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事物，需要我们辨识“它是什么”的时候，这就注定了它的“边缘”。没有进入先验的理论，无法成为思想的前提，边缘如同为黑夜所笼罩着而游离于我们的视线，一旦进入视线又模糊不清遭人非议。广东，或者说岭南，就是这样一个为国人所非议的边缘视域。用《其实你不懂广东人》一书开篇的话语来说：“在中国，也许很难再找一个地方像广东这样，受到那么多的争议，对她的好恶如此悬殊。喜爱她的人与厌恶她的人，各自用尽最强烈的措辞去赞美她，或贬损她。广东集无数的羡慕、妒忌、赞美、咒骂于一身。”如此的际遇，源于主流对边缘的巨大的遮蔽效应，而这恰恰反映了广东的生机和魅力，作为一个边缘她的存在具有多样性的价值，那不仅是物质的，更是文化的、精神的。
南橘北枳，各地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自然风物。广东因偏于一隅，千百年来与岭北大地交通往来不畅，尤其是甚少参与中原王朝政治与文化的逐鹿，所以国人长期“不识庐山真面目”。斯地极其普通的荔枝，却在北方演绎成“一骑红尘妃子笑”的历史故事。时至清代中叶，苏南寒士沈复游历四方三十年，识遍人生世态，犹在《浮生六记》里说到，经梅岭入粤，“过岭出口，山川风物，便觉顿殊”。地理环境使然，干湿寒暑不同，土地出产有别，交通路径多异，岭南一地的生产生活方式呈现出颇为独特的形态，而在外人匆匆的目光里显然构成了一种“异物”的想象。据沈复的观感，“不惟气候迥别”，而且人物“神情迥异”，衣着也“嫌为异服”。眼见为实，20世纪90年代腊冬时节的粤中乡村学校，学生即使穿上了夹袄还是赤脚套拖鞋，裹棉被睡觉却依然垫着凉席。这种很不“专业”的保暖行为，让许多初来乍到的“北佬”教师瞠目不解，流传到北方民众的口中显然又会成为一种笑料。“南蛮”即在此地此风中生息滋长，接受着中原文化和海洋世界的催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岭南文化，甚至不乏得风气之先的壮举。纵然如此，广东仍然被相当多的北方人士耻笑为“文化沙漠”。
华夏文明几千年，中原文化当仁不让是其主流，夏、商、周王朝，孔孟、老庄思想都发轫于斯，流布各地才陆续生成了吴越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等形态。文化因多样而美丽，各种亚文化共同铸就了神州大地的丰富多彩。岭南文化则在这种多样的繁衍中构成了具有实质意义的多元。她在表层上不像中原文化那样随王朝更替而风变，倒因“天高皇帝远”可以自得其便，结果人们长期“淡定”地“揾食”过日子，“敏于行而讷于言”。这种生存状态，不以“立德、立功、立言”为目标，不要求人于精神价值上有所“立”，它以安置现实生活为核心原则，在“叹世界（享受生活）”的过程中造化人生。据周伟励的《岭南词典——搜藏岭南的柔软记忆》的序言所述，这是“一种追求物质享受讲究生活质量的生存模式”，由此“发展出一种重实轻名、重物轻道、重实操而轻玄想的务实文化传统，与北方谈玄说理重道尚名的文化传统迥然有别、大异其趣”。
相较中原文化对世界的理性化观照，岭南文化积淀的是生活的感知经验，这种内涵特质也导致了它不可能在概念想象和理论阐述中被深入接受。至于生活感受，又有很强的其地其时其人的差异性，对那些没有实际生活体验的人来说，岭南的各种“异”态自然是难以理解的，是非“文化”的。做个岭南人，身处其中“淡定”地“揾食”过日子，惟此才是明了斯地斯风的最好方式。退而求其次，像《岭南词典》这样散发岭南生活体温的作品，也不失为人们接近的一种途径。该书，“以词典的形式，以散文手法状写岭南风物。每一‘词条’就是一篇散文，或状物，或写事，或记风俗节令，或摹人情世态，不以描述形貌、罗列知识为追求，而专注于通过主观感情之烛照，写出经作者心灵折射的岭南物事。”其中知识名目的介绍不是重点，关键是作者在细节的抚摸中找寻、发酵自己的生活感受，这宛如在绵延了千年百年、斑斓繁复的岭南的生存状态中流连与行走。吃、穿、住、行、听、说、玩、乐……有的风物悄然流逝，有的风物猝然变迁，有的风物依然传承，它们不仅是生命里的一段记忆，还是五官感受的长久体验，是衣食住行的重要方式。这就是一个活生生成长着的岭南，一个散发浓郁世俗气息的岭南，一个在物质享受中创造趣味的岭南。
吃也许是最能体现岭南特质的一个现象。注重保留食材的原味，提倡清淡，提倡生鲜，这些与地理环境关联甚深且不用说。所谓“讲饮讲食”，在潜意识里吃就不仅是果腹的手段，更是要“讲”的对象，是对生活的一种享受。拿“南瓜”这样一个遍布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物产来说，除了通常的以果实当作蔬菜和粮食外，岭南人还喜欢用其制作各种糕点，如南瓜糕、南瓜饼、南瓜酥、南瓜烙等，或用其酿造南瓜酒；更有甚者，“岭南人不但爱吃南瓜的果实，而且尤爱吃南瓜的藤蔓甚或花朵，这种将南瓜的‘全身上下’都通吃的岭南食俗，颇令北方人诧异和费解。”且不论营养价值高低，且不论食材贵贱，周伟励在“南瓜”这个词条中，勾连几十年的人生记忆，把母亲、妻子以及自己围绕该物巧作厨味的经历点化呈现，解决饥饿也罢，享受美食也罢，他们总是把现有的东西作最大程度的开发，吃出花样，吃出精彩，吃出生活的滋味，这些已然深藏了岭南世界务实与享乐的生存智慧。
福柯说，话语即权力。在外国坚船利炮的冲击下，20世纪以来，我们的国家话语开始炽烈燃烧，不断扫荡和同化大大小小的边缘。除了作为程式化的仪式被观看，边缘越来越难以保持自己的身份。时运交集，岭南故事倒是更多地参与了中国历史的创造，在王朝的天翻地覆中慷慨激昂，但是外在环境的改变并不解决内在矛盾。岭南文化长于力行感受，短于话语表达，这也就是把权力交给了别人。己所不“立”，且又不得不接受国家话语的“立”用作衡量、评判，一如传统上中原文化对她的蔑视，纵有千般风流，换一个相异的视角来看却是沙漠地带，草木荒芜，人面晦暗。这种想象有意无意皆以主流的话语权力去统制边缘的种种状况，从而把不符合主流标准的东西发落为怪象。因此人谓广东人没有文化，广东人泛吃滥食，广东人好色成性，广东人情薄如纸，广东人无商不奸……所有这些，像乌云一样笼罩着岭南的天空，阻隔了曾经投射过来的视线。这些话语呈现的乃是一种自居的中心意识，即一种霸权意识。持有这种意识的人很自然地把自己纳入中心位置，而用一种文化霸权去俯视别人，特别缺乏对边缘文化的体认和感受能力，所能欣赏的往往只是自己的美。
在主流的视阀中，边缘没有风景，那只是一个猎奇的对象。但是，此消彼长，主流与边缘的权力关系是一个流动的历史过程。岭南这个边缘如今被人们热议，被不停地辨识，正显示出她对主流形成了强大的反作用力，岭南所面对的是一种幸福的非议。中原文化也罢，国家话语也罢，已经不得不接受这个“异物”的存在，不得不正视岭南形态独特的价值。黄天骥教授就《其实你不懂广东人》一书说得妙：“沙漠就不好么，沙漠底下有石油啊。大可不必因此自卑。”对于具有霸权意识的人来说，非议则是一种心态的焦虑。广东，这些年得政策和地缘之利，经济实力上去了，GDP上去了，昔日的“南蛮”之地，罪官犯民流放之地，成为了孔雀南飞的落脚点。作为社会存在的基础，经济发展带动了岭南文化向外发散，越过五岭，跨长江、黄河、长城，流布华夏内外。粤语也不再被人耻笑为鸟语，而变成了一种社会活动的技能。面对形势的转换，曾经的主流如何自处，如何容纳边缘的进发，这些都意味着一个权力关系的改变，一个文化地位的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倘若不能成功地把主客体关系转变成主体间关系，把主次差异转变为同伴差异，自然会面临着身份的焦虑和心态的失衡。就像王朔小说描述的那些京城“落拓之子”，不满于优渥地位的流失，虚张声势，用一副不屑的口吻嚷嚷呼呼——南方及港台只有利益没有文化，但是一旦发觉南方有利可图，自己照样地趋之若鹜。
无论接受与否，在国家话语的推动下，在务实肯干的行动中，成长的岭南已经勃兴起来。作为一种文化样式，她展示了独特的存在价值，那是一片对现实生活有着精彩发现的空间，那里积淀了丰富的感知经验，边缘的风流躁动人心！辨识这个边缘，不单是认识这个独特的对象，发现她自在的美，也是重新识别主流的一个过程，是对人类自身认识的一次深化。边缘不仅是位置，更是立场，它提供了怀疑的审视视角，但是边缘却并非逃避担当的理由。岭南因素参与主流、参与国家话语的构造已经成为事实，这不只提供几个词汇、几许人物或几种物产，我们还须反观岭南智慧将如何参与构建我们的精神。
以务实的作风为例，岭南人不好面子、亲力亲为、拼搏揾钱的行为，曾让很多人颔首感叹。他们向来奉行少说多做，“行得快，好世界”。如此这般为改革开放的前行，为市场经济的转轨趟开了一条条生路。国家话语把广东选择为先行地，实乃受益良多。但是，只揾钱不“立”规矩，不把现实的活动提炼为精神的价值，全凭个人心性和气生财，在竞争和压力下终将促成不择手段、唯利是图。尤其是面对自身资源的不足，也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了。无为而为，不立而立，作为思想资源固然有其价值，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无法提供操作的准绳。圭臬不立，全凭现实而动，必然会唯力是举，枪杆子里出政权。享受的作风也是如此，一则带来珍惜生命颐养性情，一则又漠视理想物欲横流，关于精神的活动也不免沦落为一种消费。实在边缘的风流也不尽是解毒主流疮疖的良药，如何进退耐人思量！岭南之于华夏何所立，华夏之于世界何所立，任重而道远。
（作者单位：广东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