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历史涤荡和生死存亡的历史考验，其中，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到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岁月是这一制度最终形成的华彩篇章。
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中国政治局势的演进打开了新的局面。寡头政治、独裁统治遭到唾弃，民主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反对一党专政、实现民主、建立联合政府，逐渐成为中国各阶层的共识和强烈的呼声。
一九四○年，毛泽东在勾画中国共产党所要建立的新国家、新政权时指出：“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
周恩来曾指出:“中国的民主运动，由于历史的发展，武装斗争成为主要形式。到了大革命后，就只有两个全国性大党，经过二十多年的斗争和战争，一天天证明中间道路即第三条道路已成为不可能。”
民主党派从开始就以温和的改良派的形象出现。他们当中不乏有广泛社会及政治影响力的代表性人士。他们通过“延安”与“重庆”的对比，心中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共产党由秩序的反叛者向民族利益的维护者转变；国民党及其政权的合法性遭受空前严重的质疑。
到过延安的观察者，无论是梁漱溟这样的民主人士，还是陈嘉庚这样的海外侨界领袖，抑或是卫立煌这样的反共将军，乃至美国的记者、大兵，少至一周，多至旬月，便尽弃陈见，成为延安最热烈的赞美者与支持者。美国纽约《先锋论坛报》记者斯蒂尔在访问延安十天后感慨地说：“我觉得在延安的访问中，真正体会到了共产党常常说的‘为人民服务’，真的，要是我在延安住上十一天，那我一定也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在延安，共产党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通过民主选举、“三三制”、村民自治等形式，把人民群众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其民主建设的成就令人肃然起敬：偏僻的乡村、大字不识的农民、中国最没有条件实行民主的地方，却结下了丰硕的民主之果。
在延安，建立了严格的预算监督体制和民主参与机制，边区政府没有敲诈、勒索，官员的廉洁奉公在远东仅见；凭借民主手段，边区政府在四面封锁、瘠地养兵的艰难环境下，鼓励生产、征收粮税，平衡了财政预算。
在延安，边区创造了“十个没有”的奇迹：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吃摩擦饭；十没有发国难财。
在延安，官兵的伙食标准一样：每天三钱盐、五钱油、吃小米。党的领袖海纳百川，随时欢迎各行各业、不同阶层的人前来谈心，反映问题，提出建议，贡献智慧。
一九四五年七月，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等六位参政员访问延安，发生了著名的“窑洞对”，即黄炎培问毛泽东：“怎么能摆脱中国王朝更迭的周期律？”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一九四三年初，国民党以蒋介石的名义抛出《中国之命运》一书，认为只有三民主义才是挽救中国的灵丹妙药，鼓吹战后实行法西斯主义，继续维护独裁统治。
同年夏天，《解放日报》头版以整版篇幅发表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指出：“事实又是如此：没有中国共产党，则三民主义就没有新的内容（首先是民族主义中的反帝废约的内容）；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大革命以来直至今日的中国国民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则不但大革命的局面不难设想，即六年来大抗战的局面亦不可设想。中国共产党生来就是为民族和人民谋利益的，而它帮助人做好事，本来也没有自夸的必要，但是许多狠心的国民党人对于中国共产党不但采取‘过河拆桥’的手段，而且还极尽其造谣诬蔑之能事。”这是当年对蒋反共思想进行批判的一种共识。
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发表了《论联合政府》，主张废止国民党的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一九四五年四月, 共产党“七大”召开，毛泽东在所作的开幕词中，把《论联合政府》和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并提，作为中国的两种命运。
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分野随之呈现出来。各派政治力量，在国共两党之间，在和平、民主还是内战、独裁的冲突中，再次面临抉择。
重庆，云横雾纵，山重水复，蕴藏了难以言表的历史玄机，注定它要在一个民族危急关头见证天下兴亡。
毛泽东鉴于世界反法西斯大局已定，尤其英美苏订立同盟条约，“势必影响中国政治前途，国共两党势必要做长期合作打算”，决定“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即是极大利益”。
重庆谈判的日子里，国共高层虽然在酒宴上频频碰杯，但是却无法改变两党在谈判桌上的激烈斗争，争论的焦点是军队改编与承认解放区问题。
其间，毛泽东、周恩来不仅在谈判桌上与国民党艰难地协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且还充分利用时间广泛会见大后方工商界、文化界、新闻界、妇女界等社会各方面人士，同许多国家驻重庆的使馆官员会晤，毛泽东还三次亲临特园会晤张澜，增强了有识之士对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理解、同情和支持，把共产党在国统区的统一战线工作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十月十日，国共双方签订《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虽然没有解决多少实际问题，但有某些限制作用：第一，国民党再发动内战，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第二，共产党的地位已为国内外人民所承认，这是历史上很重要的问题；第三，由于共产党的努力，国民党承认了各党派的地位，使各党派一致感到“因为有共产党才能有他们的地位”。
然而，《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军队挑起了更大的武装冲突，悍然在两个月内，侵占三十座解放区城市。
人民渴望安定的愿望遭到挫伤，和平民主运动再度高涨。
在重重压力面前，蒋介石被迫同意按《双十协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国民党主持召开，共产党、民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共同参加，试图通过和平方式政治协商解决当时中国前途和命运问题的唯一一次会议。共产党和民盟等党派在会上凡遇重大问题，总是事先交换意见，以便互相配合，结果迫使国民党代表不得不接受共产党的某些主张。
政治协商会议创立了各党派共商国是的组织形式，开启了通过协商解决重大问题的民主形式，在中国的政治历史上是一个创举，“多党合作制”有了一个实践中的影子和纸面上的雏形。在这次会议中，共产党与民盟还留下了“主动让名额”和重大问题事先交换意见的“君子协定”两段佳话。
国民党政权一心追求的是一党专政，不仅反对人民民主，也不愿意实行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果然，欢庆政协会议的胜利锣鼓还没有结束，蒋介石便发动了全面内战。实现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尝试成为泡影，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积极争取的和平民主建国方案成为镜花水月。
一九四六年五月，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到南京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要求停止内战，主张和平、民主、统一和独立。谈判形势非常复杂。民主党派总体上与共产党团结一致，但有一些民主党派人士追求和平心切，在谈判僵持、内战趋势日益扩大的情况下，提出了所谓“折衷方案”，在同盟者中有动摇的倾向。
无论是和国民党政府谈判还是与美国代表团谈判，周恩来在谈判后都会向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介绍情况，同他们共同分析时局，交换意见；还通过书信的形式，要求民主党派继续为和平、民主而奋斗，坚决批评同盟者中的动摇倾向。
按照政治协商会议协定，必须首先改组政府，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然后由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主持召开国民大会。但是，在政府未经改组、各党派的联合政府未能成立的情况下，国民党关闭了和谈的大门，不顾共产党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召开国民大会，以改组政府、制定宪法为诱饵，企图拉拢民主党派，孤立共产党。
此时此刻，各民主党派和一些无党派民主人士选择了拒绝，他们最初从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领导人的人格魅力及思想中获得感召和鼓舞，逐渐从同情、支持、靠拢共产党的过程中认识到，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和最可依赖的朋友，民主党派和进步势力只有站在共产党和人民一边，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才是历史的必由之路。而在蒋介石独裁统治下，进行任何和平运动、合法运动、改良运动，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一九四八年一月，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在香港召开，决定恢复民盟领导机构，沈钧儒、章伯钧当选代主席。民盟新总部号召：民盟绝不能解散，也不能在是非曲直之间中立，今后要与共产党竭诚合作；必须以革命手段，为彻底推翻整个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统治而斗争。
形势的发展对国民党越来越不利。一九四八年《观察》第二卷第十四期这样写道：“不仅青年学生日趋极端，就是一般中年人，心情和思想也在发生变化：本来对于政府感觉失望的，慢慢的对政府感觉绝望了；本来对于政府感觉绝望的，终于对于政府‘不望’了；本来无所谓的人，现在也一点儿‘左倾’了；本来稍稍‘左’倾的人，现在也一点儿一点儿‘左’得厉害了；本来绝对仇视共产党的，现在努力了解共产党了；本来不大喜欢共产党的，现在渐渐对共产党表示同情了。”
一九四八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快到了。每年的这个时候，中共中央都会通过新华社发表宣言、口号。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五大书记挤在低矮的民房里讨论有关部门起草的“五一口号”。
“五一口号”初稿一共二十四条，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毛泽东拿起笔，将第五条“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划掉第二十三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将第二十四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改为“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修改后的“五一口号”一共二十三条，当日通过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五月一日，《晋察冀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五一口号”。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五一口号”发布的这一天，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行宪国大，蒋介石、李宗仁分别就任国民党政府总统和副总统。制宪国大与行宪国大清楚地表明，国民党从“训政”到“宪政”，表面上是要“还政于民”，实质是继续顽固坚持一党专政。连蒋介石自己都承认，这场选举“浪费金钱，政治风气与革命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药”，只能让国民党威信扫地，丧尽民意！
五月一日这天，毛泽东致函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以协商的口气具体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原则、实施步骤等，对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第五条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响应，这在民主党派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万水朝东》，陈延武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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