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曾经说:“每一个历史家必定是个优秀的记者,无论从修昔底德或司马迁开始,都是一样。”?譹?訛这个论断是有道理的,因为史家必定具备记者所具有的种种素质,他们的历史书写必定要建立在大量的采访、调查工作之上,他们的写作原则必定和新闻报道原则有形式上和本质上的相通之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记者可以从历史著作中体悟新闻报道的写作之道。就以斯诺提到的司马迁来说,新闻工作者可以从其《史记》中学习的东西就很多,这里专门讨论《史记》对人物通讯写作的借鉴意义。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共130篇,直接记载人物的有112篇。全书记载了4000多个人物,专门立传的人物有100多位,都是在历史上有过一定影响的人物,司马迁给他们作传,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表彰他们“立功名于天下”。人物通讯的主要写作对象是先进人物、典型人物,写作目的“就是要不断地把那些大量涌现的先进人物、先进思想和事迹报道出来,发扬开来,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譺?訛因此,《史记》的大部分篇目和当今的人物通讯写作是相通的,研读《史记》,可以学习人物通讯写作的原则、方法、技巧。
首先,学习《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
人物通讯所写的往往是先进人物,或者是贡献突出,或者是觉悟超前,或者道德修养堪为表率,总之,总有一些方面是值得报道宣扬的。但是作者写作时,也许由于自己对新闻人物过于敬仰,或者担心报道人物的不足之处有损人物的完美形象,从而把人物写全写完,结果招来读者的反感,起不到应有的效果。我们不是主张对先进人物吹毛求疵,去挖掘什么缺点,只是要求写人物通讯时要实事求是,对人物的优点不夸大,对其缺点,在与主题不冲突的前提下要如实反映。这样的话,读者才更会信服。
在这方面,《史记》为记者树立了榜样。司马迁的写人原则被概括为“不虚美,不隐恶”,意即尊重事实,不因个人的爱憎歪曲事实真相。吴起、商鞅、吕后等人,司马迁显然并不喜欢,但是在作品中他如实地写出了他们的才干超群。另一方面,他对伍子胥、项羽、李广等人是敬佩喜爱的,但对他们的缺点,并不避过。对项羽缺点的描述,为众人熟知,也最为典型,其他如对李广,作者虽对他倾心赞美,但对他的缺点并不掩饰。如李广自述:“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表现他的残暴不仁。又李广家居时,尝因犯夜被霸陵尉拘留。等到李广被招为右北平太守时,“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表现了他的小肚鸡肠、官报私仇。这种“不虚美,不隐恶”的写法,坚持了作品的真实性,使叙述具有难以置疑的可信性。
从新闻实践来看,许多人物通讯之所以成为名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坚持了“实录”精神。例如,第十五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作品《百姓心中的丰碑——追记公安局长的楷模任长霞》,在报道任长霞的动人事迹的同时,也叙述了任长霞的一些不足之处,认为“只有完美的神,没有完美的人”,因此,始终从一个普通女人角度去刻画任长霞,塑造了一个可信、可敬、可学的先进典型。
其次,学习《史记》高超的写人艺术
有位文学评论家曾称我国古代写人艺术有两个高峰,一个是《史记》,一个是《红楼梦》。的确,《史记》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称得上典型形象的人物。酷吏的典型如杜周、张汤,刺客的典型如荆轲、聂政,阿谀逢迎的典型如叔孙通、公孙弘,良将的典型如廉颇、韩信,等等。在《史记》记录的4000多人中,有100多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司马迁能把人物写得让人过目难忘,得益于他选材的高超技巧,这一点尤为值得记者学习。几乎每一个成功的新闻通讯记者在谈到写作体会的时候,都会提及面对大量采访素材进行艰难选择的历程。有的记者往往不忍割爱,把好几个类似的例子罗列在一起,重复罗嗦,削弱人物的感染力。司马迁占有的材料异常翔实,可是在使用的时候,总是选用那些最有代表性的东西。写蔺相如只写完璧归赵、渑池会、将相和三件事;写信陵君,只突出他请侯赢和窃符救赵两件事;李广身经百战,司马迁只写了三次战斗;而田单一生的事迹也很多,当过齐国和赵国的宰相,但司马迁只写了他的火牛阵。其原因就是因为蔺相如身上最让人叹服的是他的不畏强权、先公后私,魏公子身上最让人赞美的是他的礼贤下士和热诚重义,李广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三次战斗,田单得以不朽的就是他的火牛阵。俗语曰:“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信哉斯言。
司马迁对典型细节的运用是值得新闻记者学习的又一技巧。众所周知,在人物通讯写作中,细节对刻画人物形象、挖掘人物内心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能让人“于细微处见精神”。可是有的记者语言干巴,通篇都是概括性的叙述,即使在述及例子的时候,也只是把事件的大概介绍一遍,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司马迁却是运用典型细节的高手。表现李斯的自私,只写他对厕鼠、仓鼠的感慨。表现陈涉的大志,只写他的佣耕叹息。表现石建的谨慎,写了他上奏时误书“马”字的惶恐。有关刘邦的细节,更是经典。项羽、刘邦两军对峙,项羽射伤刘邦胸部。刘邦大声叫道:“虏中吾指!”这里把刘邦害怕军心涣散而行谎骗的神情写活了,表现了刘邦的随机应变之术。我们的记者若能体会司马迁的细节描写,运用到写作中,新闻必能增色不少。
司马迁刻画人物的高超技巧还有很多,钻研越深,收获越多。例如,他善于铺写矛盾冲突,在矛盾中表现人物,如荆轲刺秦王、鸿门宴等;他对人物心理的描写,手法摇曳多变,有独白、对话、直接揭示、间接反照等;在表现这一人物的先进面时,常用另一人加以烘托,如此等等,这些都值得新闻记者体悟学习。当然,记者在学习运用这些方法的时候,不能搞什么合理想象,人物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心理变化都必须来自事实。
第三,体会《史记》充沛的情感
人物通讯的写作目的主要是为了批评落后、表彰先进,激励读者以先进人物为榜样,改正缺点、完善自我。作品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靠的是笔下人物的感染力,讲究的是以情动人。古人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所以人物通讯的抒情分量决不容忽视。考察几十年来成功的人物通讯,凡是能让人物走进读者心中的作品无不饱含着作者的激情,如《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百姓心中的丰碑——追记公安局长的楷模任长霞》。而时下一些人物通讯,之所以看过即忘,主要就是叙事平淡、冷冷冰冰,这样的作品恐怕连作者自己都不能感动。
《史记》之所以能够穿越两千多年的时间隧道,至今给人动人的精神力量,是与其充沛的感情色彩分不开的。《史记》被称为“爱的颂歌,恨的诅曲”?譻?訛,明代方孝孺说它的感情“如决江河而注之海”,不用仔细阅读就能够体会。如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篇末,他说:“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并对他高度赞美:“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对屈原的思想为人至为推崇。对于那些邪恶的东西,司马迁则表现截然相反的感情。如他在《汲郑列传》中写道:“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针砭趋炎附势、惟利是图的社会风气。正因为司马迁从改造社会出发投入写作,所以笔下才能有激荡感人的力量。
凡是成功的人物通讯作者,都对此深有体会。例如,第十八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作品《方永刚:真情传播真理》的作者说:“当他们(采访对象)讲起与方教授相遇相识相知的点点滴滴,当他们或敬佩或唏嘘或泪眼婆娑,我便一步步走进博大的磁场,分明可以感知方永刚虎虎生威的鼻息、奔涌沸腾的热血和铿锵有力的心跳。于是,我的笔端也就倾注了某种使命,要去谱写送给他的赞歌和祝福,祈愿他那经历严寒的生命之树,在这明媚的早春能够顽强地吐露新生的绿芽。”记者的感动和社会使命感,是作品真正动人的力量所在。这就要求记者摒除狭隘的写作观,跳出为稻粱谋、为名利谋的层次,真正走入写作对象的内心世界和生活环境加以体会。
最后,学习《史记》得体的语言
新闻作品,尤其是人物通讯,对语言都有很高的要求,总的来说,就是准确、生动、简明。《史记》可以说是给记者提供了学习的范本。其语言并不华丽,甚至可说是朴拙,但司马迁用它叙述事件、描摹物态、载人言语、抒情议论,无不恰如其分。这种语言,《史记》评论家说是“辩而不华,质而不俚”,这和新闻写法上最常用的“白描”语言是相通的,因此,学习《史记》的语言能领悟白描之妙。
《史记》的语言之妙是多方面的,其中,对于人物通讯写作来说特别有借鉴价值的,是司马迁对人物语言描写的个性化。首先,他笔下的人物语言,切合人物的身份。秦始皇的话仿佛金口玉言,蒯通的话有策士的善辩滔滔,韩信的话有军事家的深谋远虑。其次,其人物语言还切合说话的场景、人物的心理。如《淮阴侯列传》写韩信平定齐国后,要自立为“假王”(代理诸侯王)。刘邦大怒,经张良、陈平提醒,自知不对,忙改口:“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这些话把刘邦平素对韩信的那种不用不行,用又时时怕韩信造反的两难心理表现了出来。再次,司马迁的人物语言也切合人物的思想性格。刘邦在看到秦始皇出巡时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清代王鸣盛说:“项王言,悍而戾;刘之言,津津不胜其歆羡也。”
而当下许多人物通讯,语言模式化,几乎可以原样复制到其他身份的人物身上而传达同样的意思。即便是一些受好评的人物通讯,有时也难免有这样的毛病。例如,第十八届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邓家兄弟不寻常的求学路:一边读大学一边当“猪倌”》写“邓家兄弟”母亲的语言:“孩子们能学有所用,自力更生,我们当家长的很高兴。”这种语言不太符合一般农村妇女的身份特点,显得空洞无味。
整部《史记》,是一座语言的宝库,对新闻记者有启发作用的有许多方面,例如司马迁对长句、短句的灵活运用;大量吸收、提炼民间语言;在处理古奥的史料时所作的通俗化的努力;高超的文字技巧,或动词连用,或副词连用,或用叠词,等等,都值得记者学习,限于篇幅,无法一一详述,记者若能读之好之,则文章增华,应为时不远了。
注释:
①缪雨:《史记与新闻学》,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56页。
②尹德刚、周胜:《当代新闻写作》,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2页。
③韩兆琦:《史记通论》,广西师大出版社,1996年,第211页。
(熊国荣,江西省赣州市赣南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程前,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