成强迫性参与的内在压力。因为“一个人难免会在自己的小圈子的手伸不到的地方遇到麻烦，而在中国这种特定的圈子文化中，只要不在圈子中，你就会被别人所漠视。所以，如何突破同质性的羁绊，向异质圈寻求就变得极为重要”。在政治生活场域中，具有封闭性、排他性特点的各式圈子，演变成形形色色的山头、团伙、帮派，使正常的政治关系异化为利益关系、金钱关系、裙带关系等交织叠加而生
成的非正常关系网，对良性政治生态的破坏力是不容忽视的，严重到一定程度甚至会诱发政治危机。
二、圈子文化对党内关系的解构与异化
党内关系是政党组织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是政党开展党内外一切活动的基础。不同性质的政党，党内关系的价值取向、本质属性、内容结构和运行机理有很大差异。中国共产党的党内关系，是指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依据，以角色定位、职能赋予、规则认同为前提条件，党员之间、党组织及职能部门之间、党员和党组织及职能部门之间交错互动的关系状态。党内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多元化、多维化、多层化的，是一个交错交织的网状体系。一方面，党内关系的多种派生关系之间具有交织性。比如，党员之间的关系又可分化出普通党员之间、党的领导干部之间、普通党员与领导干部之间的关系;党组织之间的关系又有上级与下级组织之间、同级组织之间、同级组织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等。另一方面，党内关系还交织于政治系统中的其他政治关系及社会关系之中。比如党群关系、党际关系、党政关系等。
党内生活是严肃的政治生活，党内关系是严格的组织关系，绝不能混同于一般性的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的讲话中，严正警告党员领导干部要远离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前述圈子文化的价值观念与运行规则，同中国共产党党内生活和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格格不入的。然而，我们党是从中国社会中生长起来的，党员个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谁也无法彻底切割与历史传统、世俗生活的关联，包括圈子文化的遗毒流弊。客观透视现状，
社会生活中圈子文化的种种弊病，在党内关系中有着不同程度的反映，而且在某些地方和部门中呈恶化态势，以秘书、亲戚、同乡或上下级等为链条的利益圈子的存在，折射出圈子文化对党内关系的侵蚀与异化状态，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第一，销蚀党内关系价值诉求的崇高性，使党内关系庸俗化。毛泽东指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段话揭示出，共产党是志同道合者的联盟，是拥有共同的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追求的政治组织，党内关系内含着价值诉求的崇高性。圈子文化则奉行感情至上，模糊政治伦理的是非与善恶界限，对圈内人往往不讲原则地迁就。正如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中指出的，“因为是熟人、同乡、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当下的政治生活中，党内关系中仍存在着互相之间吹吹拍拍、互相庇护，对工作中的过错采取避重就轻、文过饰非的态度，表面上是关系融洽，实质上是圈子文化的遗毒作祟。习近平曾提出严肃告诫：“特别是那张巨大的人情关系网，既有形又无形，把很多干部群众都网在里面。……你有圈子，我有圈子，大家竞相找圈子、入圈子，把人际关系搞得越来越庸俗，一些干部甚至因此误入歧途，走上违法犯罪道路。这些不良习俗根深蒂固、无孔不入，很容易给党员、干部带来不良影响，绝不能小视。”81-82 党内关系中一旦产生这种庸俗化的“亲密”关系，就会成为党的崇高价值诉求的腐
蚀剂，使原本简单纯洁、健康有序的党内关系变得庸俗。这是危险的起点，遗患无穷，必须坚决反对和摒弃。
第二，冲击党内关系内容的政治性与主体地位的平等性，使党内关系“江湖化”。政党的一切活动都与政治权力有关。我们党的奋斗历程始终与夺取、掌握和巩固政权紧密相关。党内关系在内容上，不仅体现为严密的组织关系，还体现为一种受政治规范和政治意识支配和规约的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政治关系。同时，党员是党内关系架构的核心主体。在党内，党员不管职务高低、能力强弱、财富多少，在政治地位上是完全平等的。这种平等地位具体化于党员权利的行使与义务的履行过程之中，并依靠严格的党内法规保障权利的不可侵犯与义务的不可放弃，实现党员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邓小平早就说过：“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忠’。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结合党内生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习近平进一步指出：“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上述警告是有很强针对性的。比如，“同志”作为特定称谓，反映着党内平等的政治关系。但是近年来，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同事、同志之间产生了很多不正常
称谓，有的领导被称为“老板”、“老大”，下属被认为“谁的人”、“跟谁干”，同事之间互称“哥们”、“兄弟”等，把平等的政治性关系扭曲异化为帮会关系、雇佣关系、孝悌关系、拟血缘关系等，而互称“同志”的人却越来越少，浓重的“江湖习气”日益渗透到党内关系之中。称谓的变化折射出对既有角色定位、身份符号的认同感弱化，体现出某些信奉圈子文化的党员干部试图以糅杂着封建性、依附性、血缘性的关系模式取代政治性、民主性、平等性的党内关系。圈子的“圆心”即是掌控着圈子运作及内外部资源分配的“家长”，由此推演出圈子中的不同等级，助长了党内生活中的家长制作风，恶化党内政治生态。
第三，消解党内关系架构与运行的规范性，使党内生活失序化。党内各构成要素之间的交互关系不能是偶发性、随意性、变通性的，而应是持续化、稳定化的。党内关系的架构与运行依赖于政治规矩、党内纪律的刚性约束，以确保党员及党组织行为活动的规范性和有序性。圈子文化所奉行的错误理念在党内关系架构中的主要体现就是滋生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产生各种形式的团伙帮派，甚或演化为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破坏党内关系的规范性。针对这一问题，习近平特别强调指出：“党内上下关系、人际关系、工作氛围都要突出团结和谐、纯洁健康、弘扬正气，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47并对党员干部提出严正警告：党内“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40 这些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成为个人利益交换、获取与寄居的基本载体，奉行集团利益至上，破坏整体利益，通过圈子内部
因利益索求而形成的伪团结，相互之间因利益争夺而进行违背政治规矩的无原则争斗，绑架组织意图，解构组织体系，操纵组织运行，扰乱组织秩序，具有很强的销蚀和离心作用，使党内关系面临混乱无序的风险。
第四，弱化党内制度的认同感与执行力，使党内制度运行潜规则化。党的章程、制度是党内关系良性运行的根本支撑。这种支撑作用的发挥依赖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全体党员对制度的价值认同，二是制度的强执行力。在圈子文化的影响下，党内制度的认同与执行面临着重大挑战。在传统资源配置方式和组织管理模式发生深刻变迁的背景下，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必然对党内生活带来影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有的办事不靠组织而靠熟人、靠关系，形形色色的关系网络越织越密，方方面面的潜规则越用越灵”38。圈子文化也讲规矩。这种规矩是背离党内制度规程的潜规则，讲究对圈子内群体尤其是核心人物的绝对忠诚，遵守“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组织逻辑。圈子内成员以“关系”为纽带，以破坏正式制度为前提，以集团利益和个人利益为中心，围绕“圆心”人物形成圈子内的等级格局与隶属关系，使一些领导干部沦为利益团体的附庸，丧失独立政治人格和理性判断。这些人积极参与和维系或亲或疏的交往圈子，通过圈内关系疏通权力，变通或篡改正式程序，运用潜规则快捷化地获取合法或非法利益，产生对各种正式规则的浅度认同、抽象认同、虚伪认同乃至不认同现象，消解着党内制度的权威性与公正性。
三、圈子文化对腐败现象的诱致与扩散效应
党内关系中的圈子文化本质上是利己主义的恶性膨胀，形式上则体现为以谋求权力、金钱为目的而结成的利益联盟。习近平深刻指出：“腐败问题与政治问题往往是相伴而生的。搞拉帮结派这些事，搞收买人心这些事，没有物质手段能做到吗?做不到，那就要去搞歪门邪道找钱。反过来，如果有腐败行为，那就会想着如何给自己找一条安全通道，找保护伞，就会去搞团团伙伙。”50-51 圈子文化在党内关系中持续发酵的直接后果是异化公权力...
篇二：好人主义存在问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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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主义和圈子文化存在问题清单 2016-11-23 浏览:分享人：叶枝鹏手机版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而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清正的从政环境，就必须清理各种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要对那些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的党员干部当头棒喝：“圈子文化”不是共产党人的文化，必须痛加鞭挞，坚决抵制。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相关内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好人主义和圈子文化存在问题清单
要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组织好党代会选举工作，尊重和保障党员和代表的民主权利，坚决防止和纠正违反选举规定、侵犯党员和代表权利的行为。
二、在换届工作中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严格遵守以下纪律
(一)不准拿原则送人情、做交易，封官许愿，行贿受贿，“买官卖官”;
(二)不准为自己或他人提拔调动找关系、说情打招呼、搞串联，“跑官要官”;
(三)不准搞小圈子、小团体、拉帮结派，进行拉票贿选
等非组织活动;
(四)不准在干部考察工作中隐瞒、歪曲事实真相，或者泄露酝酿、讨论干部任免的情况;
(五)不准以威胁、贿赂、欺骗或其他手段妨碍、侵犯党员、代表和委员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六)不准传播小道消息，造谣诬陷他人，干扰换届工作;
(七)不准超职数、自设职务名称、超职级配备干部，或违反规定提高干部职级待遇;
(八)不准在换届选举前突击提拔调整干部;
(九)不准拒不执行干部调动和交流的决定;
(十)不准采取授意、暗示等方式把个人意志变为以组织名义推荐干部;
(十一)不准要求提拔本人的配偶、子女、其他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
(十二)不准擅自更改干部出生时间、入党时间、参加工作时间和学历;
(十三)不准借换届选举之机，违章调度资金、转移资产、突击花钱或私分公物。
三、对违反换届政策规定及其他组织人事纪律的，要综合运用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手段，依纪依法从快严肃处理
1、严厉整治“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行为。对“跑官要官”的，要严肃批评，记录在案，并取消其被推荐、考
察和作为候选人的资格，情节严重的要进行组织处理;对“跑官要官”行为制止不力或丧失原则、不择手段为“跑官要官”者说情打招呼的，要依纪严肃处理;对受贿“卖官”的，要依纪依法严惩;对行贿“买官”的，一律先免去职务，再按有关规定处理。
2、严厉打击“拉票贿选”等非组织活动。对在民主推荐和选举中搞拉票、贿选等非组织活动的，要坚决查处，已经提拔的要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对以暴力、威胁、欺骗、伪造等手段破坏选举或妨碍选举人依法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对控告、检举选举违规违法行为进行压制、迫害的，对诬告陷害干部、干扰换届工作正常进行的，均要视情节给予组织处理或依纪依法处理。
3、严肃查处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对需要进行离任审计的领导干部，要按照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的要求，认真做好审计工作，并把审计结果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之一;对借换届选举之机，违章调度资金、转移资产、突击花钱或私分公物的，要按照有关规定严肃查处。
4、坚决纠正违反《干部任用条例》及有关规定选拔任用干部的行为。对在换届选举期间违反《干部任用条例》和有关规定任用干部的，一经发现和查实，一律取消其任职决定，并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四、要切实加强监督检查，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和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度
各市(地)、县(市、区)委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对换届期间贯彻执行《干部任用条例》和组织人事纪律情况的监督检查。各级纪检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在党委的领导下，加强协调，密切配合，有针对性地加强检查和指导。要把集中检查与重点抽查、上级检查与自我检查结合起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换届期间，省纪委、省委组织部将联合派出检查组，对各地换届工作中组织人事纪律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典型案例要予以通报，以警示教育干部。
要畅通党员干部和群众监督的渠道。通过设立举报信箱或电子邮箱、受理“12380”专用举报电话等，认真受理群众举报。要正确引导和鼓励署名举报，准确区别没有事实依据、诬告陷害与反映问题线索清楚、性质严重、内容具体的举报件性质，对后者要及时、认真进行调查核实。举报受理工作中发现的重大情况要及时向党委和上级纪委、组织部门报告。
要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各级党委及其纪委、组织部门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牢记保持新时期共产党员先进性的要求，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自觉坚持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积极支持领导班子配备改革，服从组织安排，正确对待个人的进退留转，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
纪律，自觉遵守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各项规定，坚决抵制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凡本地区本部门用人上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严重、干部群众反映强烈以及对违反组织人事纪律行为查处不力的，要追究党委及其有关机关和部门负责人的责任;凡因领导干部、考察工作人员主观原因造成用人失察失误的，要坚决追究责任，性质严重的，要给予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纪处分。
好人主义和圈子文化存在问题清单
党员只有一个上级，那就是组织，干部只有一个靠山，那就是人民。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搞了就是违反政治纪律
随着反腐败斗争深入，“塌方式腐败”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挖出一个，牵出一串”的案情令人触目惊心，“一个人倒下去，一群人睡不着”的现象更令很多人反思。腐败窝案，折射出一些人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的深层症结。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铿锵宣示“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坚持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同志”，更显振聋发聩。
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这个党，严格地说来没有形成过这一派或那一派。”世界上极少有哪个党，像我们党这样坚持不懈地反对党内搞小圈子，这是党保持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原因。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强调，党内决不允许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搞了就是违反政治纪律，
正是因为这种行为会逐渐蚕食党的健康肌体。一旦圈子盛行，就会出现“出大力的不如抱大腿的”的怪象，干部想问题、干事情的立场必将出现偏差，导致空谈淘汰实干、关系淘汰能力等逆淘汰现象，甚至一些好干部也难免被污染。结果，必然是组织涣散、人心离散。
当团结变成“结团”，一些干部就成了整天忙着寻找“乡缘”“学缘”“业缘”的“团员”。或是官官相护，热衷拉关系、架天线、搞勾兑;或是私相授受，把分管领域当成私人领地，把下属当成家臣;或是以同乡会、同学会为名义，暗中相互提携、互通款曲……派系意识流风所及，一些干部只知有门户、不知有组织，只知有私利、不知有公义。干部选拔，不问能力水平，只看“是不是自己人”;决策论证，不凭实情民意，只看上边喜好。以利益输送为纽带，以人身依附为特征，将正常交往庸俗化、圈子化、派系化，对政治生态的危害之大，对政治规矩的破坏之深，对同志关系的异化之大，莫此为甚。
诚然，领导干部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需要正常的人际交往。但越是身处复杂的社会环境，面临种种考验和诱惑，越需要多一些自省，守住党的规矩的底线。俗话说得好，针眼大的窟窿，能透过斗大的风。人际交往和生活情趣皆非小事。有时候，看起来是在讲感情，实际上却在徇私情，看起来是在交流体会，小处太“随便”，往往就是身陷“小圈子”，
甚至坠入腐败深渊的开始。
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曾在家书中如此教育儿子，“做人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点编织到上下左右的网中，成为这个网的一部分。”甚至要求儿子“要多学习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个把兄弟什么的，这都不过分”。结果还没等儿子“实践”，自己已经东窗事发。大量教训警示我们，党的干部只有一个组织，不是任何人的家臣，也不是哪一派的门客。攀龙附凤、拉拉扯扯的后果，最终逃不脱拔出萝卜带出泥、树倒猢狲散的命运。当前，从严治党、反腐倡廉不断走向深入，圈子文化滋生的环境正在逐步改变。依附心理带来的是包袱，捷径思维通向的是邪路，严守纪律、常讲规矩，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才是为人从政的康庄大道。
唐朝晚期，面对“牛李党争”的乱局，唐文宗发出“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的无奈慨叹，留下了“朋党兴，政事乱”的历史警思。今天，朝着全面深化改革的远大目标，越是在激流漩涡中劈波斩浪，在风险挑战中迎难而上，就越是需要一支团结一致、奋发有为的党员、干部队伍。党员只有一个上级，那就是组织，干部只有一个靠山，那就是人民。守定这条规矩，抱定这个信念，我们才能积聚起磅礴之力，去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
好人主义和圈子文化存在问题清单
现在，社会上各种
“圈子”鱼龙混杂。领导干部必须坚定信念，自觉净化自己的“圈子”，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各级党组织要担负起管党治党的责任，对领导干部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严格要求，督促其净化自己的“工作圈”、“朋友圈”、“关系圈”，心无旁骛地投身到工作中。
江苏省建湖县纪委胥加洲：我认为光靠外部监督很难净化领导干部的“圈子”。现实中，有的人认为干部的“圈子”活动涉及个人生活，不少内容属于个人隐私，过多干涉有侵权之嫌，不宜监督。有的认为基层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任务重，一些干部在外应酬多，自然要接触企业老板，与“大款”交友，其真实目的，局外人难以界定，无从监督。还有人认为领导干部在“圈子”的活动具有隐蔽性、私人性、复杂性，圈内人员之间又有相容性、保护性，监督起来难度大，不易净化。
湖北省利川市纪委陈登帆：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作为领导干部，必须自觉净化自己的“圈子”。我们注意到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专门把交友过多过滥，工作圈、朋友圈、关系圈复杂，作为一项需要切实解决的问题提了出来，很有针对性，纪检干部作为监督者，如果自己的“圈子”过多过滥，更容易出问题。现实生活中，党员干部包括纪检干部在内，都要在社会交往中做到立场坚定，头脑清醒，善于识人，要把握住“朋友圈”
不是越大越好，“生活圈”不是越广越好，应坚持原则，做到择善而交、择人而友。
江苏省阜宁县纪委王国柱：净化“圈子”，自律很重要，但也离不开外部监督。必须构建家庭、组织、社会“三位一体”的监督网络，形成监督防线。家庭监督，宜采取多种形式教育领导干部家属多关心、过问领导干部的思想和生活情况，当好“廉内助”，为廉洁从政创造良好的家庭氛围。组织监督，通过狠抓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加强日常监督管理，瞪大眼睛、拉长耳朵，及时了解和掌握干部的交友情况，形成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的监督格局。社会监督，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多形式、多方面了解领导干部“生活圈”、“朋友圈”的情况。通过新闻媒体、社会舆论对领导干部“圈子”存在的违纪违法行为公布于众，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促使领导干部自觉净化“圈子”。
坚决摒弃“圈子文化”
“圈子文化”古已有之，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糟粕，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代名词，与以为民、务实、清廉为内核的党的价值取向根本对立。党内“圈子文化”的滋生和蔓延，不利于建设良好政治生态，有百害而无一利，必须坚决予以铲除。
知名时评人于文军：“圈子文化”虽脱胎于“圈子”，但与“圈子”不能画等号。我们要消除的是“圈子文化”，而
不是“圈子”。从历史与现实看，“圈子文化”是导向“山头主义”的基础，具有负面性，发展下去往往会破坏政治生态，让一些党员干部失去政治信仰，形成利益纽带和人身依附关系。彻底铲除“圈子文化”的土壤，非一朝一夕之功。现阶段，清理和整治“圈子文化”，重在约束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促使领导干部把精力用在干事创业上。至于普通群众的“圈子”，应当倡导其高雅向上的价值取向，使普通公民的“圈子”成为传递正能量的一个个能量源。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柴杰：由于传统儒家社会重人情、轻法治的特点，我国的“圈子文化”由来已久。从唐朝的牛李党争、北宋的新旧党争，到明末的东林党争、清末的帝后党争，尽管圈子的成因不同、良莠互见，但最终都加剧了统治危机，留下了“朋党兴、政事乱”的历史箴言。革命战争时期，因为斗争的需要，形成了各个解放区、根据地和白区等的客观分离，出现过与共产党的党性对立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建国之后，党中央一直十分警惕山头主义、防范“圈子文化”。而从林彪到“四人帮”，无不因为搞“小圈子”，给党的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巨大灾难。从近几年落马的领导干部来看，很多人都是毁于不正常的“小圈子”，导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纪律和规矩是医治“圈子病”的良药。要想“肌体健康”，就必须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加强对执行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情况的监督执纪，使守纪律讲规矩、一板一眼按纪律和规矩办事，成为党员干部的自觉行为。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党内的“圈子文化”，具有依附性、投机性、帮派性、贪婪性的特点，是一种具有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腐朽文化。依附性，是“圈子文化”最基本的特点。在查处...
篇三：好人主义存在问题的原因
人主义 存在的问题好人主义 存在的问题
好人主义 存在的问题 2017-01-03 浏览:分享人：孙馨芸手机版
导语：就是政治担当缺失、党的领导弱化，其中的重要表现，就是圈子文化不绝、好人主义盛行。我们要清醒看到，对于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问题的严重性，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整治圈子文化、好人主义是一场政治硬仗，必须坚持政治站位。”
好人主义 存在的问题
作为一名党员教师，个人对照党员先进性标准和纯洁性要求，认真进行自查自摆，找准存在的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便于克服缺点提高自己。对于查摆的情况，剖析如下：
1、业务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专业知识精、业务水平高是现行市场经济，信息时代的社会特点中，少花钱，办好事的重要条件。由于自己专业业务水平不高，就比较重视按程序办事，有时对一件事做完了，也难以肯定此事是否最佳方案。
2、理论功底不够扎实。由于理论功底浅，常常只看到现象而看不到本质，缺乏入理的分析。如学生常规差多起来的现象，感觉学生越来越难教等。再是形势在变，而头脑的观念和知识却没有大的变化。喜欢现在跟过去比，现在比过
去好，今年又比去年进步了，于是沾沾沾自喜，盲目乐观，以致于工作中难以创新，难以升位，研究起点不高，其实横向比较观察才发现差距越来越大，年轻教师的理论水平已超在前列，而自己越来越怕写文章了。
1、政治理论学习不够。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业务知识学习不够经常化。主观上对学习比较放松。对政治学习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政治学习太死板、太空洞、不实用，除集中学习和完成规定要求外，平时比较强调客观原因或忙于工作事务，而放松对自己的学习要求。久而久之必将影响素质的提高，影响到工作作风和处理事情的水平。
2、在工作中有怕得罪人的思想。即使学生在课堂上，只要他(她)是围绕课内容而随便发言，我也会为他(她)找理由，而不会严格要求去批评。实际上，这样做难勉有失公平，没能及时制止不良现象。
3、在业务上满足于现状，缺乏刻苦钻研的精神，后勤管理中，条条块块都有专人负责觉得业务上的精应是他们的职责所以在本人负责管理的各块工作中，有的是浮于表面的了解，有的只限于操作此事时，集中时间突击了解学习一下，使得自己放松学习，难以真正的“沉”下去。
1、切实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尤其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增强党性锻炼的自觉性，进一步明确前进的方向。澄清头脑中的模糊认识，深刻认识
到只有理论上清醒和坚定，才能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学习不只是一般知识的积累，而是世界观改造的重大问题，认识到理论水平提高了，看问题的能力也会提高，工作能力也同样会提高。只有刻苦学习政治理论，才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才能保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2、加强业务知识学习，努力提高综合素质。随着形势的发展，学校的管理，教学工作任务都将更为艰巨，对管理水平还是教学水平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因而必须加强业务知识的学习，首先从实践中学，向广大的教职工学习，学习他们先进方法和思想，即使是点点滴滴，同时勤于从书上学，学习自己主管工作的专业知识，学习教育教学理论，业精于勤，才使人信服。其次向挫折和教训学，不断加以改进和提高，以致完善自我，丰富人生。
3、完善制度增强执行制度的严肃性，实践证明，要制定一项制度不难，但要操作好制度却不易，为增强执行制度的严肃性，首先在制定中，勤钻研，细推敲，便于操作，同时加强制度的宣传，加强对有关问题的解释。
提起好人，人皆赞之。但如果在好人后面加上主义二字，味道和性质就变了。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坚决反对党内生活中的自由主义、好人主义。这就要求我们敢于揭短亮丑、动真碰硬，力戒好人主义，克服庸俗之风。
增强党内生活的原则性、实效性，运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有力武器，提高我们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必须拿下好人主义这一“拦路虎”。好人主义表现很多。一是不说话。问题面前不表态，即使发言也先看领导说了什么，然后说几句云里雾里、无关痛痒的话。二是说好话。擅长于“吹喇叭”，热衷于“抬轿子”，无原则地逢迎讨好。三是好说话。不论是否符合原则，都是“行行行”“好好好”，只点头、不摇头。四是不理政。只要不出事、宁可不干事，对工作敷衍应付，四平八稳当“太平官”。
好人主义危害很大。一是误党害国。好人主义从庸俗关系学出发，批评上级谈期望、批评自己谈愿望、批评下级谈希望，奉行“多栽花、少种刺”“万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这种风气只会使党内正气不彰、邪气上升，侵蚀党的肌体，影响国家长治久安。二是误政害民。好人主义以损害人民的利益为代价，讨个人或少数人的好，打自己的“小九九”，该禁的不禁、该止的不止，你好我好大家好，就是不为群众好。这种风气只会破坏政府为民务实清廉的形象，不利于工作开展和事业发展。三是误人害己。好人主义奉行你犯规我不追究，我违纪你不过问;你说我做得不错，我说你干得很好。发现同志有了缺点、错误而不指出，只会让有缺点的同志越走越远，滑入错误甚至违法犯罪的深渊，最终误人害己。
祛除好人主义，须坚定政治立场。“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好人主义的思想根源是缺乏坚定的政治信念，党性观念不强，宗旨意识淡薄，群众立场不稳。祛除好人主义，最根本的是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党性锻炼，把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一“总开关”，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事业为重，敢于担当。对大是大非问题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对背离党性的言行要有鲜明的是非态度;面对软弱涣散要敢抓敢管、动真碰硬，面对歪风邪气要坚决抵制、绝不退让。
祛除好人主义，须拿起批评的武器。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改进作风的有效途径，也是党员坚持党性原则的重要体现。好人主义把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利器”变成“钝器”，将批评别人看成“不给面子”，将别人批评当作“结下梁子”，从而导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药性失效。应营造讨论、辩论、争论的氛围，增强坚持原则的正气、不怕得罪人的勇气、直面矛盾的胆气。
祛除好人主义，须细化组织制度。制度如渠，行为如水。渠正道则水直流，渠失范则水泛滥。祛除好人主义，既要靠思想觉悟，也要靠制度保障。关键是要让愿意批评、敢于批评者得到褒奖，让压制批评甚至打击报复者受到处理，让不敢批评、不愿批评的好好先生受到惩戒，用刚性要求规范党员行为，用制度约束纯洁党内生活，增强党内生活的原则性与实效性。
祛除好人主义，须净化思想和环境。好人主义与“四风”等不良作风同根而生，“四风”不除，好人主义也会相随相伴。应从思想和行动上净化不良风气，敢于向歪风邪气亮剑。净化思想，养成干事创业的良好作风;净化行为，坚持领导干部带头，敢于动真碰硬、揭短亮丑，鼓励和支持下级讲真话、道实情、提意见，营造敢说真话、愿说真话、争说真话的良好氛围;净化环境，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用科学考核的“指挥棒”推动作风转变，不让处世圆滑、不讲原则的老好人得利。
好人主义 存在的问题
在当前党员干部队伍中，仍然存在一些不严格执行政治纪律、甚至违反政治纪律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亟待深度剖析，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加以解决。就此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和研究。
调研表明，在党的基层组织中，绝大多数党员干部都是能执行党的政治纪律的，这是取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重要保证。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当前确有少数党员干部政治纪律意识淡化，政治纪律执行不力，违反政治纪律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其主要表现呈现以下“四性”：
(一)政治上的迷茫性。一是政治方向偏向。有些党员干部针对我国改革发展进程中遇到矛盾和困难，比如贫富差距拉大、行业分配不公、少数人价值观扭曲、一切向钱看等，就在政治方向把握上摇摆不定，甚至把此类问题归结为改革
开放造成的。二是政治立场偏移。有些党员干部实为政治上的糊涂人，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不坚定;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不鲜明。比如有的人在对反腐败斗争形势正确判断上，没有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认为：反腐败越反越多，积重难返。而有的又对身边违纪者睁一眼闭一眼，查处时说情开脱，袒护包庇。有的对当今自上而下开展的作风建设、群众路线等工作，不是主动把自己摆进去，而是做局外人，持观望态度。甚至错误地认为作风建设、群众路线做做样子，走走过场，阵风吹过，难以持久。三是政治言辞偏激。有些党员干部私下显能，口无遮拦，惯于传播小道消息，议论网上热门话题，甚至丧失党性原则，传播政治谣言、政治笑话，对党的重大政治问题说三道四，在社会和群众中造成了极坏影响。
(二)思想上的片面性。一是于己无关论。有的党员将自己混同于普遍百姓，消极遁世，不问政治。认为自己无职无权，党的政治纪律没有遵守的必要;有的一般党员干部，则认为自己有职无权，党的政治纪律也没有约束的必要。二是民主自由论。有的党员干部在党内片面要求决策要民主、言论要自由，不能摆正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辩证关系。说了一些违反组织原则的话，做了一些违反政治纪律的事。三是自以为是论。有的不是全面、正确地理解中央精神，而是片面曲解原意，甚至把自己的不正确理解当成中央精神，
使之在执行中变形走样。比如在执行党的强农惠农政策过程中，一些镇、村干部嫌工作麻烦，将强农资金擅自改变资金用途，将应发到户的惠农补贴资金，违规套取、截留使用，严重背离了党的强农惠农政策精神。近两年来，已查处 7 件此类案件，对相关人员及时给予纪律处分。
(三)工作上的本位性。一方面重局部利益，轻整体利益。有少数党员领导干部缺乏大局意识，不顾国家整体利益，片面强调本单位本部门局部利益，对党和国家政策、上级部署的工作，有利争着上，难事绕道走，合口味的立马照办，不合口味的消极应付。有的强调以本地工作特色为由，对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打折扣。另一方面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利益。有些单位受自身利益的驱动，不从经济社会发展长远利益考量，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从而出现“利大快执行，利小慢执行，无利不执行”现象。比如少数行政执收执罚部门，踩红边线，打擦边球。少数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单位”以工作保密等为由，另设办事大厅，规避集中监管。致使“三乱”现象仍时有发生，严重损害经济发展环境。
(四)行为上的自由性。一是阳奉阴违，我行我素。有少数单位党员领导干部貌似“双面人”，对中央方针政策和上级决定阳奉阴违，说一套做一套，或者消极应付，难以落实。有的党员干部参与组织讨论决定时，仍然存在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不说，会后乱说的违纪行为。二是信仰缺失，
行为荒唐。有极少数基层党员干部政治信仰缺失，不信马列主义，信宗教迷信。不讲班子团结，讲团团伙伙。其行为完全丧失共产党员的立场，在干部群众中造成极不良影响。三是利益至上，违纪违法。有极少数党员干部，在政治上缺乏理想信念，行为方式上自由散漫，逃避监督，价值取向上追求个人利益至上。有的与不法商人打得火热，损人利己，损公肥私。有的甚至受利益驱使，蜕化变质，出卖情报，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比如 2016 年 4 月，该县查处县法院一法官周某某违纪违法案，因其政治纪律松懈，难抵金钱诱惑，迷失政治方向，通过互联网络，向境外敌特组织出卖情报，终因犯间谍罪，被依纪依法惩处。
(一)不注重理论学习，政治素质不够高。调研发现一些基层单位党员干部，只重业务培训，不注重政治理论学习。不善于运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观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由于政治理论基础差，致使思想政治素质难以提升，缺乏应有的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难以从思想上、政治上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不注重党性锻炼，纪律观念不够强。有些党员干部不重视党性锻炼、党性修养，放松了主观世界改造，致使党性不纯或不强问题仍然存在。突出表现为个人意识增强，组织观念弱化;本位意识增强，大局意识弱化;名利意识增强，公仆意识弱化。甚至极少数党员干部把强调政治纪律，视为
束缚手脚，自认为只要谋求本单位利益，个人不拿不贪，就不是违纪违法。这样必然造成纪律涣散，难以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民主与集中、个人利益与党和群众利益的关系问题。
(三)不注重制度实效，执行力度不够强。有些单位党组织制度执行力不够强，存在重形式、轻实效的问题。比如有少数党员干部不严格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不能正确处理上级与下级、个人与组织、少数与多数、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有的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导致民主不够或集中不够，从而影响执纪实效。
(四)不注重从严治党，教育、监管、惩处不到位。有些单位党组织，尤其是村级党组织治党不严，对基层党员干部思想上、行为上存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不闻不问，缺乏有效的教育和监管，甚至当党员干部违纪追究时，帮其说情开脱。有的党组织不抓经常性政治纪律教育，致使基层党员干部纪律意识淡化。有的党组织不坚持党的组织原则，党组织生活会流于形式，一些基层党员长年不参加组织生活，成为不受党纪约束的“特殊党员”。有的党组织执纪不严，对违犯政治纪律者，认为蒙上“政治色彩”，尤其针对违反政治纪律言行，处分尺度更不好把握，因此得不到及时应有惩处。
(一)着力强化党章意识，增强执纪严肃性。党章是立党、治党、管党的总章程，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行为...
篇四：好人主义存在问题的原因
行纪律合格方面,老好人思想存在问题及整改措施执行纪律合格方面,老好人思想存在问题及整改措施 “老好人”听上去好像讲感情，重情义，但在安全生产中的“老好人”思想则是有害无益。一个人违反了安全操作规程，得不到及时纠正，问题就会越积越多，长此以往，形成习惯，将会给安全生产埋下隐患。
执行纪律合格方面,老好人思想存在问题及整改措施
近日，十八届中央第十一轮巡视已完成向 31 个被巡视单位和地区反馈巡视情况。从公布的问题情况看，管党治党不严不实、监督执纪偏松偏软，是一个共性问题。
监督执纪问责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也是得罪人的活儿，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纪检监察干部必须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铁面执纪，无私无畏。这是对民族、历史负责的担当。如果畏首畏尾，不敢监督、不想监督，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无动于衷，无所作为，就必然辜负于党、失信于民。
现实生活中，个别领导干部在对待违纪违规和消极腐败问题上，习惯陷入老好人的思维之中，在从严治党、从严执纪中失去原则立场，总想“多种花”，“上级不抓不出手，出手也想‘留一手’”“鞭子高高举起，最后轻轻放下”。到头来，不仅不能让违纪党员及时勒马，还损害了党的形象和纪律权威。
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在全
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监督执纪时，必须摒弃老好人思想，对各种违纪违规、消极腐败行为必须零容忍，坚持初始即严、一严到底，实现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严格执纪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治党原则。习近平总书记一再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你在消极腐败现象面前当好人，在党和人民面前就当不成好人。”“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 13 亿人民，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政治账，人心向背的账。”领导干部担负着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如果执纪不严，让纪律成了“稻草人”，就会造成“破窗效应”，使党沦为各取所需、各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
当老好人不但救不了人，反而会害人害己。纪律一旦失去了刚性，就会变成橡皮筋。只有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对违规违纪行为准确定性，严格实施惩戒，不搞抓大放小、不搞下不为例，才能让违纪者感受到纪律的刚性，筑牢不敢的思想防线。
实践证明，严则正气充盈，严则内力倍增。在执纪中迁就照顾，放宽标尺，空悬戒尺，就无法起到“处理一个人、警示一大片”的作用。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必须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坚持抓早抓小，构建严的机制，厚植严的氛围，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性、创造性、实效性，不断开辟全
面从严治党的新境界。
执行纪律合格方面,老好人思想存在问题及整改措施
剖析错误教训 “老好人”思想作祟
“董承辉存在典型的‘老好人’思想。”翔安区纪委办案人员在剖析该案时说，这是一起典型的基层村(居)干部“微腐败”案件。本案的发生，固然是由于部分党员个人逐利思想作祟，但与本应履行对社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责任的社区党总支部第一责任人董承辉履行主体责任不力有着密切的关系。
办案人员认为，董承辉的错误主要有三：
首先，平日疏于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
其次，在接到举报后，担心得罪居民代表，继续召开居民代表大会;意识到社区党员、干部可能存在违纪问题时，没有向当事人进行核实、教育、提醒，也没有向上级组织报告。
最后，在有关部门启动调查后，仍没有对有关党员、干部进行提醒、教育，也没有督促有关人员进行整改，而是放任不管，“独善其身”，导致社区多名党员、干部因违纪违法行为被追究党纪责任，损害了党的形象，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
以案为鉴，警示谈、集体谈 3 月 2 日，翔安区新店镇召集党政领导、41 个社区的党
(总)支部书记进行集体廉政谈话，贯彻区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谈话提醒工作的意见》，这种以案为鉴的警示谈、集体谈，充分体现党委履行管党治党主体责任。
新店镇党委通报了对吕塘社区党员、干部违纪案件实行“一案双查”情况，介绍了该案件的产生原因、违纪程度、处分决定等。
新店镇党委书记王婴水指出，新店镇作为翔安区开发建设的主战场，各项任务繁重，也对各级党组织管党治党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无论是各级党组织或其他相关职能部门，都要明确所承担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各级党组织书记是管党治党第一责任人，负有对党员特别是班子成员，进行教育、管理和监督的责任，不能存在“老好人”思想，应当勇于向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亮剑”。
新店镇党委表示，要通过对吕塘社区党员、干部违纪案件的“一案双查”，进一步深化主体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级级落实责任，把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落实到最基层。
执行纪律合格方面,老好人思想存在问题及整改措施
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指出，要保持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战斗性。反观时下，党内有这样一些人，善做“老好人”，把“会不会得罪人”“是否会丢选票”作为说话办事的原则。发现身边的同志思想蒙上灰尘，却假装没察觉，不去帮
其掸打;听到身边的同志在生活工作中的不良反映，却装聋作哑，不提醒指正;看到身边的同志出现了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却视而不见，不纠偏批评，即便批评了，也轻描淡写，不痛不痒，丝毫不解决问题。
“老好人”从表面上看，是对人“好”，维护了“和谐”，促进了“友谊”。但从实质上看，是对同志不负责，对党和人民的事业不负责，是一种作风之弊、行为之垢，破坏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战斗性，危害不容小觑。党员干部也不例外，不可能不犯错误。身边有同志犯了错误，怎么办?答案不言自明，那就是听见了就要即刻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看见了就要及时红红脸、出出汗，哪怕是针眼大点窟窿、芝麻大点错误，都应在第一时间指出，帮其认识改正。
歪风止于正气，邪气止于清风。如果清风正气没了市场，歪风邪气就会大行其道。倘若党内“宁可得罪事业，也不得罪他人;宁可丧失原则，也不伤害感情”的“老好人”多了，一些原本得了“头痛感冒”等小病的同志，一些起初只是犯了“上班迟到、下班早退”等小错的同志，就会在一个又一个小病的围攻下发展成大病，就会在一次又一次小错的累积下铸成大错，乃至脱轨越界、跑偏转向，滑向万劫不复的犯罪深渊，成为“连自己都痛恨”的人。
不做“老好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树起标杆。领导干部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教者，效也，上为
之，下效之”，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只有各级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旗帜鲜明，态度坚定，把榜样树起来，标杆立起来，好人主义就会在党内失去滋生的土壤，失去传播的渠道，失去存在的市场。
“严肃认真提意见，满腔热情帮同志”“坚决反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庸俗哲学和好人主义”，《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如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党员干部要以对自己和同志、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自觉摒弃“老好人”思想，在大是大非前坚持原则、坚守底线，在错误行为前勇于发声、敢于斗争，坚决抵制好人主义庸俗作风，讲党性不讲私情，讲原则不讲关系，讲真理不讲面子，用恪尽职守回应群众期盼，用担当有为回报组织信任，用勤政爱民树起党员先锋形象。
篇五：好人主义存在问题的原因
人主义存在的原因好人主义存在的原因
导语：坚决纠正违反《干部任用条例》及有关规定选拔任用干部的行为。对在换届选举期间违反《干部任用条例》和有关规定任用干部的，一经发现和查实，一律取消其任职决定，并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好人主义存在的原因
官官勾结、权权交易，拉拉扯扯、搞小圈子，拉帮结派、山头主义……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反馈情况显示，这些团团伙伙的不良风气，在不少地方依然存在，问题不容小觑。(人民日报) “朋党之争”是唐朝末年，宪宗元和三年，制科考试时，牛僧孺、李宗闵在策论中批评时政，抨击宰相李吉甫，遭李吉甫排斥，久不叙用。此后，此起彼伏，两个小圈子之间从未中断，直至宣宗时牛僧孺病死，牛李党争才告结束，为此，唐文宗为此感慨：“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以史为鉴，笔者以为，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是为政大忌。
“小圈子”以权力、利益为核心，以关系网为纽带，利益与关系延伸之下，“小圈子”逐渐进化团团伙伙、帮帮派派和利益集团，他们对内抱团取暖，对外相互勾结扶持，最终导致权力变味，党纪国法失尊，党的纯洁性、先进性也被破坏贻尽。而“小圈子”也不是一个法外之地，进入其中短期之内可能名利双收，飞黄腾达，但一朝大树倾倒，就将集
体沦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下，也导致了许多腐败窝案，如茂名腐败窝案，山西吕梁窝案，“周老虎”案，都是“小圈子” 和党内帮派的牺牲品。习近平同志在今年年初讲话中提到，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
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而现实中，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希望别人都唯命是从，认为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就是好干部，而对别人、对群众怎么样可以不闻不问，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因此，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是为政大忌。党内决不允许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利益输送，绝不允许自行其是、阳奉阴违。广大党员干部更应永远明白，真正的“护身符”，不是“哪条线”“某圈子”“谁的人”，而是心中那把遵纪守法的戒尺。
好人主义存在的原因
所谓好人主义，就是信奉做“事”不如做“人”，做“坏”人不如做“好”人。认为比起实打实地作出成绩，搞好人际关系更容易在官场上生存、升迁，因此不愿意得罪人，一心想的是把上级拍好、把下级哄好、把同级敷衍好。他们没有什么一定要坚持的东西，为了私利都可以拿来交换，信念让步于利益，规则不敌灵活变通，时
常放弃职责来为个人“市恩”。他们害怕面对问题正视矛盾，而宁愿遮着掩着，只求糊弄上级或公众。
好人主义存在许多弊端，它违反了党的宗旨，损害了党的形象;它不追求公平、正义，不尊重规则，有碍于法律信仰的形成;它将个人利益放在首位，不惜以党和人民的利益做代价。因此，党和国家一直要求在实践中防止好人主义，但效果在我看来并不明显。要改变这种情况，需要寻找更深层次的原因，我认为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
第一，时代发生变化，部分党员已失去坚守党性的主动自觉，更难以达到党性的高要求，这造成理想虚无化，只相信现实的利益，而反过来又更让他们讲不了党性。
建党初期，党员们在形形色色的“主义”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由共同的信念凝聚成一个集体，追求一个共同的事业。党掌握了政权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不少人挤身于“公仆”之列，并非从内心深处信仰党的信念，追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只是作为一项职业，以期在社会上取得较好的位置，甚至就是为了升官发财。
和平时代占主流的，通常是现实的人生哲学，它与党性所要求的热血和激情，存在一定的差距。如果脱离实际要求每个党员“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奋斗终身”，有些人就会认为反正达不到目标，干脆全盘放弃对自己的要求。超道德往往就是伪道德，理想太高远就难免因灰心转向庸俗，而
精神空虚就会寄托于实际的利益。
第二，不能正确认识个人利益与组织共同利益的关系，就很难做到讲原则。战争年代讲原则、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为了坚持对的、纠正错的，否则就会危害到共同的事业，也危害到个人。而如今，因分工和层级的关系，个人往往很难体会到，一个人讲原则能为党的事业贡献多少力量，更不用说这种贡献能给自己带来什么现实的好处。而组织的强大，也让他们相信其不是一个人一个单位不讲原则可以破坏的。因这两个原因，就很容易为人情、为个人利益而抛弃原则。
第三，法制不健全给不讲党性原则留出了操作余地。一方面，法律尚不完备，有些事情无法可依，依法行政未能完全落到实处，这些都给以权谋私留下了灰色地带，给权大于法留下制度漏洞。另一方面，干部管理中更常依赖党纪而不是国法，对于不讲原则、不讲党性的行为，也没有有效的惩戒措施。
第四，注重关系、人情来自于文化传统，短时间内很难改变。古代中国缺少外界的竞争，因此不注重创造而重视分配，非常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起凭借个人能力和勤劳来创业，不择手段地在社会分配体系中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常能使人更轻易地获得财富和地位。而熟人多了，既方便互相交换社会资源，又利于拉帮结派争夺资源。所以，喜欢搞关系甚至是中国人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不需要太多的思考。
因此，要改变好人主义盛行的现状，我个人主张给普通党员制订一个可以达到的最低要求，比如依法行政、爱岗敬业、遵纪守法等等，或者严格入党标准，宁缺勿滥，真正为社会树立榜样，以免党员普遍失去精神目标而沦落为利益至上。要用法制建设来限制官员谋求个人不当利益。要改革干部考核制度，明确岗位职责，为人民代表大会问责行政官员提供便利。要用现代思想来破除讲关系讲人情的不良传统，提倡通过个人解放个人奋斗来推动社会进步。而苦口婆心的劝导、长篇累牍的学习，往往流于形式，没有实际效果。
好人主义存在的原因
好人主义实质是“害人主义”，必须摒弃。真正的好党员、好干部，在党的原则面前绝不妥协，在是非对错面前绝不含糊。宁肯得罪一个人，也不能看着他走向违纪违法的深渊;宁肯被人指责不讲情面，也不能牺牲党的原则换“好人”名声……作为党员，既要独善其身，又要敢于担责。
(12 月 21 日澎湃新闻网)
今年，中共中央出台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就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好人主义”。可以说，“好人主义”会造成诸多问题，如果衍生出来的问题迟迟不被发现、不被解决，就会极大地败坏一个组织的肌体，一点一点地蚕食组织的先进性，最终一天天衰弱，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在现实中，说的通俗点，“好人主义”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都没有问题，就继续在问题丛生的漩涡中沉沦。
就算有人考虑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说出了问题所在，但要解决问题就需要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换来的可能是“出力不讨好”的下场。而“好人主义”盛行的原因是组织中存在“老好人”，“老好人”就是好好先生，什么样的人都说他好，他跟谁都合得来，并且这种“老好人”有时候还是有一定话语权的领导。这样发展下去必然导致行政效率低下，不良之风气盛行，影响着干部队伍的建设，同时阻碍地方经济的发展。
可以说，“好人主义”是一种讲私情而不讲党性、讲关系而不讲原则的庸俗作风，对党的事业的危害不可低估。自从我党成立以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永葆先进性的有效途径，也是党员坚持党性原则的重要体现。此外，“好人主义”的盛行，必然起到掩护和纵容党内错误思想和言行的作用，必然会使党组织大大减弱甚至失去解决自身矛盾、促进团结和进步的能力，这些问题的产生对于执政党来说都是大为不利的。
因此，要彻彻底底消除“好人主义”，领导干部一定要以身作则，敢于带头动真碰硬，同时鼓励和支持下级坚持原则、讲真话、道实情、提意见，在党内大力营造敢说真话、愿说真话、争说真话的良好环境。只要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旗帜鲜明，坚持原则，树立正确的导向，坚决维护党的纪律的严肃性，让“好人主义”没有生存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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