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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虑用户需求，但一定考虑用户体验”
中国新闻周刊：怎么想到来拍电影？
韩寒：电影其实蛮早前就可以做，但是当年《独唱团》被停了以后，有很多文化传媒的事情受到了一定的阻挠，一定的束缚。所以当时遇到一些困难后就停了，直到去年重新开启了这个项目，经过了一年的准备吧。
中国新闻周刊：拍电影是个需要调动很多人的工作。会有一些转变或者不适应吗？
韩寒：不会。因为这个和赛车其实非常像。车手你看着好像也是在场上单打独斗，但事实上每个车队都有非常强的团队。因为你有非常结实的、非常强大的技术后盾，很多人精诚合作，才能让你在礼拜天比赛的时候拿到一个更好的成绩。当然你车再好，你车手很挫，你开出去就出问题了，那也是你车手的问题了。
所以我还蛮习惯这种有团队合作的工作方式，而且我在这方面也不存在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包括我们做杂志，现在做的那个APP，“一个”，其实都是那种跟大家在一起合作。大家也都是很优秀的人才，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两个字就是要让他们“信服”。
中国新闻周刊： 你作为一名刚入行的年轻导演，怎么让大家信服？
韩寒：就要让他们信任你，这个是很重要的。就像有些导演，他们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严，他每上场就得骂人，发脾气，怎么都不满意，这也是他们的一种方式。
就比如说这个黑色的盒子，有些人会说，我就不要这种黑色，我要另外一种黑，摩纳哥黑什么的，给你取一堆名字的那种黑色。这其实是刁难性地树立威严，我觉得没有必要，我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浪费你的生命。就像我赛车的时候，我觉得那些维修技师，他们和你合作的程度其实归根结底取决于比赛的成绩。你试车时间很快，比赛成绩很好，这些他们看在眼里，大家都会合作得很愉快。你一上来摆谱，从个劳斯莱斯里面下来，还说很多术语，说我这车左边避震高一毫米，右边倾角收一度。你说的很专业，可能在第一分钟能把他们唬住，但是当你上场比赛的时候，一切都是放在那里的。
所以最终团队还是要看你做的事情专业不专业，做的结果好不好，大家才会（去想）能不能一起共事得更加愉快，所以我不会把时间浪费在特别去表现一个很有威信的自己。
中国新闻周刊：你对票房的预期怎么样？上次博纳于冬的预期是超过《小时代》两部票房的总和，8个亿。
韩寒：其实是这样，对于发行公司的老板来讲他当然要有信心，当然要说很高的票房，他说我们票房预期是八百万，那大家更没有信心了。但是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有考虑到太多的票房方面，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去做这种市场的调查。
我觉得我做事情就遵循一个事情：绝不考虑用户需求，这是第一。但是绝对在意用户体验，就是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自己有自己的想法，照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做我相信它不会错、不会差。你要去考虑用户需求，你要是问你喜欢看什么片子？你喜欢看《绝望主妇》，你喜欢看《绝命毒师》，那这怎么拍啊！这怎么能拼一起啊！然后去各投所好，你要去做一个调查，说现在流行青春片，我拍青春片吧。电影从调查到拍完拍出来一年以后过时了，谁等你啊？所以还不如表达你自己想要的东西这就足够了，这就是绝不考虑用户需求。因为它是个人的事物、个人的表达。当然我不会借助每个演员的嘴来说我的观点，那太肤浅了，每个人都说着一样的话。但是我自己所要表述的东西我不能过去问身边的朋友：“你想看武侠片还是想看青春片啊？”你一问看武侠片的人多我去拍个武侠片吧。你问下去没底，你问越多，一件事情就越做不了。但是呢一旦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要绝对考虑到用户体验。
中国新闻周刊：你指的用户体验具体是什么？
韩寒：我觉得用户体验就是它的工艺质量和艺术水平，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你可以说我不喜欢你这个类型的片子，完全不看没有关系，但是来看的那些人一定要感受到你在工艺上的诚意。因为我本身是车手嘛，特别在意一件事情的工业质量如何，这是硬的。其实就像足球队一样，一个球队运气好可能会打一场比赛的胜仗，可能会冒一个冷门，但是它真正的实力还是由它这么多年的积累以及它做事情的方式决定的，强队它就是强。
“我该做的都已经做完了”
中国新闻周刊：大家评价说你更成熟了。你怎么看？
韩寒：我觉得我的生活一直是这样，我身边的朋友也不觉得我有什么变化。我变化其实很少，我一直以来都还是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我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外力内力都不会给我带来太多的变化。
中国新闻周刊：一件公众事件出来后，基本上再也听不到你的声音了。为什么不写了？
韩寒：因为很简单啊，我已经做得足够好了，我没有办法做得比这个更好，而且我也不认为有人能够比我做得更好。在2008年、2009年的时候，我开始写杂文。然后到了2010年，我的杂文数量算是比较多的。到2011年的时候已经减到非常非常少，几乎两三个月才一篇。然后到2012年还稍微多一点，到2013年就会更少。是因为我觉得该写的都已经在2008、2009、2010年写完了。
社会事件它无非就是这些原因：体制的问题、社会的不公、历史的一些遗留的困难，再加上历来的劣根性。多少年这种封建统治带来的怎么怎么样，然后“文革”以及多少次的政治运动，带来的整个社会性的如何如何。归根结底都是这些原因。虽然这种发言很多时候是社会责任感的体现，如果老是让你不停地重复……对我来讲它已经做得差不多了，我觉得我该做的都已经做完了。
有了微博以后，反正大家也都会更加热烈地去讨论这些公共事件，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我认为应该说的。我不觉得这是一种所谓的什么普及常识，因为每个人对常识有不同的理解，每个人有不同的立场，你没有办法说站在一个高度我说我是在给你普及。我为什么要给你普及呢？我凭什么一定要站在比你高的地方给你普及呢？说不定你一张嘴说几句话你还在给我普及呢。所以一旦有一个人心里如果想着我要给民众普及什么什么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心态也是有一定问题的。
中国新闻周刊：但之前你频繁地发杂文，也的确影响了很多人。
韩寒：因为我做得好，很简单，因为这件事情，很多人他们的学识比我要更加的丰富，他们的观点比我要更加的深邃，但是我可能写得更加易于传播更好读，所以相对来说我的文字会传播得更广一些，这个其实很正常。
一方面还是觉得是一种社会责任，因为那个时候微博还没有起来纯粹就是博客，那声音有的时候很容易就受到控制。你觉得作为影响力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写作者，你还是要去发一些言，然后去挑战一些对声音的控制吧。但后来有了微博、微信这些，大家都说得很多，我觉得那我也不需要再多说什么。我觉得我该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中国新闻周刊：这两年沉下来想了很多事情吗？
韩寒：这两年我觉得反而是我浪费时间最多的。因为你如果跟时代走得太近就永远是落时的、落伍的，你永远是过时的，只要在这个时代里你就是过时的。我本质上就是写小说出身的人，写小说或者说你想做一些文艺作品，你必须要走得更远一些，你没有办法跟时代走得太近，太近你真是变成时事评论家了。
我认为我的才能远不止此，我不会把自己过多的精力跟才能放在这个方面。社会责任心是一方面，但是自己对自己的期待是另外一方面。我本应该可以写更好的小说、拍更好的电影，但我不想让自己太多精力花在这个方面，最关键的是我觉得我该说的已经说了，再说也都是在重复我自己。很多时候你以为的常识的传播其实是一种反复传播，就是同样的受众你在跟他们说一样的东西，然后就一次一次一次一次其实是一种反复传播。
中国新闻周刊：什么时候开始想这些问题的？
韩寒：这都是我的观点，其实在2011年之前就开始想了，我从来不认为我是属于这一派或者那一派，因为虽然很多时候我觉得政府做事情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在有些具体事件的时候它的确没问题，它的确没错，那我也会说他的确没错的。公众把我骂得狗血喷头我都无所谓，因为我有我自己的判断。也许有可能我的判断是错的，但是我绝对不会说是站在某一方然后是替另一方来说话，我不希望被任何人当枪使。
教育制度的一些观点或者怎么样，肯定会受到很多的反对。当然事实上现在想来，包括当时很多反对（我）的声音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教育制度这个东西本身你也不能像当时说的那样死，因为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操作方法。你在不同资源的情况下做事情的方式肯定是不同的，但是呢，那个时候你能感觉到来自很多人的敌意，或者说想看你笑话呀想要怎么怎么样，你也表现出很大的反抗，老子非得怎么怎么样给你们看，证明给你们看。
中国新闻周刊：但被质疑“代笔”的时候，你表现得很不镇定。
韩寒：我当然急啊，因为就比如说你被人诬陷，你明明是个特别良家的人，然后人家说你出去那两年多在东莞当妓女，那你当然急了，这个其实很正常的，任何人被诬陷的时候都会有一样的反应。然后还想要证明自己还是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有什么不好证明的嘛，这个太好自证了。后来你会发现其实人们不在乎一件事情的真假，其实人们更希望地就是看好戏嘛。它其实就是这样，你说你是一个美女很漂亮，然后我站出来说你很漂亮，然后你说了你没整容，那没整容你脱下来让我看看你的胸，你有没有隆胸啊让我来摸摸。其实还是人们在于消费，并不在乎你真的假的。一个人的清白委屈他人没有那么在意的。其实当时很早就已经知道这些，但事实上到自己身上你当然想要去证明自己的清白，后来发现其实也无所谓。
中国新闻周刊：你把宁财神放到电影最后鸣谢名单的第一个，为什么这么做？你怎么看宁财神吸毒这件事情？
韩寒：作为朋友来讲本身他就是做错事情了嘛，他做错了犯了法，法律也惩罚了他，他也是咎由自取。我是觉得尽量离毒品远一点，我觉得哪天我吸毒了也不一定，但至少现在我没有看到那一天。但我最看不惯的是，你落井下石没事啊，哪怕是不认识的人。但以前跟他有合作过的地方，单位啊朋友啊什么的，在那里落井下石就非常恶劣。我跟他发过微信，劝诫过他，就让他以后别再碰了。我就是看不顺眼某些与他合作过的地方又发声明又撇清，就觉得特别恶心。现在没有那么直接去公开指责，但我会表达我的观点，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我也不会这么直接对《非诚勿扰》开骂什么的，反正了解我的态度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