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93年前（1918年）的那个春天，来得稍稍有些晚。
春寒料峭，大地玄黄，四野苍凉。没有曳曳返青的小草，没有恣意绽放的野花，只有远处静默的山峦，蜿蜒起伏，连绵不绝。
此时，地处江南的赣东北信水河畔，鹅湖一隅，灵山脚下，一条辛弃疾曾经走过的黄沙大道上，一个瘦削的身影正背负行囊，穿行在晨光与薄雾之中，向着远方那个理想升腾的地方，义无反顾地行进。
这一年，这个急着赶路的少年刚刚15岁。
他是谁？他去往何方？
84年前（1927年）的那个夏天，山雨欲来风满楼。
风云变幻、阴霾笼罩；宁汉分裂、革命夭折；屠刀祭起，烈士捐躯。战乱之下的南昌城，血雨腥风、赣江横流。“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这一年的这个夏天，这个夏天一个极其闷热的夜晚，注定有一声惊雷，会霹雳炸响。
这天（8月1日）凌晨，夜色中的南昌东湖畔一间阁楼里，一个面色清俊的青年，正在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在夜色如洗的清寂中，他用一颗跳跃不息的心，默默又急不可待地聆听着一个大事件的发生、一声名叫“光明”的“第一枪”的到来。
这一年，这个心怀天下、豪情万丈的热血青年正好24岁。
他是谁？他在期冀着什么？
54年前（1957年）的那个秋天，秋风乍起，寒凉入心。
这一年的秋天，那个面色清俊的青年已经不再年轻，54岁的他——省人民代表、大学副教授，被历史推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他成了可恶的右派分子、“牛鬼蛇神”。残酷的批斗、心灵的摧残、尊严的辱没，一顶右派的帽子，他一戴就是22年。
命运起起伏伏，人生坦坦荡荡。直到文革后的1979年，他才获得彻底平反，而此时，他已是一个76岁的老人了。
他是谁？他在坚守着什么？
8年前（2003年）的那个冬天，空气中还洋溢着秋的气息。
窗外，丹桂花散发着恋恋不舍的幽香，而狮子菊正尽情地绽放。
岁月不居，世纪轮替，回眸百年，沧海桑田。
谁能想到，那个我前面记叙的急着赶路的15岁少年，那个在1927年8月1日凌晨聆听着光明的“第一枪”的热血青年，那个右派的帽子一戴就是22年的老者，他就像一株黄山不老松，依然坚韧不拔、淡定从容地安度着晚年。
一生惊涛骇浪，晚年鹤形鹤心。这一年的11月17日，这位可敬的老者，不幸溘然长逝。这一年，他101岁。
他的一生，几乎跨越整个20世纪，他的一生，与江西历史同行。
他，究竟是谁？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这个我们寻找许久、想急切揭开答案的他——其实只是一个极其普通而平凡的老人，然而普通中却又高大伟岸、平凡中却又写满传奇，他的名字叫——徐先兆。
他还有一个称号——南昌八一起义英雄。
二
2011年的春天，南昌市的北京西路，繁华而拥挤，江西师范大学青山湖校区，就坐落在这里。学校的门口，有一个过街地道，每天人来人往，也是江西师大师生出入的必经之地。
关于这个过街地道，在江西师大的离退休教工中流传着这么一则故事，说是有位老者穿越过街地道时颇感吃力，差点摔倒，当时另一位老者正好走在他旁边，于是出手搀扶了一把。被搀扶者边走边叹：“老了，不中用了。”而搀扶他的老者问他多大年纪，他说：“七十了。你呢？”后者摇摇手说：“不好意思，九十了。”出手搀人一把的老者，正是本文的主人公——南昌起义的参与者，江西师范大学的退休教授徐先兆老人。
说起发生在十多年前的这个故事，江西师大青山湖校区东区宿舍5幢的老邻居们还记忆犹新。而就在这栋看上去有些陈旧的宿舍楼里，徐先兆老人一住就是二十多年。
至今清晰地记得，2002年的7月24日，就是在这栋再寻常不过的宿舍楼里，在徐先兆老人的家中，我与他对面而坐，聆听这位100岁高龄的老人，重温南昌起义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随后，我陪同老人重走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地。从八一广场南昌起义纪念碑前的肃然景仰，到贺龙指挥部的急切寻找，再到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里，老人看着起义纪念墙上自己的照片与名字时的若有所思与喃喃自语，老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朴实、淡泊，却透出无法掩饰的真切与挚爱，无不直入我的内心，震撼心灵。
至今还记得，当走到八一起义纪念馆正门广场摆放着的周恩来、朱德、叶挺、刘伯承、贺龙五位南昌起义领导人大型铜像前时，老人缓缓向前，他想离他们近些、再近些。老人抬头久久凝望这些他曾经追随的伟人，双脚并拢，手臂抬起作敬礼状，俨然是一个士兵，又站在了将军的面前。
在与老人的交流中，尽管他有些耳背，吐字也不那么清晰，但老人眼神炯炯，话语坚定。一段段历史就在言语间被次第打开了，时而风云四起，时而硝烟弥漫，时而惊天动地，时而撼人心魄。在这个特殊的地方，我能感受到这位走过了百年风风雨雨的老人心中的不平静。老人心中在想什么呢？是那一幕幕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的壮烈情怀？是那个炮火连天映红了整个南昌城的革命之夜？是那些曾经浴血奋战勇往直前的革命战友？还是风雨如磐曾经沧海坷坎一世的人生传奇？
故事总有它开始的地方……
三
1903年10月17日，江西铅山县下古埠村的一个书香世家，一个新生命呱呱诞生。孩子的父亲是铅山老教育家、江西省文史馆馆员徐步云，喜得长子，他兴奋不已，给孩子取名——先兆。
说来也奇，这孩子从小过目不忘、聪颖过人，被当地百姓誉为神童。1918年的春天，15岁的少年徐先兆，以优异成绩考入南昌二中，从此告别了家乡铅山。
当时，南昌二中与他同班的同学有袁玉冰、黄道、黄野萝、石廷瑜、黄家煌、支宏江和刘轶。我们都不是预言家，但历史总是有它的巧合，谁能想到，这些看上去还是那么稚嫩的少年，却因为他们的聚合，会成为日后推动与改写中国历史的强大力量。
1919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发生了。一声春雷，使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年从古老思想的迷梦中惊醒。此后在南昌系马桩街10号——南昌二中旁的高高城墙上，人们时常可以看到八位身着西装、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在意气风发纵论国事。六个月后，江西的第一个革命团体“江西改造社”正式成立，其成员便是袁玉冰、黄道、徐先兆等八位同学，史称“江西八大家”。改造社的宗旨是“使这个‘黑暗的旧江西’，变成一个‘光明的新江西’”。
几个月后，因闹学潮被江西甲工学校开除的方志敏，也被“八大家”考察后“认为是个革命青年，就介绍我加入”（见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随后，邵式平等人先后加入该社，鲁迅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的主人公南昌女子师范的刘和珍，此时也经常与“改造社”联合组织各种革命活动。
1923年夏天，“改造社”成员陆续考上大学，袁玉冰考入北大，师从李大钊；黄道、邵式平考入北师大与陈毅同学；方志敏与徐先兆考入南京大学的前身东南大学，并在南京成立“改造社”分社，编辑《新江西》半月刊。1925年前后，方志敏、黄道、徐先兆等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着北伐军的节节逼近，军阀孙传芳加紧了对革命者的镇压。1926年9月的一天，徐先兆从学校返回秦淮河边的寓所，远远看见一个大兵守候在寓所门口。他知道事情不妙，急忙绕道回校，入夜后在老师和其他进步同学的掩护下，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事后得知，他因公开代革命同学收转信件而上了黑名单，如果当时不逃走，一定是九死一生。
到上海找到了党中央，恰好袁玉冰已留苏回国担任上海团组织的宣传部长，他便为袁主编的刊物写稿。同年11月初北伐军克复九江与南昌，党中央派10人到江西工作，徐先兆便是其中之一。船到九江，徐先兆被方志敏留下，接替其主编九江《国民新闻》。他参与组织了九江庆祝北伐胜利和欢迎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群众大会，担任记录并在《国民新闻》上报道。
在九江待了10天左右，徐先兆又应南昌方面之邀乘军车赴省城，担任《江西民国日报》总编辑。该报为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机关报，当时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为方志敏等主持。
年纪轻轻出任省城第一大报老总，在24岁的徐先兆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为办好这张报纸，他殚精竭虑、宵衣旰食。他每天都自己撰写社论，针对形势发展作出及时反应。那时汪精卫还没撕下国民党左派的面具，《江西民国日报》天天刊登拥汪回国的通电，这使得把汪赶走的蒋介石大为恼火。代理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郭沫若曾来报馆找徐先兆，提醒他警惕蒋的态度。果然，时隔不久，蒋用“圈选”手段使反共派把持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他的总编辑一职也被罢免。
此时，中共江西省委决定编辑出版《红灯》周刊，徐先兆在团省委负责人袁玉冰的领导下负责编辑这个刊物。从1927年2月到7月，徐先兆写了许多锋芒毕露的文章，与反动派作了激烈的斗争。《红灯》周刊的第一期上，他的一篇酣畅淋漓的评论，就张扬了胸中汹涌澎湃的革命激情：
“大地是这般的黑暗弥漫，人们是这样的昏迷沉睡！有谁啊，能够这样热烧狂燃，大放光辉？啊！只有通红的红灯！只有通红的红灯！”
四
1927年7月底，北伐军陆续开进九江、南昌，徐先兆隐约地感觉到：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风暴就要来临了！
7月31日下午，徐先兆参加了中共江西省委召开的活动分子大会，地点就是在当时的南昌女子师范礼堂。省委宣传部长宛希俨在会上说：“世界革命焦点在中国，此刻这个焦点在南昌，今天将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命运。现在是下午4时，党中央正在召开极其重要的会议，如果会议决定了，中国便会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这让徐先兆更加意识到，有大事要发生了！
当晚，南昌城里枪声大作。徐先兆生前曾这样回忆：“当晚大家已经得知，起义的暗号是：河山统一！大约1日凌晨一二时，住处不远的大校场一带枪声大作，喊杀声、爆炸声和士兵的叫喊声连成一片，清晰可闻。我知道我们向反动派开火了，心里非常激动，大概过了一两个钟头，枪声渐稀，战事逐渐结束。”
起义胜利了。
一大早，徐先兆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参加了祝捷大会，站在前排，他目睹李立三向谭平山授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之印，谭平山受印时手微微颤抖。起义后部队要撤离南昌，因为李硕勋的夫人赵君陶(赵世炎之妹)有孕在身不便随军行动，徐先兆便托朋友为她在南昌另外租了房子，由于这层关系，李硕勋让徐先兆到其所在的周士第师政治部里工作，这支部队由朱德亲自领导。
8月5日，担任后卫的二十五师最后出发。8月24日在会昌，部队遭国民党南路总指挥钱大钧部的拦截，周恩来、叶挺、刘伯承、聂荣臻亲自指挥作战。这一仗打得激烈、艰苦，我军伤亡很大，但收获也很大，光俘虏就有近千人，连徐先兆这样不会打枪的“学生兵”也一人发了两支枪。
从南昌到广东三河坝的行军途中，徐先兆和朱德、李立三、彭湃、阳翰笙、李井泉、毛泽覃、舒同等多有交往。陈毅追上八一起义部队后，由于和李硕勋、阳翰笙等同属川籍，也在周士第师的政治部里待了几天，这个“高个长脸”的四川汉子给徐先兆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9月19日，二十五师到达大埔县的三河坝后起义部队行至三河坝，军事上受到重大挫折，不少人在战斗中被打散。徐先兆由大埔、饶平、漳州辗转到达厦门，以后被党组织派往离他家乡很近的闽北建瓯县任县委宣传部长(中共建瓯县党史对此有记载)。
五
然而，国民党的搜捕与报复行动愈演愈烈。为了躲避反动派的追捕，徐先兆返回紧邻福建的老家江西铅山，他在深山古寺里住了几个月，以后又流亡上海，在田汉的南国学社住了一阵，并在极短的时间考取官费留学生。
一汪大海无边，多少壮志未酬。1928年，徐先兆隐忍蓄志，东渡扶桑，就读于东京高师与东京文理科大学，课余与胡风等人有较多往来，并参加了左联东京分会。他对日本的语言与文化颇为精通，但对欺辱我中华民族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始终抱有仇恨。
八年漂泊梦，国恨犹难消。1936年，目睹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与挑衅，徐先兆毅然归国，在江西省禁烟委员会与省政府编译室工作一年，后应铅山的乡绅丁觉中的邀聘，担任私立狮江中学校长。
1937年11月2日，徐先兆收到一封十分特别的信，寄信人竟然是阔别整整十年的老同学黄道。此时黄道率闽北游击队在长涧坚持斗争，见到该校招生广告上熟悉的同学名字，便给他写了一封极富革命理想与同学情谊的信：“朋友，你还记得吗？1927年在南昌时，你曾开玩笑地说：‘不料这班子小孩现在居然坐在桌上谈起政治来了。’可是现在我们已经不是小孩子而快要成为老人了。现在不但仍然谈政治，而且又干了十年政治运动，还能稍微谈谈军事。这是稍能向离别十年的朋友告慰的。”（信今存于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
接到黄道的信，徐先兆第二天一早便不避险阻，立即上山找黄道畅叙阔别之情，下山后马上在南昌《商报》上发表《坚决抗日的赣东闽北》一文，公开为红军辩诬，说“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等罪名是“不应当由红军承当的”，把黄道领导的部队称为抗日游击战争胜利的希望（文存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
不久，徐先兆又再度上山，多方穿针引线，终于促成了黄道下山与国民党合作抗日，并在南昌与陈毅再度相见。喜欢开玩笑的陈毅拍着徐先兆的肩膀说：“你这伙计真厉害，一上山就为我们接回了一个新四军的领导人。”黄道后来将自己的儿子送到狮江中学读书，国民党政府竟因此而找借口将该校封闭，致使丁觉中郁郁而死。
六
徐先兆失去校长职务后，本拟加入新四军，正巧原十九路军将领国民党160师师长华振中向黄道要10余名有游击经验的干部，以帮助该师对日作战。经黄道劝说，徐先兆到该师任秘书。由于颇受师长器重，徐先兆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忌恨与陷害，他们谎称他是骑马经过的土匪首领，布置保安团在途中拦截射击，幸亏他听到前面拉枪栓时，赶紧拧亮手电照射自己胸前的军队标识，方得幸免于难。
160师得此10人相助，将过去硬拼战术改为诱敌深入，结果获得围歼日寇千人的庐山金轮峰大捷（又称马回岭战役）。此役是中国军队对日作战打得最漂亮的战斗之一，当时日寇攻陷上海、南京后迅速溯长江而上，但在九江庐山一带却戛然止步，160师的狙击之功当永铭史册！为此徐先兆获得“金轮峰英勇抗敌纪念章”一枚。
160师金轮峰战役后回到广东休整，改编为独立第九旅驻守潮汕。1940年初，反共浪潮波及潮汕，独九旅旅长华振中大权旁落，徐先兆也被迫离开独九旅返回家乡铅山。
1945年，回到家乡后的徐先兆得到黄维的支持，利用鹅湖书院、信江书院，与程兆熊等发起创办了信江农业专科学校（1949年信江农专并入江西农学院），程兆熊为校长，他为常务秘书并兼任国文副教授。
徐先兆在信江农专教国文时，曾用毛泽东诗词为教材，这事自然又被国民党特务盯上，结果有一天他在回家路上被特务抓走。入狱后，其夫人傅香文多方营救无果，只得求助黄维，黄维出于乡情私谊慨然相助，向上饶军警方面担保，使其得脱国民党宪兵的魔掌，涉险渡过此次劫难。
1949年，徐先兆在上海迎来了解放，他找到陈毅，陈毅让他随新成立的江西省领导班子回江西工作。开始他担任上饶烈士子弟学校教务主任，1950年调到南昌大学任副教授。1954年院系调整后仍留在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主讲元明清文学。当时缺乏合适的教材，他花了很大功夫编写贯穿唯物史观的讲义，为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建设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可惜的是，正当徐先兆潜心研究学问的时候，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开始席卷而来。
七
谁也不曾想到，命运有时候是这般的离奇交错。
1957年，正值盛年一心欲好好施展才华的徐先兆，被划为右派。随即，连省人民代表和副教授的职务都被撤销。不久后，《江西日报》用配合照片的形式登出一批右派的“反动”言论，徐先兆的名字和照片赫然列在第一位。
这是多么不堪的诋毁与诬陷啊，然而在那样混沌的历史背景下，一切的辩解都显得那么的无力。
1960年底，江西师范学院将徐先兆下放弋阳县漆工镇谢源村劳动改造，临行前他赋诗一首：
“又当为国献身时，携妇将雏鬓有丝，痛恨十年犹白面，敢从今日树红旗。”
这首慷慨抒怀的诗传到省委领导方志纯、黄知真那儿，他们想到徐先兆年近花甲犹是这般壮心不已，恻然之余将其调回。下放农村的这三个多月中，他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冬天赤脚下田，割芭茅弄得手掌鲜血淋漓，这一切赢得了当地群众的由衷钦佩。
在夹着尾巴战战兢兢做人几年后，史无前例、浩浩荡荡的“文革”又铺天盖地而来。徐先兆自然是备受冲击，他日记中的一些话被抄入大字报，留日时期的摄影被作为“黑照片”公开展览批判。其家被抄多次，身心备受折磨。直到1979年，他的右派问题获得彻底改正，结论是“没有错误言论”。
八
劫后余生，天开云散。
戴了22年的右派帽子终于被摘下了，然而此时的徐先兆，已经是一位77岁的老人了，拨乱反正后，他随即办理了退休手续。
退休后，已是耄耋之年的徐先兆，笔耕不辍，拟写了大量回忆方志敏、袁玉冰、黄道以及“八一起义”的文章，为江西革命史的研究者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史料。而当有中外来访者向其询问大革命时期的有关情况，他总是毫无保留，侃侃而谈。
物换星移，到了90年代，徐先兆成了南昌城里硕果仅存的“八一老人”，经过报纸、电视等媒体的宣传，徐先兆在大革命中的传奇经历始得广为人知。1997年庆祝八一起义70周年时，几乎所有的国内重要新闻媒体都报道了他的消息。
2002年南昌“八一起义”75周年前夕，江西省军区政委陈礼久及南昌军分区领导来江西师范大学慰问徐先兆，解放军战士向他献上鲜花，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与“早间新闻”节目都对此作了报道。“八一起义”至此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三个世纪，沐浴过南昌第一枪硝烟的人已经是寥若晨星，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中陈列的有名有姓的部分起义参加者名单上，到2002年还健在的只有他和北京的萧克、四川的舒国藩三位老人了。
早年投身革命，传播马列唤醒民众；亲身经历“八一起义”、人民军队诞生；投身抗日战场血洗民族耻辱；身陷国民党监牢，仍不改共产主义信仰；反右的蒙冤，文革的冲击，两度被打倒，22年蒙受不公正的待遇，这一切的一切，都没有改变徐先兆革命的初衷，没有动摇一个革命者朴素而又崇高的意志。
生命不息，信仰不止。
九
岁月不居，世纪轮回。百岁寿辰过后，徐先兆的身体每况愈下，病情危重。2003年11月17日18时31分，徐先兆老人在南昌溘然长逝，享年101岁。他的骨灰安葬于南昌瀛上青山墓园福乐苑。
“疾雷破山而不能伤，飘风振海而不能惊。”徐先兆老人的儿子、江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傅修延如是评价父亲。
是啊，在这位百岁老人的一生中，惊涛起伏，波澜壮阔，充满了戏剧性，但他在人生风浪面前始终坚韧不拔、淡泊平和，由此有了一个让人惊叹的百年红色传奇！
链 接
人民军队摇篮南昌：针对中国国民党的反共政策，1927年8月1日凌晨二时，在江西省南昌，周恩来、谭平山、叶挺、朱德、刘伯承和贺龙领导国民革命军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武装起义。经五个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全歼守敌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带有全局意义的一次武装暴动。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南昌，因此被称为“英雄城”、“军旗的故乡”、“人民军队的摇篮”。
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从此，8月1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责任编辑 陈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