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工业化进程中社会分工系统所表征的职业分类系统与组织职位系统，都是按照职业和岗位的专业技术类型和水平为依据构建，职业声望排序实质上内涵着职业的专业技术程度。不同职业类别与水平的专业技术因为被不同组织系统赋予相应的职业地位而具有分层的功能。由此形成的职业分层结构就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内在机理。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是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环境和条件的转换，持续推进下去将有助于阶层关系的转变。
关键词：专业技术；社会分层；职业；特权化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07）04001906
一、 对专业技术是否具有分层功能的研究
特雷曼（D.J.Treiman）的专业技术“特权化”（privilege）假设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职业声望排序的恒定性是由于社会结构本身具有功能的必要性与组织的必要性之特性。功能的必要性特性指人类的社会分工所形成的每个职业在功能上相似。组织的必要性特性指人类社会的组织能力有限因而组织形态相似。他由此提出六个相关假设：
A. 所有现代复杂社会均按相似社会功能组成以便达到最大社会效率。
B. 所有现代复杂社会的组织功能相似，因而劳动分工相似，职业角色类似。
C. 社会分工和专业化造成的每个职业在社会资源控制上的差异导致社会分层。
D. 控制社会资源的差异导致权力的差异。
E. 权力的差异导致社会成员的特权的差异。
F. 权力和特权在所有社会中都得到高度评价。因此，具有权力和特权化的职业相应地具有较高的声望排序，并且声望排序在所有社会都相同。
以上特雷曼职业声望结构功能理论的假设具有严密的逻辑因果链：劳动分工导致获取资源的差异，获取资源的差异导致权力的差异，获取权力的差异导致特权的差异，获取特权的差异又导致声望的差异。他论证的关键点在于将职业资源（即职业内涵的技术、权力和经济资源等因素）转换成特权的论证：首先，技术资源的稀缺性和价值性使得技术价值随劳动力市场的工作价格而增长；其次，垄断专业资格、证书以及鉴定的专业权威机构通过对职业准入和提升等限制强化了对稀缺而有价值的技术资源的控制，从而使技术增殖并使之优势最大化——获得特权。因此，具有特权的职业相应地具有较高的职业声望。凭借这种研究逻辑，他在理论上取得两个重要结果并得到验证：（1）客观性的国际标准职业分类（ISCO）与主观性的标准国际职业声望量表（SIOPS）都是普遍单一维度的职业分层体系并且同构同效；（2）标准国际职业声望量表和职业声望结构模型的普遍有效性，即所有现代复杂社会的职业结构都是同构的并且功能相似。而各个国家的职业声望排序同构性证明了关于工业化进程的工业主义假设［2］。特雷曼的“专业技术特权化”命题实质上是“工业化社会假设”①的验证与衍生。
①工业化社会假设：工业化进程造成社会分工系统分化，导致职业结构的分化。由于工业化的内在动力是科学技术生产力推动的专业化与职业化，这不仅增加了职业的专业技术内涵和价值，而且扩大了职业种类和从业者规模，造就了中产阶级发展，从而使得社会结构扁平化，社会平等程度提高。
特雷曼命题可以将社会分层解释为职业分层问题：工业化社会的社会分工系统表征为职业分类系统，其内在分类标准是各个产业部门和组织的工作岗位的专业技术类型和水平。组织职位等级系统以职权结构形式将不同职业类别与岗位级别进行分层的结构性配置。专业技术职业资格是职业地位的品等系统，专业技术的独特属性和功能使其具有获得管理地位以及职权的优势。职业地位是组织职位结构与个人品等系统的匹配，并且据此等级系统形成职业分层结构。这就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内在机理。
本文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结构变迁”课题组2001年对无锡城市居民的问卷调查。本调查依照原城市居民生活调查的常规抽样框方法，在全市413418户非农居民户中先建立4000户规模的无锡市民情民意调查网抽样框，然后采用二阶段随机等距抽样方法抽选出有效样本992份。通过对问卷数据的实证分析，本文论证：在何种本土时空和制度条件下，专业技术与社会分层之间具有相关逻辑关系，该命题成立；反之，该命题不充分成立或者不成立。具体分为以下四个步骤验证：专业技术是否作为职业地位获得和评价的主要因素,影响专业技术获得职业地位的因素是什么,专业技术不能获得职业地位的特殊条件是什么,组织职位等级系统如何对专业技术特权化。
二、 专业技术是职业地位获得和评价的主要因素之一
职业地位测量可以采用自我认同职业地位的主观测量方法和职业声望排序的客观测量方法。本文分别用二者的结果作为因变量分析职业地位获得方式。
1. 专业技术职业资格对本人的职业地位影响最大
本文以自我认同的“社会地位”作为因变量，对职业、单位所有制、个人行政级别、专业技术/职业资格、在单位中的管理职位、月收入以及档案身份等不同类型的变量进行最优尺度回归（optimal scaling regression）分析，由此推导出职业地位的回归方程。职业地位与专业技术之间相关关系的研究假设（H1）是自认的职业地位与诸因素之间有相关；零假设（H0）是职业地位与诸因素之间没有相关。
在总样本992个中，具有专业技术职业资格的有效样本是122个。从判定系数R2的值看，回归方程式的拟合效果表明其解释力是中度相关（0.423）。根据方差分析表，F值的显著水平值Sig.=.000（P<0.05），证明方程式呈现显著性水平。研究假设成立。
根据标准化系数（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中Beta系数，最终方程式：
职业地位=0.517*专业技术职业资格+0.250*单位所有制+0.187*现职
根据重要系数（Importance），可以判断相关变量中“专业技术职业资格”对社会地位方程式的重要性最大，其次是在哪类单位以及是否在位等。根据部分相关系数（Part）可以发现，当“专业技术职业资格”变量进入方程式后相关系数增加了0.498，这说明该变量对社会地位的影响力最大。
但是，由于用于主观认同职业地位的样本本身具有专业技术职业资格，并且样本量仅占数据库12.3%。这种缺憾正好可以解释中国具有专业技术职业资格的职群比重较少的情况下，该命题的本土的解释效力比较有限。
2. 专业技术职业资格是职业地位获得和评价的最主要依据之一
社会分层的客观测量分析是以职业分类系统为框架通过对各个职业声望排序标示社会分层结构。中国的职业分类系统将职业分为8个大类、66个中类、413个小类和1813个细类（职业），实际职业总量为1496个。现行职业分类体系反映了中国产业结构、行业部门布局以及特有的政治体制中的职业结构特征。如中国的第二产业、特别是技术型和技能型职业占主导（“生产、运输及有关人员”比重为全部职业的74.8%），第三产业职业占比重较小（仅10%），高新技术型和知识型职业不足3%。本文采用的81个职业抽样框与全国其他同类调查相似，大致反映了中国职业结构的特征。
无锡城市居民对职业声望评价的排序数据也表明：职业声望排序的职业区位由高至低的大致位序是管理职业区位—专业技术职业区位—技能职业区位—体力职业区位，大致与职业分类系统编码序列相近。这验证和支持了特雷曼命题和工业化假设——“在相似的工业化进程中尽管社会形态不同但是职业地位结构大致相同”。由于职业分类体系实质上是按照社会分工系统中各个职业的专业技术类别与等级程度进行划分和建构，因此，各个国家的职业分类系统以及职业声望结构之间具有一定的同构性与强相关性。从其理论功效看，职业声望分层结构不仅直接反映了各个国家职业的专业化与职业化水平，而且也反映着各个社会形态的工业化发展水平、结构性特点，以及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梯度与位序特点。
以客观的职业声望评价值作为因变量（992个样本），通过对影响职业地位的相关因素之间进行路径分析，以职业地位获得模式验证特雷曼命题。具体方法是：假定职业地位（声望）由职位（代表权力资本）、职称（代表文化资本）、收入（代表经济资本）造成（第一级自变量）；而职位则是受党龄、工龄、职称影响（次级自变量）；收入受工龄、职称、职位影响（次级自变量）；职称受教育年数、工龄影响（次级自变量）。研究假设（H1）是职业地位与诸因素之间有相关；零假设（H0）是职业地位与诸因素之间没有相关。
从职业地位相关因素的相关系数矩阵可知，与职业声望显著强相关的因素是专业技术职称资格（0.6**），其次是教育年数（0.438**）。与权力资本因素显著中度相关的因素是专业技术职称资格（0.496**）。与经济资本（收入）因素相关的因素均为弱相关（与专业技术职称资格相关系数为0.356**，与职业声望相关系数仅0.318**）。与文化资本（专业技术职称资格）因素强相关的因素是除职业声望（0.6**）之外，与教育年数（0.537**）和管理职位（0.496**）中度显著相关。根据上述因素之间相关程度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并制作路径图。
从如下路径分析图可知，“职业声望”的相关因素的一级路径的R2值是0.405，调整后的R2值是0.401。标识职业地位的职业声望由权力资本的“职位”自变量、经济资本的“收入”自变量、文化资本的“专业技术职称资格”自变量构成。三者与职业地位之间有显著相关性，但是最主要因素是“专业技术职称资格”（中等显著相关程度0.476**）。该路径约六成的残差要由其他部分因素得到解释。
职业地位的二级路径中，“职位”相关因素的二级路径的R2值是0.31，调整后的R2值是0.291。代表权力资本的“职位”路径的近7成残差需要其它因素解释。通常劳动人事制度看重的党龄和工作年龄（资格）其实与职位之间没有统计意义的关系（P>0.5）。真正重要的关联因素还是“专业技术职称资格”因素（显著中等相关程度达0.554**）。“收入”相关因素的二级路径的R2值是0.131，调整后的R2值是0.128。与经济资本（“收入”）有关的自变量也是“专业技术职称资格”因素（显著弱相关达到0.318**）。该路径需要其他因素加以解释的残差高达0.869。“职称”相关因素的二级路径的R2值是0.368，调整后的R2值是0.366。“专业技术职称资格”路径的残差为0.632。对专业技术职称资格最有影响的因素是教育（强相关系数0.603**），工作年龄仅有弱相关（0.291**）。
分析结论：影响职业地位的主要路径是教育程度——专业技术职称资格——职业声望，研究假设成立。但是各级路径的相关因素对职业地位获得的解释力（相关程度）属于低于强相关水平（R2<0.6）。并且考虑到样本问题，专业技术职业资格因素在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以及技术工人等职业群体中影响较为明显。
3. 在职业地位再生产机制中专业技术的投入与地位产出之间非对应均衡
特雷曼的“专业技术特权化”命题推衍的职业地位与专业技术职业资格之间内在逻辑关系，潜在包涵着职业地位获得的基本模式，实质上是一种“职业机会获得—职业资质获得—职业收益获得”的职业地位再生产机制。“职业机会获得”是职前或者在职的教育投入，“职业资质获得”是职业生涯中的专业技术职业资格以及职位获得，“职业收益获得”是职业收入和声望产出。职业地位再生产机制是否成立取决于专业技术职业资格的投入与其地位产出之间是否存在着对应均衡关系，这关系到专业技术是否可以具有职业分层的功能。
本文采用平均月收入、平均家庭财富、职业声望以及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EI）代表“职业收益”，以教育年数代表职业资源投入（作为基数），通过职业的投入与职业收益的比较，检验两者是否存在着对应关系。
从职业资源投入与职业收益产出的比值看，掌握文化资本优势的专业技术人员职业阶层投入职业资源（教育）最多，但是职业收入比不仅低于掌握经济资源的经理阶层、掌握权力资源的官员，甚至低于
职业名称资源投入基数个人收入产出比家庭财富产出比职业声望值产出比SEI产出比
“政府机关党群社会团体负责人”分类汇总11.7373.3251508.615.214.58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分类汇总12.9790.6716199.004.804.41
“专业技术人员”分类汇总13.9673.2116587.614.784.07
“办事人员”分类汇总11.484.6519496.755.074.74
“商业人员”分类汇总10.7964.8715793.514.204.87
“服务业人员”分类汇总9.4378.4715542.634.505.54
“农业人员”分类汇总7.3375.036412.015.556.55
“生产运输工人”分类汇总9.1665.6113530.024.595.29
“军警”分类汇总10.689.6214669.815.775.05
“不便职业分类人员”分类汇总9.8545.6926294.424.485.25
十个职业分类汇总10.7276.1218010.174.994.91
所有职业类别的平均收入比水平。虽然官员的名义收入比低但是实物收入比（房产）却是其他职业的数倍（3倍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即使在职业声望和地位上比较，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投入/产出比也低于所有职业的平均水平。教育投入和专业技术晋阶没有获得相应的职业地位和收入等收益回报。以上实证分析表明在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条件和组织环境下，专业技术投入与职业地位获得的产出之间存在着非对应关系，这就是说，专业技术职业资格未必能够获得相应的职业地位。
专业技术不能获得相应的职业地位的特殊条件是什么？通过对样本的职业生涯的时段分析，我们发现在本土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特殊历史时期的职业政策条件影响下（如计划体制、“上山下乡”、“转制”等），专业技术职业资格的投入与其地位产出不对应均衡，因而不能获得相应的职业地位，也就难以显现出社会分层功能。在此条件下，特雷曼命题不充分有效。
三、 影响专业技术职业资格获得的因素
除了职业制度环境和历史条件之外，专业技术职业资格还受什么因素影响？本研究假设（H1）是专业技术职业资格与职业组织的诸因素之间有相关；零假设（H0）是专业技术职业资格与职业组织的诸因素之间不相关。
本研究按照与专业技术职业资格显著相关强度依次将职业类别（职业声望值）、最高学历学位、在单位中的管理职位、个人行政级别以及月收入、档案身份、本人自评社会地位等自变量强制进入（enter）多元回归方程式，得出以下结果：多元回归系数R2=0.587，调整后的R2=0.583，可知该多元回归方程式中的7个自变量可以联合预测“专业技术职业资格”的约60%的变化情况。如果以逐步（stepwise）多元回归分析法可得知个别自变量的解释量，以“职业类属”的预测力最佳，其解释量可以达到42.8%，其余依次为“本人最高学历学位”的解释量为9.6%，“在单位中的管理职位”的解释量为3.6%。其他自变量的解释力均在1%以下。根据标准系数（Beta）构建的“专业技术职业资格”的标准化回归方程式：
专业技术职业资格=2.048+0.322*职业类属+0.266*学历学位+0.156*管理职位
根据上述模式，“专业技术职业资格”首先与其现在所处的职业类属相关，即本人从事的职业（或者行业、部门等）的专业化程度有关。专业性较强的职业如管理类职业和专业技术类职业相关关系最为明显。其次与籍以获取职业资格的学历学位相关，不仅时间顺序上教育程度在专业技术职业资格之先，而且教育程度是获取专业技术职业资格的必要条件。再次与其现在所在的组织内部职位等级系统相关，职业组织的各级管理职位不仅为专业技术职业资格的品等系统提供了匹配的位置和机会，而且赋予其职权，从而将专业技术职业资格的文化资本转换成权力资本以及职业地位。
四、 组织权力结构对专业技术特权化
专业技术如何从组织架构获得职业地位，而组织权力结构能够赋予专业技术什么样的权力。根据特雷曼命题和新结构主义理论，专业技术职业资格是否特权化，取决于“组织结构获得”。在中国，组织结构有以下主要的相关变量：单位性质（所有制属性——国有、集体、私企、外企等）、单位行政级别（财政预算级别——省部级、地市级、街区）、单位规模（不同地区、级别和性质的企业规模不同）、单位管理等级、本人行政级别、雇主关系（涉及职业权力与自主性）、管理人数、职级收入、职级福利、管理权力、自主性、兼职以及单位的劳动人事制度（涉及职业管理如报酬、升降、培训等）。由上述变量构成单位内部各个职级之间进行资源分配的权力关系结构。因此，所谓“特权化”就是组织职位系统通过赋予专业技术以相应的职位和职权。组织职位系统和专业技术职业资格的品等系统及其匹配形成职业分层的内在机制。
在形态上，组织权力结构可以分为3个管理层次10个管理级别，呈现“金字塔”型。如本调查的现职人员为396人（占39.9%），分为10个管理等级。其中处于管理底层（1—3级）的普通员工为现职人员的71.7%（284人），基层管理者分别是17.9%（71人）和7.3%（29人）；而中层管理人员（4—6级）总和不过现职人数的3.1%（分别为9人、2人和1人）。50%的管理者的管理幅度仅9人以下，只有6.7%的管理者管理规模在50人以上。
在内涵上，组织权力结构一般由三种权力类型构成：事权（指对职业组织成员的工作管理权力）、财权（指对职业组织成员的工资和奖励等薪酬管理权力）、人（事）权（指对职业组织成员的职业流动的管理权力）。组织权力分布上呈现为非均衡状态权项结构。根据问卷调查采集的数据，在事权、财权和人权这三项职权中可以分别按照全权/分权/无权这三个尺度测量各个权项的权力比重，建构组织权力的权项结构分布（见下表，单位：%）：
由此表可见，职业组织的权项结构实质上是非平衡性结构。事权相对集中于基层并且自主程度高。但是财权和人事权却大多集权于高层，由高层管理者直接（或通过管理制度）决定和控制。中层无论事权还是财权和人事权都相对较少。
我们试图提出单位权力资源分析模型，计算出不同职业层级占有和控制组织权力资源的分值，以便计算单位权力结构的资源总量和比重。根据上述各个单位职业层级的权力构成的分析，我们将权力资源分为两个层次：首先，职业类别的职业地位的量化；其次是职业级别的权力构成因素的量化。前者，通过职业声望表已经量化并构成位序结构。后者，通过对单位职级权力的构成因素的赋值可以得到。根据单位各个职级权力的七个构成因素的权重比，可以确定和量化各类职级的权力分级之分值。根据各个职级权力分级的分值计算公式①实际演算结果为：权力量级的确按照科层制的金字塔模型分布权力，但是在各个职级的权重比却表现出职级权力结构的非平衡性。第1—6级权力分值分别占组织权力总值（836.3429分）的1.85%，5.32%，6.89%，8.02%，9.03%，12.04%。可见，组织内中下职级权力占全部职级权力分值的43.16%。其他职级（第7—10级）占单位权力总值56.84%。这说明在组织内部的职级分层的权力结构中权力的重心是职级愈高权力愈大，组织权力集中于职级最高层级。因为只有组织职级权力结构的高层管理者才能掌握管理制度，从而决定组织资源的分配和控制方式。
由此进一步引申出的问题是：专业技术职业资格的特权化是哪一个权项的特权化或者赋权？专业技术人员所处的组织职位系统的层级和位置决定了他被赋予何种权项以及权限大小。专业技术特权化可以分为对“物”的技术处理权限（事权）与对“人”的处理权力（财权和人事权）；实质是在特定职位上对人财物等组织资源的配置和控制权力。根据上述权项结构，处于基层的专业技术人员，凭事权和专业技术能力获得职业地位。一般专业技术人员职位居于中层较多，无论事权还是财权、人事权均较少。只有处于高级管理层面的专业管理者才拥有控制和支配财务和人事的职权。因此，从分层意义上看，专业技术特权化的实质就是专业技术人员被赋予管理职位和职权，从而成为组织结构的高级管理职层。只有拥有财权和人事权才能够分配和控制组织内的职业资源，才获得实质的职业地位。如果考虑到组织的财产所有权，那么只有组织所有者才能够控制组织制度。因此，专业技术特权化更进一步演化为赋予产权或者股权。
五、 结论与讨论
通过上述问卷数据的实证分析，本文论证了特雷曼“专业技术特权化”命题，揭示了专业技术与社会分层之间具有相关逻辑关系。内在根据在于：在工业化进程中，社会分工系统所表征的职业分类系统与组织职位系统，都是按照职业和岗位的专业技术类型和水平为依据构建的，职业声望排序实质上内涵着职业的专业技术程度。不同职业类别与水平的专业技术因为被不同组织系统赋予相应的职业地位而具有分层的功能。由此形成的职业分层结构就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内在机理。专业技术具有社会分层的功能。因此，该命题在中国具有普遍价值。但是前提条件是经济体制环境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组织等级系统按照内部劳动力市场运作、专业技术职业资格能够被相应地赋权（分配和控制职业资源的管理权力）。如果满足上述条件，则命题成立；如果在非职业或者非市场因素影响下，则命题不充分成立。
由于中国特定的非市场机制和历史事件（如计划体制、“文化大革命”等），职业地位再生产机制出现了专业技术的资源投入与地位产出之间非对应均衡关系，专业技术难以通过职业收入体现地位（如“脑体倒挂”），职业投入（教育程度）也不能直接体现社会地位（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等）。在计划体制下组织权力政治化，组织赋予的权力的政治涵义不同于职业意义，专业技术更不能被组织赋予职权和地位，因此，专业技术没有分层功能。这从反面证伪该命题，或者附加本土性的限制条件。
通过本文对该命题的讨论，可以启发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新思索：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是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环境和条件的转换，持续推进下去将有助于阶层关系的转变。工业化进程推进专业技术发展成为社会分化的内在动力。随着学历教育与职业资格培训的普及和提高，推动着文凭社会和职业资格制度发展，专业技术职业资格将成为社会分层的主要依据和内在标准。单位体制的转变（“转制”）不仅变更产权而且形成与职业市场相应的组织构架，形成符合经济规律和社会理性的资源分配和权力等级体系，从而使职业组织分层机制成为社会分层的内在机制。外部职业市场与组织内部劳动力市场发展，使专业技术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从而使专业技术更容易获得职业权力和地位（“特权”）甚至组织财产权，形成合理的职业地位获得方式和职业地位再生产机制。以“专业技术特权化”方式推动职业分层结构变化，专业技术人员将迅速形成中产阶级并大规模发展，从而推动社会结构深刻变迁。
参考文献：
［1］李路路,孙志祥.透视不平等——国外社会阶层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Treiman, D.J. Occupational Prestig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77.
（责任编辑：吴增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