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诗蕴涵了浓厚的闺怨孤独意识。这种闺怨孤独意识主要彰显为：女性对男性依附关系的破坏造成了稳定生活的解体。产生这种意识的原因，在于夫妻社会角色定位的不平等即女性的社会从属地位。因此，只有切断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关系，改变女性的社会从属地位，实现女性的自我独立，才能最终消除这种闺怨孤独。
关键词：《古诗十九首》闺怨孤独依附男尊女卑男外女内从属具有“五言之冠冕”[1]之称的《古诗十九首》，以其低沉的音调抒发着内心强烈的感受。细品《十九首》，我们不时被一股孤独和苦闷的气息所熏染。独守空床者孤独，浪迹天涯者孤独，官场上孤独，欢歌宴饮中亦孤独，这无尽的孤独常常裹得人透不过气来。而《十九首》中的思妇诗里也处处充斥着思妇的孤独伤痛。思妇在闺中思夫的憔悴孤独着实惹人怜爱。那么，这种闺怨孤独是如何彰显出来的？产生这种闺怨孤独意识的原因又是什么？本文将就这两个问题做一些细微的探讨。
一
东汉是一个极端歧视妇女的社会。在三纲五常封建伦理道德的重压下，妇女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再加“七诫”“七出”的层层压制，妇女更是苦不堪言。这种种加诸在妇女身上的枷锁，使妇女失去了自由，失去了生活的主观能动性，她们不得不生活在“以夫为天，以子为地”的狭小圈子里。视野的狭小造成了精神生活的空虚，丈夫由于种种原因舍她而去，她们能做的只有在闺中苦苦地等候丈夫归来。那么，“等待——思念——回忆——等待”就成了她们生活的全部。
《十九首》中的思妇总是在欲寻夫不能，欲断绝不敢，由思生怨，由怨生悲而自我排遣宽解的两难情绪的圈子里徘徊。空间间隔的辽远，青春年华的逝去，催生了她们孤独的情绪。孤独的表征是“主体与对象相疏离所导致的一种铭心刻骨的精神空落感”[2]。孤独的要素之一是“依附”，而依附关系的破坏导致稳定生活的解体，这就产生了孤独。思妇诗里的思妇，她们与游子相分离，这种分离导致了双方“依附”关系的断裂，促使稳定生活解体，造成思妇思夫的精神空落——孤独感便油然而生。
“黯然消魂者，惟别而已矣”[3]离别乃人生一大痛苦。但对于离别，游子和思妇却有着不同的体验。于男性，当离别成为实现“四方之志”这一最高价值目标的前提时，他们往往宁愿选择客路的风霜和凄苦。家庭的温馨终难抗拒功名的诱惑。而思妇的痛苦却不同，她们通常被浓重的悲苦所笼罩，那种“愁思当告谁”[4]的五内摧残，那种“惧君不识察”[5]的忧恐惕惧，那种“垂涕沾双扉”[6]的魂牵梦绕，是何等哀惋欲绝，凄恻动人！别离给别离者带来的内心体验如何，要看时间的长短。倘若归期可计，那这种短暂的别离不会造成夫妻稳定生活的解体，思妇思夫自然是隽永甜蜜。但《十九首》的思妇却并非如此，“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行行重行行》）“生别离”是思妇所不情愿的，更何况相距遥远，会面无期。这种长久的分离破坏了思妇与游子之间的依附关系，稳定的家庭生活随之解体。禁锢在封建礼教中的思妇，深居闺房的她们时时体味这种铭心刻骨的孤独。这种孤独是长久的，面对青春年华的流逝，思妇焦虑不已而又无计可施。她们既不能像游子那样出游，也不能狠心地相思与君绝，只能像曹丕《燕歌行》中描写的那样，“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执着于礼教而又无法实现家庭团聚的思妇们，只剩下无尽的等待。孤独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获取的仅是对孤独的“想象的消解”。《凛凛岁云暮》中的思妇在梦境里体验了重逢的快乐，“良人唯古欢，枉驾惠前绥”，丈夫不忘旧情，驾车来接妻子。而《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二首，思妇小心珍藏丈夫托人从远方带来的丝织品和书信，以此作为丈夫感情的确证，而这只不过是想象中虚幻的确证。想象的泡沫消退后，思妇的日常生活又重归孤独。思妇对游子的依附关系在短暂希望的刺激下更为紧密，对团聚的渴望更加迫切，因而孤独随之加深。
中国封建社会的妇女，她们没有机会去参与各种社会工作或进行社交活动。婚后的她们，丈夫成为唯一的情感交流者和寄托者。丈夫远行了，依附关系遭到了破坏，这唯一的也不再拥有，那种难挨的孤寂是怎样一种滋味是可想而知的。《青青河畔草》的女主人公对自己的寂寞孤独直言不讳。生活的苦闷，环境的冷清，境遇的落寞，遭际的痛苦，使她毫无顾忌地喊出了“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的心声。由此可见，别离给思妇带来的精神空落感是多么铭心刻骨，这种闺怨孤独意识又是多么强烈！那么，产生这种闺怨孤独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二
在中国封建社会，“夫妇有别”一直是最神圣的伦理原则。这种“别”作为伦理规范，不是强调两性在生理和心理方面的差异，而是社会角色的区别。中国封建社会本质是男权社会，两性社会角色必须服从并有助于巩固男权统治。在这方面，作为封建社会精神支柱的儒家提供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理论。孔子曾言：“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7]。明确要求男性必须与女性保持适宜的距离，虽然他还没来得及具体阐释这种距离的“度”，但他提出问题的角度却是基于不平等的两性社会角色定位上的，扬男抑女的态度昭然在目。以后孟子出于尊礼的需要，提出“男女授受不亲”[8]，这其实正是孔子思想的延伸和发展，进一步肯定了两性社会角色定位的差异。《易传》作为儒家尊奉的经典，则从宇宙本体论的高度标举“阴阳”之说，为两性不平等的社会角色定位奠定了哲学基础。《易传》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从“阴阳”之道出发，逻辑地推演出两性的社会定位。这种定位不仅存在着互补关系，更重要的还存在着尊卑高下之别——男贵女贱，犹如天尊地卑。从此，“夫妇有别”的角色定位获得了明确的内涵，即男尊女卑。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不仅接受了《易传》的基本思想，而且将其发展为著名的“三纲”之说。这样一来，两性社会角色定位不仅获得了深刻的哲学依据，而且被赋予了更为具体的规定。男尊女卑的格局逐渐形成，女性心理走向了封闭柔顺。那么，深受约束的女性大都成了怨而不怒的旷世怨女！男尊女卑，这种不合理的社会规范，致使封建社会的女人在与丈夫分离后，只能在闺中承受思夫的痛苦煎熬，而没有权力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
男尊女卑的社会伦理规范，构筑了一道两性社会角色定位的不等式——男外女内。《易传》篇目有云：“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一内一外，明确规定了夫妻的日常生活各不相同的活动领域和所承担的家庭责任——男子主“四方之事”[9]，女子主“一室之事”[10]，这就肯定了夫妻双方之间不合理的依附关系，即人为地将妻子圈进五尺高墙内的方寸之地，迫使她们除了仰赖丈夫之外别无选择！女人们“一日之计，止无过饔飧井臼；终身之计，止无过生男育女”[11]，柔顺忍从是她们基本的人生态度，屈己事夫，勤勉持家，生儿育女，便是她们最高的价值追求。丈夫主外，丈夫的世界在广阔的社会；妻子治内，妻子的天地在狭小的深闺。“男外女内”使“正位乎外”的丈夫在她们心中成为须臾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换句话说，社会角色定位意识的内化使她们自觉地将自己置于依附地位。一旦面临离别情境，她们便不可避免地感到孤苦无依，转而表现为催人泪下的悲苦和哀伤。“男外女内”的家庭模式是造成女人闺怨孤独意识的另一主要原因！
“男尊女卑”的社会伦理规范，“男外女内”的家庭模式，使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从属地位。在中国封建社会，女性的人生只能像一叶浮萍那样伴随着男人们的升沉荣辱而起浮飘荡。除了传宗接代之外，女性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唯一途径便是相夫教子。而男性事业的成功并不能代表他背后女性的成功。女性这种把自身的存在完全建立在男性基础上的生活，使她们难以有自我的、独立的精神天地。男性成为女性生活的中心。对于女人来说，与丈夫的别离，尤其是长久的别离，那简直是痛苦万分！所以，女性精神家园的荒芜，是产生女性闺怨孤独意识的又一原因！
综上所述，“男尊女卑”的社会伦理规范，“男外女内”的家庭模式，女性的社会从属依附地位，精神天地的荒芜，使与丈夫分离的女人们承受着一种铭心刻骨的精神空落感，导致了闺怨孤独意识的产生。因此，女性只有切断对男性的依附关系，割断家庭礼教的约束，改变社会从属地位，建立独立的精神天地，才能不用再承受那份在闺中思夫的孤独痛苦。那么，这种闺怨孤独意识自然也就消解了！
注释：
[1]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4页。
[2]周国平：《爱与孤独·等的滋味》，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版，第101页。
[3]转引刘玉平：《磐石心态与蒲草情结》，临师专学报，1995年，第2期。
[4]见萧统：《古诗十九·首明月何皎皎》。
[5]见萧统：《古诗十九首·孟冬寒气至》。
[6]见萧统：《古诗十九首·凛凛岁云暮》。
[7]宋洁编著：《论语》，北京出版社，文津出版社，2004年第8版。
[8]孟轲：《孟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7页。
[9][10][11]冯梦龙：《醒世恒言》，岳麓书社，1993年第1版，第1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