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廉政是一种文化，它体现在反腐倡廉的各个角落，具有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历史上，它具有传承性；现实上，它根据不同反腐内容具有不同的特性。文章借鉴古代思想建设“国之四维”的重要地位、“以人为本”的育人方式以及“浩然之气”的弘扬等内容，思考传统文化对于现代高校廉政教育的启示。
关键词：传统文化；高校；廉政教育；启示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12-0248-02
“廉”从形态上讲，是“廉隅”，即堂屋的边角，即所谓的“棱角”。既为棱角，意味着不够圆滑，引申含义则为“品行端正”。“廉”与“腐”相对应，一层含义是治理手段，一层含义是个人修养。作为治国理念，廉政是一种政治风气，它随着政治制度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特质；作为个人修养，“廉”的精神具有传承意义。由此看来，廉政不仅仅是一种政风，更是一种文化，它具有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是一种具有历史传承性的政风。虽然作为古代廉政文化政治背景的传统文化在今天已经经历了大浪淘沙般的洗涤，但作为思想修养仍具有兼收并蓄的价值。借古鉴今，传统文化对于我们今天反腐倡廉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其借鉴意义也体现在高校廉洁教育工作中。
一、“国之四维”，树校风
《管子·牧民》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如果将国家比喻为一座高大的建筑的话，那么“四维”就是支撑这个高大建筑的四堵墙，没有这“四堵墙”的支撑，这个大厦就要坍塌，国人如果失去了“礼、义、廉、耻”的基本价值观，变得“无礼”“不义”“不廉”“无耻”，国家必然灭亡。孔子在讲到“兵、食、信”三者对国家的意义时，曾指出“民无信则不立”。在这里孔子讲的“信”并非只是指“诚信”，而是包括“礼、义、廉、耻”这样的基本价值观在内的政治信仰、道德信仰等等。孔子认为，这些基本的价值信念是立国的根基，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存亡来说，这种信念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兵”和“食”。在由“三纲”“四维”“五常”“八德”等组成的儒家思想的核心精神中，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国家、家族、家庭、个人的金字塔形社会结构来说，廉洁的思想境界首先体现在“治国”这个最上层等级。
现代高校是社会特殊的组成部分，肩负着社会主义人才培养的重要任务，具有教书和育人两方面的功能，同时高校也是一个社会的缩影，鲜明地体现着社会和时代的文化价值观。高校管理工作如人事任免、科研经费使用、招生就业、职称评聘、设备采购、基础建设、教育收费等环节中，廉政教育都体现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它在思想道德教育层次占据着“治国”所应具备的高度；另一方面廉洁教育作为高校育人内容中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之一。
“思想指引行动”，人的行为是受主观的思想认识支配的。高校知识分子中的失范行为与社会转折期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直接相关。虽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伴随社会转型而发生的思想上的多元化甚至一定程度上的思想混乱存在着一定的必然性，但是，“社会意识会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人们思想境界的提高自然会反映在人们的行为选择上。因此，从主观上提高知识分子的思想认识、思想境界、精神修养，使其葆有知识分子应有的“尊严感”是减少知识分子失范行为的一个必要的途径。而提高知识分子的思想境界、精神修养以及相应的“尊严感”，中国儒家以及中国优秀传统道德理念中的“礼、义、廉、耻”的基本价值观则是一剂很对症的“中药”。
二、众建贤才，立根本
儒家廉政思想的核心内容即“安养民生、民为邦本”。不管是作为品质的“廉洁”还是作为制度的“廉政”，其目标都是对人的要求。人占据着廉政建设的主体地位。在高校进行廉政建设，需要立足于人的建设，通过一系列教育、培养，完善对人的塑造又作用于人的塑造。
《周礼·天官·小宰》云：“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六廉”的意思即：第一，品质高洁，能获得公众好评；第二，有较好执行政令的能力；第三，符合职责要求，恪尽职守，不懈于位；第四，刚直不阿，品行端正；第五，守法不失，执法不移；第六，具备辨别是非的能力，头脑清楚。《周礼》关于廉政思想的阐述已经突破了对于廉洁含义的陈述，而是对一个官吏廉洁的标准进行了界定。“六廉”作为历代统治者对于廉政的基本思想被倡导。在现代高校的管理工作中，“六廉”又表现出区别于古代的几个特质，形成三个层次：首先做一个好人仅仅是最基本的要求，它并不意味着做了一个好人就可以是一个出色的管理工作者。高等学校管理工作者大多具备较高的个人素质，廉善是人品、修养、道德的表达，仅仅是管理工作的第一个层次。廉政的第二个层次是头脑清楚，处事公平，具备明辨是非的能力。这意味着一个人接受过良好教育后，能够将对外界的判别上升到思想认识的高度，懂是非，有取舍，这是我们通过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所需要的知识内涵不断学习，赋予廉政精神以意识形态方面的特点。廉政的第三个层次是坚决守法、严格执法。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它遵循了由物质通过实践提炼为意识，由意识通过实践反馈给物质的一种状态，是一个思想认识指导行为方式的过程，将抉择付诸实践，勇于向不良风气做斗争，树立清正廉洁的工作作风，是廉政建设的第三个层次。
践行廉洁教育的三个层次是一个“知、行、情、意”统一的培养过程。所谓“知”即知识、认识，我们首先要讓教育对象知道应该怎样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等等；所谓“行”，就是在知的基础上要将思想认识转化为个人的言行；所谓“情”就是要培养教育对象对自己道德行为的肯定性的情感；所谓意，就是这样的思想认识、实践行为、肯定情感最后要内化教育对象个人的自觉意志，转化为他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本能。孔子说：“吾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就是外在的社会规范在经过“知、行、情、意”的过程后，已经转化为他自己内心的道德信念，所以，他才可以做到既“从心所欲”，又“不逾矩”。可见只有当知识变为行动、变为能力并最后转化为自身的思想方式和自觉习惯时，外在的知识才内化为我们自身的素质。道德教育也是如此。就当前的思想道德教育而言，我们的教育重点在知识教育，我们的考察标准重点在“知”与“行”，但知道怎样做，也能够做到，并不等于道德素质水平高。我们的思想道德既要重视外在东西的培养、考察，也要注重内在东西的培养、考察。具有“知、行、情、意”的统一性，是培养教育对象廉洁品质的要求。
三、“明道”“集义”，扬正气
孟子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来形容具有“不动心”精神的“浩然之气”。孟子将这种一以贯之的“不动心”的精神表述为：人既不能因为一时的富贵而忘乎所以，也不能因为贫贱就改变自己的志向，更不能因为外在力量的强大而屈服。
“不动心”有两种不同的表现，体现着不同的精神境界和道德的自我觉悟。一种是在外在的某种压力下，强制自己不动心；另一种是出自自己内心的道德信念。因为外在的原因而不动心，其实心已经动了，不过是因为外在的原因自己强制着没有表现出来而已。第二种不动心才是真正的不动心。他的心所达到的精神境界，他的认识所达到的思想境界使他将所谓的富贵、贫贱、威武都没有看在眼里，都没放在心上，所以，他能够从内心自觉的角度真正地做到不淫、不移、不屈。有了这种境界的人，才能至大至刚，无所畏惧，独立于天地之间。
人如何才能真正做到“不动心”，从而具备这样的“浩然之气”呢？孟子认为，一是要“明道”，二是要“集义”。所谓“明道”就是要知道、理解、认同相应的道理。所谓“集义”就是要在日常的生活中常做他认为应该做的事。这两个方面合起来就是“配义与道”，即按着“道”的要求来行事。所谓“义”其本意就是“宜”，即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只“集义”而不“明道”，则会“不著不察”，或“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反之，若只“明道”而不“集义”，则是所谓“智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论语·卫灵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但在实践上就是不做，这样的人是口头上的马列主義，嘴上说得很好，夸夸其谈，实际行动完全是另一回事，一些人在这方面很典型。
经过较长时期的“明道”“集义”，人自然而然心中就会产生“浩然之气”，就会做到孔子所说的“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明道”是成为“智者”的条件，长期的理性思考与认识积累必然会使一个人成为“明道”的“智者”，这样的智者是不惑的；“集义”是成为“仁者”的前提，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按照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个人内心的道德信念来行事，这样的行动就是“义”，这个自我锤炼的过程就是“集义”。这样的人才能守住“仁”，成为“仁者”。这样的人“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尽心上》）“行无不慊于心”，这样的人“内省不疚，复何忧何惧？”因此，这样的人既是智者，又是仁者，也是勇者，他们能够做到不惑、不忧、不惧。这就是所谓至大至刚。孟子认为，这种精神境界，“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传统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得以传承和发展，它裹挟着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思想，带有一定历史局限性，也凝聚着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和实践，具有兼收并蓄的价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是我们对于传统文化所持的态度。今天，廉政文化作为现代高校建设内涵的一部分，它既有历史传承性，也有时代发展性，高校的廉政文化建设具备社会主义高等学校教育特质，它结合着历史、融汇着现实，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思考高校廉政思想教育，对于促进现代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具有启发性意义。
参考文献：
[1]王石.中国历史上的廉政[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2]张分田.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