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时思明，河北高邑县人，一九一四年农历二月二十一出生于河北赵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参加革命半个多世纪，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于二○○七年六月十九日病逝，享年九十四岁。
一个人的命运总是和国家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 国盛家事兴；一个人的足迹也总是和历史前进的车轮步步相随，峰回路转，百折不挠。父亲的一生正是这样的一生。他少年勤奋好学，于一九二九年秋考入河北省省立第四师范 （邢台师专）读书。入校不久，在共产党人和进步同学的帮助下，思想灵活的他加入了青年学生进步组织“读书会”。期间，他接触到不少进步书籍，并与其他进步同学一道在秘密传阅中探讨抗战发展前途和革命真理，积极开展新思想新文化的宣传，揭露政治黑暗，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通过学习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他开始明白了一些革命道理，忧国忧民、寻求真理的抱负逐渐形成。随后，他到洛阳诸葛村完小任教，在王景琦直接领导下，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日浪潮迅速高涨。父亲和万千爱国青年一样为祖国的沦陷、民族的痛楚而义愤填膺，他和几个同事一起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报名参加了革命，从此走上了投笔从戎之路。 为了将满腔的革命愿望和抗日热情转化为实际斗争经验，尽快成长为一名坚强的抗日干部，他先后进入陕北公学分校、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八路军前总参谋训练队系统学习革命理论。
延安时期的学校，是在革命的炮火中建立起来的，办学条件极其艰难，但它们就像一座革命的熔炉，担负着培养和造就革命干部的任务。进入革命学校的学员们一切因陋就简，露天上课，把场院当课堂，背包作椅凳，膝盖当课桌。没有教科书，讲义都是印在又黄又粗的土纸上，或者废旧的传单背面。毛泽东曾对“抗大”学员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学员们以苦为荣，以苦为乐，政治上朝气蓬勃，精神生活充实。父亲就是在这样战火纷飞的环境中接受了革命的洗礼和锻炼，他求知若渴，一方面学习革命理论，自觉进行世界观的改造，另一方面学习军事、政治和文化业务，提高自身的整体素质。
一九三九年，革命理想羽翼日渐丰满的父亲，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年春，结束了学习培训的他被分配到了八路军冀中军区司令部当见习参谋，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一九四一年三月，他任军区五分区二十七团一参谋（作训股长），后调到独三旅、二十四团任参谋，在十一年的战斗生涯中他一直担任参谋工作，足迹遍华北、西北的七个省市区，先后参加作战近百次，其中大的战役有：白（圭）晋（城）战役、百团大战、“五一”反扫荡战役、平西反扫荡战役、包头战役、绥远战役、莱宁战役、运城战役、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太原战役、兰州战役等。在一次次战火的洗礼中父亲度过了他的青春岁月，他的革命之路也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坚定。
历史照亮未来，无数革命先驱怀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在血与火的战场舍生忘死、前赴后继；在敌人的刑场上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筑起了一道中华民族不朽的血肉长城，奠定了全民族抗日战争胜利和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石，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历史，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经过数天激战，一举攻克了兰州，消灭了西北国民党军主力。西北敌军迅速土崩瓦解，宣告了我西北战场决战的胜利。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仓惶逃离兰州，率九十一军、一二○军残部沿甘新公路向河西走廊节节败退，我人民解放军乘胜西进，风卷残云，势如破竹，沿途敌军纷纷缴械投诚。九月二十五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野二军军长郭鹏、政委王恩茂率部抵达酒泉。至此，酒泉宣告和平解放。九月二十六日，金塔县和平解放。
此时的我父亲走下战场，响应毛主席“一部分战斗队要变成工作队”的号召，带领三军干部一百多人，由武威出发抵达酒泉工作。九月三十日，酒泉军管会派马能元、时思明等二十四名工作人员来接管金塔。
十月一日，新中国宣告成立。迎解放人民欢跃，庆胜利金塔新生。金塔县旧政府人员、市民、学生及国民党投诚官兵与解放军一起在县城西操场召开大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父亲任金塔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县长，代表新政府讲话。同年十二月，金塔县人民法院成立，他兼任法院院长。
金塔县是个新解放区，担负着支援大军进（新）疆作战、恢复国民经济、争取财经状况好转等严峻任务。然而在国民党政府的长期压榨下，这里民不聊生，疮痍遍地。上任后的父亲在脑子里反复考虑：“虽然打过十一年仗，战略战术也知道一点，但做地方工作毫无经验，怎样才能当好人民的勤务员、为人民服务呢？金塔县刚刚解放，人民生活极端困难；土匪尚未肃清，散兵游勇时在骚扰；对起义人员怎样教育改造团结好，同人民政府一道把金塔的事业办好。”基于此，他牢记到金塔之前地委领导谈话所指出的：金塔县旧政府是起义的，按照对待起义人员的政策办事，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群众。
当时人民政府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工作，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干旱缺水，风沙成灾是金塔县面临的突出问题。到地方工作后，他事事以群众利益为先，处处为群众着想，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他带领群众战风沙、兴水利、造良田，谋生产。
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五日，金塔县暴发洪水，库水猛涨，冲刷土坝中心墙，如土坝冲毁，金塔县城及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将蒙受灾难。父亲得讯，心中万分火急，他急奔现场查看，并电告地委、专署。专员贺建山等领导赶到水库，省府及西北军政要员、水利部此时也非常重视，立即派水利厅、部领导及技术人员赶到，在现场召开会议研究抢救方案，由地县领导组织实施，专署建设科长孙光涛、县长时思明在工地亲自指挥，动员民工千余人，大车百余辆，连夜抢修堤坝七十多公尺，终于战胜洪水，保住全县人民的“吃饭碗”免遭于难。
为使金塔人民发展生产，安居乐业，地县领导报告西北军政委员会和省水利厅，请求拨款对水库进行维修和扩建，同时发电报征求袁素欣（原建水库的总工程师，淮济水利局长）的意见。经省水利厅设计，西水部同意拨款一百六十多万元，从一九五一年夏至一九五二年秋，一年多时间，时思明、吴永昌（水库主任）、李明扬（水管站长）等常住工地领导指挥修建，由蓄水一千二百万立方，增到八千多万立方，基本上满足了夏粮的用水。同时，针对金塔县灌溉渠系过于分散、水路过长，多系流沙河床，渗漏严重，能灌溉农田的水不到百分之五十的实际情况，从一九五一年起，逐步合并建成东西干渠，全干渠三个渠道，同时在渠沿植树栽柳，固堤护岸，节省水路七十余公里，减少了渗漏和水患漫流，增加了灌溉面积六万多亩。此后又合并支渠，增加了灌溉面积两万多亩。同时，还改革旧的水规制度，制定了“按亩配水”、按亩负担、上游照顾下游、低地照顾高地”的新水规，做到了合理灌溉，节约用水，受到群众的拥护。后来金塔县的历届领导也非常重视水利建设，除鸳鸯池水库扩建蓄水一亿立方米外，又增建解放村水库，保灌面积达二十三万多亩。直到今天，干支渠皆为水泥衬砌，百分之九十多的库水都可灌到地里。
一九五二年春，时任金塔县委书记的马能元和我父亲时思明发明创造了用泥土压沙，固定沙丘，防止流沙的办法。县委决定先试办后推广。书记、县长和一区区长吴吉昌等亲自组织群众在一区的潮湖沙窝用泥土压沙，并在沙丘周围植树造林，制服沙丘，取得经验后，又组织干群参观。当年四五月间各区乡普遍开展这项工作，共埋压沙丘二十五处，面积九百八十八亩，恢复耕地六百三十九亩，使六千六百九十亩耕地和十二条水渠不再遭受沙丘侵袭，一百二十一户农民重新获得农田。截至一九九○年底，全县共埋压沙丘四十五处，面积两万一千九百八十三亩，在沙丘周围植树造林九万八千一百亩，风沙灾害大为减少。群众说，这个好处是马书记和时县长带头创造的，此是全县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不懈努力的结果。岔河坝的农民说：“解放前几十户人家被沙海撵走了，如果共产党早解放我们，那些户是不会搬家的。”
一九五二年十月到酒泉专署工作一年之后，父亲时思明于一九五三年八月奉命任金塔县委书记。此时的金塔比解放初期大为改观，农业在几年时间迅速恢复并有了很大的发展，至一九五三年全县耕地面积由一九四九年的二十三点五万亩增加到二十八万亩（包括撞田），粮食单产由一九四九年的六十公斤提高到九十八点五公斤。人民开始安居乐业，基本到达“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群众的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这些变化让父亲内心感到由衷的欣慰。
二赴金塔的他，工作上秉承了他一贯实事求是、是非分明的作风。为了群众利益，他敢于说真话，总是把个人安危利益置之度外。一九五三年，国家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地区分配金塔县的任务六百万斤，超额完成了任务。这是农民分到土地后，丰收不忘国家的具体表现。一九五四年，金塔县粮食统购任务总分配为八百万斤，后又增加到一千万斤。父亲曾先后几次电话请示地委，认为损伤了农民的口粮，请予减少任务。后地委认为完成任务不积极，十一月地委几个常委来到金塔参加县委会议，他作了违心的检讨。一九五五年返销七百万斤粮食。之后，他虽然离开金塔到张掖地区工作了，但对粮食问题在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向地委提出过几次意见说：地委在粮食问题上要注意，不然要犯严重错误，再不要把粮食“拉进去”又“拉出来”，不知农民多费多少劳动力呢！因为这个，在一九五九年父亲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已平反）撤职、降级下放劳动一年。
在对待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他主张宣传好政策，先试办后推广，不要急于求成和“归大堆”。一九五五年十月金塔县委召开干部会，传达学习党中央作出的《关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问题的决议》，根据决议精神，检查总结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教训，开展了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小脚女人”作风的检讨批判，讨论作出了建社规制。会后，迅速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
一九五五年十月，父亲调到酒泉地委负责工作团事务，在这一年的工作中，主要领导二三十个干部分头到各县农村工作。一九五九年他带了一个工作组到酒泉县上坝乡下坝村搞农业劳动定额试点工作，经过四十天的调查研究，制定了各种农活的劳动定额上万条，后经酒泉县印发推广试点经验。
一九五九年十月到一九六三年七月，他先后任张掖地委筹备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掖专署文教局长，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酒泉专署办公室主任。一九六三年七月他又第三次回到金塔县任县长。无论在哪里，在哪个工作岗位上，他都任劳任怨地为党和人民工作。不管遇到什么艰险，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始终坚定不移，他的革命信念从没有动摇过。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戴上了几顶莫须有罪名的帽子，被群管了三年。赴外地调查的同志回来后，却悄悄向他说：“原来认为你不是地主成份也是富农，但一调查成了贫下中农了，原来认为你是右派，但读师范时期的同学证明你是左派。”
一九七二年七月父亲又调往酒泉地区医药公司任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直至一九七七年三月。其中一九七五年地委抽调干部下乡搞路线教育，分配到玉门黄闸湾公社梁子沟大队当组长，那时的他已年过花甲。地委书记王占昌见到他说：“你这大年纪下乡行吗？天冷又吃不好。”他说：“戴上皮帽子，吃不好，总不会再吃草根树皮了。”在这期间他曾给黄闸湾中学、梁子沟小学做过几次革命传统教育报告，讲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和当今人民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激励青年学生学好知识本领，将来成为国家栋梁之才，接好社会主义事业的班。
一九七七年三月父亲调酒泉地委党校任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正职由地委副书记兼任），直至一九八○年十二月离休，享受副地级待遇。离休后，他坚持“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一直坚持结合国际国内形势给机关、部队、学校、企事业单位做革命传统教育报告，革命奋斗精神不减当年。截止一九九二年四月共做报告六十多场，听众达两万多人。
父亲常向同龄人常讲，休息后要做好三件事：一是管好自己，保持革命晚节，当代的糖衣炮弹比五十年代更厉害，如果我们不警惕，也会中弹的。二是管好家庭，教育好子女，在当今新形势下的子女难教育，要用我们的优势帮助他们的不足，身教胜于言教。反复说明在建设时期同样需要艰苦奋斗精神，要求他们牢固树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三是要发挥余热，做些力所能及的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民的工作。
父亲参加革命五十多年来，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不管遇到什么艰险，对社会主义事业坚定不移，一贯发扬党的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谦虚谨慎，艰苦朴素，任劳任怨的为党为人民工作。处处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非分明，关心同志，平易近人，廉洁奉公，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