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共广东党组织的创始人
作为中共早期党员的谭平山是广东高鹤县人,他于1886年9月出生于一个贫寒的缝纫匠家中。在兄妹五人中,他排行第二。其父亲一直靠替人当伙计、摆摊、代人裁剪衣服营生,备尝生活艰辛。为改变所处的下层社会地位,他让谭平山上学堂念书,争取功名,光宗耀祖。
谭平山为人聪慧,勤勉好学,记忆力强,成绩常列前茅。他读完广肇罗实中学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当时广州有名的两广优级师范本科学习。四年后,他到雷州中学担任数学教员,以后又担任校长。在雷州,谭平山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积极参加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旧民主主义斗争,当选过广东省参议员。
1917年,谭平山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是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的活跃分子。1918年秋,傅斯年、罗家伦在北京大学发起出版《新潮》杂志,组织“新潮社”宣传新文化新思想。谭平山是这个组织最早的一批成员。同时利用《新潮》杂志这个阵地,颇有才气的谭平山连续发表论文,开始崭露头角,成为学生中的积极分子。
俄国十月革命后,他积极著文宣传十月革命,宣传社会主义,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
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中,他奔走呼号,参加了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战斗,并因此而遭到反动军警的逮捕关押。
1920年,谭平山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广州后,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担任哲学教授,担负起在广州发展党组织的重任。他以广东高等师范为主,发起组织和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谭平山是广州青年团的负责人。同年秋,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广东共产党组织成立。年底,陈独秀应陈炯明邀请来到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同时协助整顿、健全和发展广东党的组织。
广东共产党的诞生,跟《广东群报》有着密切关系。这家报纸是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这“三驾马车”办起来的,创刊于1920年10月。谭平山负责新闻编辑。在他主编的新闻版上,大量报道了各国共产党及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活动,介绍了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他自己还为《广东群报》写了大量针对性、战斗性很强的专论和时评,攻击旧制度,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想。《广东群报》的出版,在广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不久,随着陈独秀的赴粤,广州共产党组织成立,谭平山是中共广东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谭平山不但擅长理论宣传,更是一个实干家。1921年春,他在广州组织和建立土木建筑工会,发动建筑工人进行经济斗争。随之他派人到佛山组织和发动工人运动,先后建立了佛山市土木建筑工会和理发工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谭平山出任全国工人运动“劳动组合书记部”南方分部主任,领导南方工人运动。他领导广东党支部积极支援香港海员大罢工,组织广州10万群众庆五一节示威大游行,参与和主持制定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罢工援助”、“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八小时工制”等十大决议案。
谭平山这一系列活动,对于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和发动工人运动,从思想和组织上创建广东的共产党组织,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打下牢固的思想基础,应该说是很有功绩的。当年就有“南谭(平山)北李(大钊)中间陈(独秀)”的说法。
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定下了一个对中国革命进程有着重大影响的决策:即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从此,迎来了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
10月,受党中央所派,作为中共“二大”推选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参加了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他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的名义,积极抓改组试点,造思想舆论,推全盘改组。他出色的组织才干,卓越的理论水平,筹备国民党改组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得到了孙中山的赏识和器重。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谭平山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并担任中央组织部长,主持中央秘书处的日常事务工作。从此,谭平山成了国民党内举足轻重的要人。
孙中山曾称赞谭平山工作认真负责,并拿他和右派分子对比指出:“谢英伯这班人太不负责任,谭平山又太负责任了。”陈独秀认为“这真是知言”。谭平山充分发挥了他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有利条件,安排了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到各级重要部门工作,使共产党员取得了公开合法身份,和国民党左派一起,在广东省各地,深入发动工农革命运动。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不幸逝世,革命形势一时紧张起来。广州革命政府正处于帝国主义、军阀包围之中。鉴于广东工作紧急,中共中央于5月7日决定建立临时委员会,代表中央局就近指导工作。指定谭平山、周恩来、罗觉、陈延年、鲍罗廷五人组成临时委员会。谭平山是这个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
面对严峻的形势,为巩固广东革命政府,谭平山大造舆论,号召工农兵学商等革命群众,“出全力巩固和发展革命政府”。
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后,他团结国民党左派,组织力量镇压杨刘叛军;省港大罢工爆发后,他写文章,作报告,出席各种会议,从各方面给罢工工人以支持;为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他积极组织力量,支援东征军讨伐陈炯明。
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谭平山再次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继续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长和秘书长。
1927年7月,随着蒋介石、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决定退出国民政府,谭平山和苏兆征公开发表辞职书,指责国民党已完全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使革命转入反革命的途径”,正式宣布退出政府。
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公开背叛革命的可耻行径,7月16日,中共中央提出利用叶挺、贺龙部队暴动,以对抗蒋、汪的背叛,这就引发了后来有名的“八一”南昌暴动。谭平山是这次起义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主要领导者。
7月19日,谭平山从武汉来到九江,准备组织武装起义。为争取时任二十军军长的贺龙起义,谭平山事先已就暴动事宜征询过贺龙的意见。贺龙当即表示武汉政府既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就决心跟随中国共产党反蒋反汪。谭平山及时地将同贺龙谈话的详细情况向党中央作了汇报。
正当起义将要进入行动阶段。29日上午,张国焘以中央代表名义,给前委连发两封电报,说“起义宜慎重,无论如何等我到再决定”。妄图阻挠起义。7月30日,张国焘赶到南昌,在前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张提出起义需征得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同意,方能进行。周恩来非常生气地拍着桌子对张国焘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次暴动,你的意见与中央的意见不符。”谭平山和张国焘在会上吵得很僵,大骂张国焘混蛋。为坚持起义,谭平山甚至愤怒地对其他同志说,张国焘如果继续反对起义,就把他杀了。周恩来认为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但坚持“起义不能推迟,更不能停止”。
8月1日凌晨2时,南昌夜空响起了清脆的枪声,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起义爆发了。至6时,起义军完全控制了整个南昌。上午,谭平山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身份,出面召集在江西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各省区、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推举产生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谭平山作为革命委员会的代主席主持工作。
8月3日,起义军离开南昌南下,谭平山领导革命委员会属下各机关,随军南下。由于天气酷热,行军艰苦,又遭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起义军主力在潮汕一带遭到严重损失,最后起义失败。10月7日,谭平山与李立三、恽代英、吴玉章等同志到达海丰,不久,相继转移至香港。谭平山到了香港后,曾再三要求到莫斯科学习。当时党内受“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对他采取了冷漠的态度,并于11月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处分了大批党员。谭平山是受处分最重的一个,竟被开除了党籍。
谭平山为何被开除党籍呢?周恩来曾说过:“他被开除党籍的原因,是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谭平山对一位师长说,张国焘若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当时我任前委书记,这位师长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后来有人把这事告诉了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代表就决定把谭平山开除了。今天看来,这个处分是不完全妥当的。”谭平山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直到1928年初他从香港回到上海,才知道自己已被开除了党籍,他到处寻找党的组织,希望继续留在党内。然而始终得不到谅解和同情。他无处可以申辩,也再无法参加党的任何工作。从此,在他的人生整个历史上,进入了最为困难的时期,正如他自己说的“像一条在大海航行失去了指南针的小船一样痛苦”。
他扛起了
“第三党”的旗帜
谭平山是1928年初从香港回上海的。这时许多国民党左派和一部分失去了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都纷纷云集上海,政治上找不到出路,生活上也很困难,在茫茫的上海滩,无所适从。用他们自己当时的话说,就是一批“无坛庙可归的青年游魂”,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谭平山虽然自己也很困难,但他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内都是有影响的人物,他力劝大家不要急,慢慢想办法。经过多次协商,谭平山等人决心以孙中山先生曾用过的“中华革命党”的旗帜,号召全国革命群众起来反对蒋介石。由邓初民等负责起草政纲,出版《思潮》、《灯塔》周刊,进行宣传活动。
从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政党的一员,转而参加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组织,在谭平山的历史上,无疑是一个倒退。然而这对于当时已被国共两党开除,成了党外人士的谭平山来说,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以谭平山当时的地位和影响,只要他肯发表一个诬蔑和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声明,投靠蒋介石,他不难捞到一官半职,免得颠沛流离,东躲西避,靠人接济过日子。但是,谭平山的腰板并不软,他没有这样做,同时仍坚持反蒋活动,这也是他的可贵之处。
1930年春,谭平山和回国不久的邓演达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于8月在上海召集10个省区的代表参加会议,通过了该党的纲领《政治主张》,出版了《革命行动》月刊,选出了中央干事会。
1933年11月,李济深、蔡廷锴等在福建打起了反蒋的旗帜,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谭平山虽然没有赴闽,但积极支持福建政府的活动,推动李、蔡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福建政府失败后,谭平山退出第三党,但仍坚持反蒋斗争。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著名的抗日宣言,号召各党派联合一致共同抗日。一直处于颠沛流离的谭平山积极响应八一宣言的号召,不顾个人的安危,来到武汉参加各种抗日救国活动。
曾经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显赫一时、已经销声匿迹多年的谭平山在武汉的出现,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各种政治势力都在争取他,拉拢他。1938年5月间,张国焘投靠蒋介石当特务后,他知道谭平山在武汉,多次托人转告谭平山,要求见面,谭平山严辞拒绝。陈独秀也在这时被蒋介石释放出狱来到武汉,也约见谭平山,谭平山事先声明,同意见面,但不谈政治。他在汉口南京饭店自己的住处和陈独秀见面,一开始大家确守诺言,只谈各人的经历和生活。但政治家是很难不谈政治的,最后仍然谈到政治问题。陈独秀谈了一通对党中央不满的话,也贩卖了一些托派观点。谭平山却大骂托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批判了陈独秀的某些错误。耍惯了家长式领导作风的陈独秀,对和他一样被党开除了的“老部下”当面顶撞他十分恼火,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拍桌子大骂谭平山。谭平山也一贯英雄自大,对陈独秀毫不示弱。双方闹翻了,不欢而散。从此,再也不见面了。
蒋介石最善于利用别人的弱点拉拢人。他知道谭平山到了武汉,想利用谭平山这块招牌点缀自己的门面,特别召见了谭平山,假惺惺地装出“礼贤下士”的姿态,征求谭平山对施政的意见。谭平山既坦率而又抱幻想地说:“国民党已经衰老,现在抗日战争,要依靠新生力量,要增加新血液,改造国民党。”蒋介石借机对谭平山大灌迷魂汤。坚持反蒋多年的谭平山,以为蒋介石已有所转变,终于上钩了。
不久,谭平山参加了蒋介石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此时,谭平山恢复了国民党党籍,被任命为国民党武汉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指导委员和设计委员(周恩来为该部副部长)。国民参政会成立后,连续担任历届参政员。
研究谭平山问题的专家分析,谭平山在抗战时期重回国民党,并非一时的头脑发热,而是当时情势使然:一是蒋介石的国民党在武汉沦陷前,言论和行动也确有抗日表示;二是由于民族矛盾上升,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也由反蒋抗日改变为逼蒋抗日;三是武汉军委会政治部也带有统一战线成分,周恩来当副部长,郭沫若为首的第三厅,容纳了大批共产党和准共产党人员;四是基于上述原因,谭平山也确实想“老调重弹”,希望乘抗日救亡之机将国民党改造好。谭平山也太天真了!此时此地的国民党,已经远非当年谭平山“大红人”时期的国民党了。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蒋介石政府迁都重庆,谭平山也随往重庆。这时,谭平山也察觉到蒋介石正在将其重点由抗日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特别是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取消了抗日初期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争得的某些民主权利。谭平山对蒋介石政权的幻想完全破灭了。他对国民党表现得十分冷淡。对蒋介石拉拢他,按月叫人继续送钱的举动,他对别人说:“蒋介石最会搞小恩小惠,我不会再上他的当了。”但因他有过被蒋介石拉上贼船的经历,又背上了包袱,害怕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对他不谅解,他的思想仍然是彷徨和苦闷的。
就在这个时候,中共驻重庆的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及时向谭平山伸出了援助之手。董必武经常到谭平山的家里,做谭平山的工作,将斗争的形势,党的方针、政策和任务及时地告诉了谭平山。他再一次感到了党给予他的温暖,经过严肃的思考,终于向党提出了要到延安解放区去的决心,他要求党重新审查他,希望回到党的组织中来。党鼓励他并说服他继续留在国民党统治区,争取团结各抗日民主力量,比起到延安去,更能发挥他的作用。得到党组织关心、鼓励的谭平山精神振奋,干劲倍增。他对人说:“今后我的行动与党的行动同一步调,党的态度就是我的态度。”
1941年初,因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拒绝出席第三届国民参政会。谭平山与中共保持一致,拒绝与会。1943年初,为争取国民党内部一部分开明的民主派,形成一股力量,同蒋介石为首的死硬派斗争,逼蒋继续抗日,谭平山利用他在国民党内的影响与威信,联络陈铭枢、杨杰、王昆仑等组织了“民主同志座谈会”。1944年又更名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1月,“民联”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特园正式开幕,通过了“民联”的纲领与章程,谭平山当选为五人常委之一。
1946年秋,谭平山从重庆回到上海。他从不去离上海咫尺之遥的南京,拒绝参与国民党的一切活动,继续公开攻击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费尽苦心想拉住谭平山,不料谭反戈一击,竟到处公开攻击他,真是又恼又恨。他计划一不做二不休,干掉谭平山,以去心头之患。
身处危险之地的谭平山,在各方人士的善意规劝下,于1947年5月离开上海去香港,再一次过他的流亡生活。
显然,这一次的流亡生活,和他1928年到上海的流亡生活相比,谭平山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他的生活和工作,给以热情的关怀和支持,谭平山的斗争目标也很明确,他充满信心,毫不退缩,继续同蒋介石展开了斗争。
出任人民监察委员会
主任
1948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时在香港,刚刚就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委的谭平山和李济深、何香凝等,联合通电国内外和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这年9月15日,谭平山与沈钧儒、郭沫若等民主人士,在中共南方局和在香港的中共代表组织领导下,秘密离开香港,经过16个昼夜的颠簸,到达辽宁丹东,进入东北解放区。11月25日,中共中央代表与到达哈尔滨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对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任务达成了协议,开始新中国建立的准备工作。
1949年2月15日,谭平山等由东北到达刚解放不久的北平。积极投入了建设新中国的工作。这时的谭平山尽管已是63岁的老人,但他却精神振奋,干劲倍增。因为他在晚年真正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找到了值得为之奋斗的新事业。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谭平山被推选为以周恩来为总理的政务院政务委员。在政务院下设的四个具体领导全国各项工作的专门委员会中,谭平山被任命为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
1953年,谭平山患了高血压病,时年他已经67岁了。党和政府对他十分关怀,尽可能减轻他的工作负担,让他多休息。次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他当选为人民代表,并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人民监察委员会也改为监察部,谭平山因身体原因,不再担任行政事务工作。
1956年4月2日零时20分,谭平山在北京病逝,享年70岁。作为一个反帝反封建、拥护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爱国主义者,谭平山为中国革命献出了毕生精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