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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中国，一条串起东方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波斯文明、欧洲文明的优美曲线蜿蜒伸展，绘就辉煌史诗。当代的中国，这条道路被重新塑造，赋予了新的生命力。这一次，世界是否会再次因中国而改变？
近日，《财经界》记者就“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问题专访智石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克力。
Q ：《财经界》
A ： 朱克力
Q：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必定有先行者， 在您看来，在新丝路经济带上，谁将扮演当代的“张骞”？
A：我们在谈“一带一路”时，千万不能忘记中国历史上的两个人。一个是出使西域即陆上丝绸之路的西汉博望侯张骞，一个是七下西洋即海上丝绸之路的明代航海家郑和。前者开辟了引领亚欧繁荣的“古丝绸之路”，后者开拓出史上最大规模的“海上丝绸之路”，这两个人，为后人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构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其中张骞的两度“凿空之旅”激活了中国与亚欧大陆广袤地区的商贸活动，中亚地区地缘政治由此发生改变，由中国主导开拓并跨越两千年的丝绸之路就此开启，堪称“一带一路”第一人。在张骞之后，东汉班超将丝路延伸到了欧洲，直达罗马，至此中国到达欧洲的商路完全接通，大大拓展了东西方经贸合作和文化往来，华夏文明辉煌也因此为世界所见证。
时至今日，中国领导人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绝不仅仅是从历史中寻找某个文化符号，也不单单是国际政治与外交考量，而是用信心和实力打造21世纪作为中国世纪的有力标志。2013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10月在访问东盟国家时又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构想。由此，“一带一路”作为中国一个新时期对外大倡议被正式提出。其中，“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东边牵着亚太经济圈，西边系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通过海上互联互通、港口城市合作机制以及海洋经济合作，将中国和东南亚等国家临海港口城市串联了起来。“一带一路”将带动整个中国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开放，解决中国的区域间发展差距问题，以实现新时期国内的城乡、区域间均衡性发展。因此，“一带一路”被看作是统筹改革开放的全新倡议和中国新时期对外开放的“龙头”。
2015年3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到的实际举措，将给地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就意味着，我们要把合作共赢的理念體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如果说，当代“张骞”就是 “一带一路”倡议的千千万万个推动者和建设者，那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的讲话，无疑是他代表无数当代“张骞”对世界的庄严承诺。
Q：比肩古丝绸之路，今天“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根据您的研究，“一带一路”将在世界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A：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客观上是开辟新市场、调整对外开放模式的需要。按照国务院参事汤敏的说法：金融危机打破了“西方消费、东方制造”模式，国际分工重组。经过了这次金融危机以后，整个的世界经济正在重构。过去那种“西方消费、东方制造”的国际分工模式现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日本以及欧洲的消费能力在下降，储蓄在增加，再靠借钱来消费的模式难以为继。同时，国际经济结构性的变化对“东方制造”产生了很大的挑战。中国过去的靠大量出口、巨额顺差的模式，也将有所变化。进一步说，发展“一带一路”是全球范围内对新增长动力的需求。全球性产能过剩加剧，需要新需求、新增长动力。产能过剩，不仅是中国，实际上是全球各国都面临的大问题。最近出现的石油及大宗产品价格大幅下降的现象，都跟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有很大关系。
从国内角度看，我们也需要一种新开放倡议。以“引进来”为主的模式实行了三十多年，随着中国比较优势逐渐减少，这种经济模式受到了很大挑战。以劳动力成本为例，在中国，一个劳动力工资成本达到年均4000到5000美元，这在亚洲发展中国家中相当高了。面对这种情况，一大批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需要转移出去，部分企业也会走出去，这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实际上，中国从2014年开始已经成为净投资国。十年前，中国对外投资总量还很小，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世界上排名第三的对外投资国了。
因此，从国际宏观环境变化和国内的经济需求来看，新时期我们需要这么一个对外开放的新经济倡议。这个新倡议虽然叫“一带一路”，但其范围与意义远远超出了过去的那种“带”、“路”的概念。预计未来十年，“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整个出口将会占世界的1/3，真正成为第三极。在这些国家中，人均GDP才3000多美元的国家还相当多，跟中国相比有一个发展落差，存在着非常大的市场。
Q：从最初“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到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要举行。那么，要真正发挥好“一带一路”的引领工作，我们需要有哪些开拓性的政策与措施？
A：需要建立有效的政府间协调机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发展水平差异大，利益诉求不同，应尽快制定以双边为主、多边为辅、操作性强的政府间交流机制，争取中国对外投资方向、项目与各国实现项目合作、倡议对接。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考虑成立建设合作规划编制小组，建设一批合作典型项目，产生示范效应。
基础设施建设优先。帮助沿线国家改善交通、电力、通信基础设施，通过高铁、铁路、公路、水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资源的合作开发，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等一揽子安排，推动亚欧经济一体化。按照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每年亚洲国家需要73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包括铁路、公路、油气管道、电力通道、通信等基础设施投资。根据我们在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的经验，基础设施投资回报都是相当稳健的，而且能产生很多附加的、溢出的效果，投资风险相对较小。
除了对外投资，我们还需要跟进其他的产业投资。有了基础设施，产业进入就容易发展，反过来，有了产业进入，基础设施才能发挥它的作用，才能发挥其经济效益。中国正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外迁的时期，把一部分产业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去，把我们相对成熟的工业，像核电、轨道交通、工程、机械、汽车产业作为我们到国外投资的强项。
防控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政治风险，政府还应当建立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加强对重点国家和地区的风险评估和风险信息发布；利用外交手段与相关国家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提供经济外交支撑，充分利用国际法制规则应对风险。企业应全面客观地评估重大投资交易的政治风险；积极开展多方位的公关活动，融入当地社会以缓和矛盾；主动参加包括世界银行与各地区性国际开发银行提供的海外投资保险，合理进行风险转移。
为防控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汇率与金融风险，应进一步支持出口信贷，扩大“走出去”企业的融资渠道；国家要鼓励银行金融企业走出去，到企业投资密集的地方去提供服务；企业应当加强对汇率与金融风险的管理，合理利用各种金融避险工具，降低财务风险。
提高“走出去”企业环保意识与履行环境保护社会责任行为。将环境影响评价、协议保护机制、生態补偿和企业社会责任纳入其中；倡导企业树立环保理念，尊重东道国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保障劳工合法权益，实现自身盈利与环境保护“双赢”；投资合作项目必须依法取得当地政府环保许可，履行环境影响评价、达标排放、环保应急管理等环保法律义务；鼓励企业与国际接轨，研究和借鉴国际组织及多边金融机构采用的环保原则、标准和惯例。
Q：有人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为了输出产能，也有人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为了与某大国抗衡、突围，但如果单纯从相反方向理解，我们就是去做贡献，又有点牵强。您对此怎么理解？我们又如何处理与大国、小国之间的关系？
A：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从客观上讲，的确可以输出我们相对先进的产能和长期发展的经验，这是自然而然的，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说输出产能就是我们的目的，这种看法既片面又短浅。那么，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真的是为了与某大国抗衡和突围吗？更非如此。可以说，这种认知较为狭隘且不契合实际，中国尽管是全球第二经济大国，但人均收入水平并不高，并且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巨大挑战。也就是说，中国自身转型升级任务艰巨，唯有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和开放红利才是最佳应对之道。从而，“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理应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关键路径，而不会沦为主观上抗衡某大国的手段。非要说这是一种谋略的话，我想也是“阳谋”而非阴谋。
至于说我们提出“一带一路”是不是去做贡献？我想，这么说也对，没有什么牵强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的、排他的，而是与世界其他经济体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历程，同时也是发挥中国势能和中国本领给全世界做出自己贡献的过程。“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倡议布局，都是中国意图进一步深化与世界经济融合发展的重大举措。中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进程，也将成为促进世界产业格局深度整合的过程。而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也有赖于自己与国际市场的进一步结合，发挥相对竞争优势。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已经证明，只有进一步开放国门，才能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无论是跟大国还是跟小国之间，国无大小，都要本着互惠共赢的原则，从双边和多边的长期利益出发，建立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的倡议合作伙伴关系。而“一带一路”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提出的新型倡议倡议，我们有理由相信它能成为助推中国与世界各国实现共享发展的大开放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