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副校长，对青年生活有较多熟悉和了解，此时他正因上海影专停办而返回电影生产一线。
由于原剧已成为戏剧舞台蓬勃兴盛的“社会主义教育剧”代表作，有关方面对拍摄电影尤为重视，沿用话剧创作及修改过程亦已贯穿的“领导、作者、群众三结合”方式，专门组成剧本创作研究组，集体讨论改编原则并拟订提纲，要求在保持原剧主题、主要人物和主要骨架的前提下，思想和艺术水平再攀登一个新的高度。陈耘和赵明精心加以实施，仅文学剧本就三易其稿，分镜头剧本也一再修改，尽可能做到既适应当时政治形势所需，又发挥电影艺术特性之长。
与原剧相比变动最大的，是主人公由林育生换成萧继业，这曾是改编中一大难点。话剧构思是由革命干部家庭出身却个人主义思想严重的林育生切入，情节结构亦侧重围绕其发展变化而展开；而一心以祖国建设事业为重，身患重病也不离开艰苦工作岗位的工人后代萧继业，只是作为与林育生形成对照而出现，在剧中处于被动地位。当时文艺创作已强调塑造英雄人物，特别是剧中林、萧之间的冲突，被解读为“两个阶级争夺接班人斗争”，显然不能再保持原先非正面人物为主角且居于压倒优势地位的格局，改编文学剧本时首先在这一问题上作了突破，让萧继业由被动变为主动，从在青海野外找矿起，到执行任务回上海，动员林育生归队，处理自己腿病等，自始至终处于主导和积极地位，从而突出其英雄品质。分镜头剧本中又着重解决他形象比较单调、语言缺乏色彩、精神境界不够高问题，使之更为鲜明、丰富、感人。如让他以边疆主人身份，充满豪情壮志，鼓动同学们到大西北去；将其“锯腿”和林育生假证明，由原来分别表现、分头解决改为扭结一起、互相推动；结尾由原来萧继业送行，改为与林育生等同行。这些改动使萧继业思想行为的光彩得以充分揭示，对人物形象塑造以及深化全片主题思想都大有裨益。
林育生虽不再居于主角位置，对其形象刻画却得到加强，解决了原剧存在的演变过程不明晰问题——即他是怎么变坏的、最后转变的契机是什么。前者主要通过林育生与小吴关系的描写，表明林育生受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侵蚀逐渐蜕化变质的过程。原剧中小吴并未出场，改编中如何处理久悬未决，曾安排让其出场，但发现作用不大，不足以表明林育生受其腐蚀的因果关系，而且可能产生副作用得不偿失，因而仍回到不出场。但林育生走向歧途原因又如何表现？直到分镜头剧本时才找到一种比较适当方法：就是半明半暗、若隐若现，通过让小吴打电话给林育生出歪主意逃避归队、“疾病证明书”来历不明和照片中的花天酒地，闻其声而不见其人、观其影而不现其形，既避免正面描写不足和产生不必要副作用，又显示对林育生所起的腐蚀作用。后者则突出促成林育生转变的合力作用，一方面是萧继业从思想上并以实际行动给他帮助，一方面是革命传统教育，即林坚和遗书的教导。在两者结合的基础上，去掉原剧中林育生出于爱面子“什么地方都能去，就是不能回队去”的一番周折，最后将焦点集中在萧继业的一句话：“在什么地方跌倒，就在什么地方爬起来”，让林育生终于站立起来。
对几位家长形象的描写，也作了不同程度的改动。如原来林坚在外学习回到家中，是林育生先找他，才询问起其思想和生活情况，分镜头本改为林坚主动到育生卧室了解情况，并突出思想政治上的关心。当发现林育生问题后，原来暗写他找萧奶奶谈话，改为正面表现，结合后面“家庭会议”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以及最后“遗书训子”高潮，自成一条情节线索，使之主动性和积极性都得到增强。夏淑娟形象的刻画则在分寸上加以调整，既表现其溺爱是林育生犯错误内因之一，又避免产生过于贬损效应，着重突出其矛盾之处，如在林岚升学报考问题上虽表示尊重自主选择，但对考农学院还是有保留支持，并认为应该事前和家里商量；对林育生要其“托人情”，则是原则反对、具体让步。
此外，为解决从舞台到银幕所必需的电影化，改编中通过展开后景、精练对话、增强动作等，尽力打破原有框框，发挥电影应有特性。原来舞台剧主要景别只有林家内外，很受环境限制；改编时从展开生活后景入手，以萧继业的行动为起点展开情节线索，从根本上改变原结构的叙述方式，矿山、工厂、车站、学校、新村等场所渐次出现；就是林家内景亦除客厅外，还有各自不同居室。这些生活后景广为拓展，有利于充分显现时代特点、增加生活气息和展示人物行动，为未来影片发挥电影艺术特长也提供了可能性。萧继业听到自己的腿要锯掉，禁不住顽强坚定地作了“我是一个勘探队员，我不能没有腿”、“我不信我的腿就不能保留”这样愤激表达后，冲出屋子直向林荫道迅速跑去，如果没有较深的场面调度就不能达到应有气势。随后萧家门外“祖孙夜话”一场，如果没有后景钢铁厂的火光闪闪灼亮，衬托出人物的激情，同样难以具有感人的力量。
拍摄经受“冲击”
就在1964年8月该片即将正式拍摄之际，文艺界自上而下开始文艺整风，《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等影片受到公开批判，上海市委派出工作组进驻电影系统，在所属各单位特别是海燕、天马两厂重点开展以“反对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反对修正主义”为内容的运动，并对正在创作和摄制中的剧本和影片进行清理，检查有无类似问题，《年青的一代》经历了这一浪潮的冲击。厂领导组织全厂创作干部和摄制组创作人员重新审查剧本，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剧本基础好，没有方向性的问题；一种则认为基础不牢靠，拍出来有倾向性危险。大家围绕一系列具体问题，反复进行学习再学习、讨论再讨论，才大致统一认识。
首先凸现的还是当初原剧遇到过的革命家庭能否出“败子”的问题，虽然当时广为宣传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思想，实际已对此作出回答，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就不能保证革命家庭不出“败子”，而且现实生活中不乏革命干部子弟蜕化变质现象；但联系到剧中，就有这样揭示是不是真实、典型，这样暴露革命干部子弟蜕化变质，是否会损害党的威信等疑问。最后认定剧本对此并非单纯暴露，而是既有暴露又有歌颂，并且正面的积极因素超过和压倒了反面的消极因素。具体而言，就是在塑造林育生这一反面形象的同时，也塑造了萧继业、林岚、林坚、萧奶奶等一系列正面形象，他们各自所代表的先进与落后力量之间的矛盾、斗争过程，符合生活真实并具有典型意义，由此表达的主题思想，并非着重于消极的“革命家庭出败子”一面，而是积极的“走革命化道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一面。至于党的威信问题，从当时布置学习的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找到依据：“我们自己来批评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会不会使我们党丧失威信呢？我看不会。相反的，会增加党的威信。”在文艺作品中批评年轻人的缺点和错误，同样会达到增加党的威信效果，况且剧本中已经正面树立了萧继业、林岚这样革命接班人形象。
由此，又引出有关正面人物塑造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力量对比，一个是情节结构和人物关系，质疑正面力量有没有压倒反面力量，正面人物围着反面人物转，能不能突出正面人物形象。实际上，剧本中正面力量还是相当雄厚的，主要的正、反人物配置为“四对—”，即萧继业、林坚、林岚、萧奶奶对林育生，其中萧继业和林坚系正面而直接，林岚属侧面，萧奶奶为间接。这四个人物表面上围绕林育生“转”，实质担负与其错误思想作斗争的共同任务，各自形象在此过程中得以展示，这种“转”只会有利于突出正面人物形象。
与之相关的还有中间人物刻画问题，是否偏多偏重、是否有“喧宾夺主”、“冲淡正面人物”的毛病。剧中夏倩如、夏淑娟、李荣生确系中间人物，除在矛盾冲突形成、故事情节推进、人物关系设置等方面，具有各自应有的作用外，其自身也存在不同缺点或错误，剧中予以暴露、批判以及改正，实际也是对观众进行启迪和教育，因而是必要而有用的。由此，摄制组认为中间人物出现于剧中多与少，应服从艺术创作需要，况且现实生活中人群分布本身就客观存在中间大、两头小，关键在于戏中的分寸的掌握。按照这样的认识，摄制组还是作了一些相应处理，如原有一组夏倩如在大树下听着《勘探队员之歌》沉思的镜头，就因有过分渲染之嫌而删去；夏淑娟被认为溺爱革命遗孤思想挖得不够深刻充分，也作了一定弥补；李荣生的戏在相比舞台剧已有所削减的基础上，又加以控制并限于只作为正面人物的陪衬与烘托。
除主要涉及上述几个主要问题，还有个别场景在摄制组内被提意见，如林育生“假证明”问题被揭发以后，有一场戏写他和夏倩如的内心活动，调子较软且忧郁，曾定名为“痛苦的心声”，被批为情调不对头，是资产阶级的艺术趣味；还有一场名为“雨过天晴”的戏，用较多手段表现他转变后的精神面貌，调子比较高，有歌颂色彩，同样被认为有立场感情的问题，均被改掉。
经过这样的清理检查，影片开机推迟了整整两个月，却也让参与摄制的全体人员比较放心大胆地投入拍摄。片中萧继业、林岚的扮演者杨在葆、曹雷，是导演赵明亲自从所看到全国各地七台话剧演出中挑选出来的，两人均是上海戏剧学院的毕业生，此时分别为上海青年话剧团演员和上海戏剧学院教师。扮演林育生、夏倩如的达式常、朱曼芳，是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毕业生，当时都还是初入影坛的新秀。扮演林坚、萧奶奶的温锡莹、沙莉，则是比较著名的老演员。扮演夏淑娟的赵抒音是中年演员，扮演李荣生的顾政勇是一个中学生。他们中或已在舞台上扮演过同样角色，或熟悉告别不久的大学生活，或具有从影经验和精湛演技，但为演好所饰角色都下了很大功夫，以时代特征鲜明、激情充沛饱满、富于生活化的表演，将一个个具有典型特征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于银幕之上。
在连续四个月紧张奋战基本完成样片之后，经过领导审查和群众讨论，又作了四次修改补拍及后期制作，1985年8月初正式公映，受到各方面欢迎和好评，普遍认为影片较之原剧有很大提高，主题思想更鲜明，人物形象更突出，环境背景更准确，可是“文革”到来却仍遭禁映。“文革”后期，上影曾予重拍，主创人员作了大幅调整，原来编剧之一兼导演的赵明退居艺术顾问，由曾是副导演的凌之浩牵头执导，演员中除达式常仍饰演林育生，其余角色均易人，但情节结构乃至一些场景、调度等，则大多与原片一样。《年青的一代》新版虽升级为彩色，拍摄制作亦很考究，但囿于特定政治形势，迎合极“左”思潮的色彩更为浓重，除原来已有“阶级斗争”又加上“打击帝修反”标签，还平空增添了一个为林育生贪图安逸赖在上海提供便利的教授，像原有小吴一样仍未出场，却一再指名道姓作为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加挞伐，其影响及魅力已远不及10年前的原版黑白片了！
责任编辑/翟建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