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律师郭建梅的办公室位于北京北四环东路的一处公寓楼内。门口的“北京市众泽妇女法律咨询中心、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的铜牌有点不起眼。两个紧挨着的公寓门内加起来300平方米的办公面积，比起一些位于三环内的商业律师事务所有点像“蜗居”。
4月的这个下午，51岁的郭建梅，坐定在会议桌后的开场白便是：“公益律师特别难，这段时间我特别憔悴，正在想怎么走。”
她说话语速很快，她说刚刚看完律所定期定向的心理医生，医生诊断她，轻微焦虑。
就在一个月前，郭建梅在美国华盛顿摘取了“美国国际妇女勇气奖”，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为她颁奖，这个创立于2007年的奖项，用来表彰为伸张社会正义和争取妇女权益而表现出勇气的杰出女性。
郭建梅在美国读书的24岁女儿，全程目睹了她获奖的过程。“我女儿说妈妈你真棒，我心想，你妈遇到的危险你都不知道。”
这个中国第一个专职公益律师、原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的创始人、已经在公益律师之路上走了15年的女人，留着利落的褐色短发，皮肤白皙、五官秀美，一眼看上去像是走在大学校园里的儒雅女学者。但她做的事情，却颇为“强悍”和“底层”：
为了维护农村妇女的土地权，郭建梅两次差点被当地政府铐上手铐，甚至差点被打。要知道，在中国的农村，土地被开发商和政府收购后，出嫁女和离婚女得不到补偿款的情况越来越多。郭建梅记得，去河南登封办案的那次，她和律所副主任李莹被一群暴怒的男村民堵在宾馆外，蒙蒙细雨中黑压压的一群男人，冲着她们咆哮，家有家法、村有村规，你们北京来的律师算什么。郭建梅形容自己当时像要英勇就义似的，整了整耳后的头发昂首出门。好在警车赶到，解了围。
就在跟她交流的两天前，郭建梅决定接受一桩案件：来自某省的一位妇女，发短信向她求助，欲状告前夫对她实施了多年家暴。因为离婚后还在持续的家暴，导致她左眼失明、鼻子骨折、腰部瘫痪，但其前夫势力强大，在当地根本不能立案。
郭建梅搜索了一下其前夫的资料，一下子怒不可遏，该人是当地的著名律师。“这么恶魔的一个人，就得弄倒他。”郭建梅举着打印出来的资料说。
她所做的工作就是如此，触碰社会最底层的部分，与强势和强权斗，所拥有的唯一武器就是法律。
不以胜败论英雄
周一和周五，是上访者和求助者最多的时段。郭建梅办公室里有一名公益律师，刚接待求助者时的前半年，每天陪着哭，还时不时地把五十，一百的钱塞到对方手里。
郭建梅跟这个年轻的公益律师说，没必要这样。但她知道，与来访者感同身受，饱受情绪耗损，几乎是每个有良知的公益律师的必经之路。
她永远不惮于谈做公益律师的难：“这条路比起任何一种职业都是最艰难的，它的艰难包括很多方面，精神的、身心的。”
1995年辞去《中国律师》杂志社主编助理的铁饭碗、一手创办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的郭建梅，在一次又一次败诉的第五个年头，差点让抑郁症扒掉一层皮。
“来人很多，呼呼呼的来了就是跪下，当时就受不了了。”彼时的郭建梅就像一只不断吞入社会脏物的垃圾桶，办案的过程又异常艰难，“我们的案子是弱势群体的，是穷人或无权无势的人，我们的对手又都属于有钱有势的。”援助这些人会遇到太多的障碍和困难：行业保护、地方保护、司法腐败、执法人员素质低下、行政干预，以及地痞流氓和一些黑恶势力。
在与这些障碍做博弈的过程中，还得面对周围人的不解，干嘛做这个，是不是没案源？甚至误解，神经病、炒作、想出名的大帽子都扣在了她身上。
她哭泣过、痛苦过、愤恨过、迷茫过，经历大半年的调整后，她发现自己更能理清公益律师的价值所在：“什么叫律师？挣钱，不是你职业的全部意义。真正地为推动法律的进步，为保障法律的公平正义，为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你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这本身就是你的职业价值。”
这并不是大空话，而是被她实实在在地履行着。郭建梅创办的咨询中心所推动的案件主要集中在几个领域：农村妇女土地权问题、职场的性侵害问题、家庭暴力、家政工问题、农村留守妇女儿童权利问题等。
15年来，她和她的团队力、了约3000多个案子，在中国目前的司法环境下，有近40%的案子是败诉的。
郭建梅对此已经坦然视之：“公益诉讼不以胜败论英雄。通过一个案子引起大众重视或者引起网民的讨论，这就是一种胜利，公益律师做的工作很大程度是启蒙性、倡导性、引领性的工作。”
譬如她接手了宋山木案，旨在进一步推动对女性性权利的维护。在她看来，这一块有极大的法律空白。事实上，在这一块上，她和她的团队成绩斐然：在国际劳工组织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下，她们推出了《防治工作场所性骚扰指导手册》，并且联合了8个企业推进内部防范机制;4月份，在北京召开的防止性骚扰防范机制研讨会，她们也是促成方。
火车道怎么跑汽车
就在宋山木案的开庭过程中，郭建梅在本子上写下一句话：永远不做商业律师！
在法庭上，她无法忍受宋山木律师的辩护：“律师说当事人是卖淫。事实上很多证据证明宋山木就是强奸，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认定的证据，都是板上钉钉的，但律师还往卖淫上说。”
在法庭上，她严重抗议，公诉人也提出了抗议，法官宣布了休庭。
她当时就责问宋山木的律师：你收了他多少钱？她知道这是一种义愤下的感性状态，但她控制不住。
“这个世界上只有两项工作适合我，一个是公益律师，一个是记者。法官也做不了，你是个好法官，别人都是恶心的法官，你成另类了，你根本没法待。社会不正常就在这，好人不能做好人。”郭建梅说。
她的北大同学，10年前就跟她说：郭建梅我告诉你，你根本不适合做商业律师，你会陪着人家故意打麻将还故意输钱么？你会陪人喝酒么？说的再难听点，你会陪人上床么？
她说：是，做不了，恶心。
有人问她，你能不能做商业律师的同时，拿出些钱来做公益呢？她说不纯粹：“公益律师的情感指向、理念、运作方法、办案技巧，和商业律师的体系完全不一样，已经不是一个道上的人了，你说火车道怎么跑汽车？”
若做商业律师，她太有资源了口郭建梅的先生作家刘震云，有一个哥们是名企业家，他说弟妹我一年给你两个案子，一年300万元就挣了。前两天还有个新疆的人来找她，70万元代理一个案子，只需要开两个庭。她不做，介绍给了朋友。
做公益律师是她的“独木桥”。在这样一个立场上，她仿佛是皇帝新装中的那个小男孩，勇于去向世人点破真相。
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90%的律师是在为10%的人服务。言论—发出，即有政府相关部门的人找她谈话，说太尖锐了，有点在攻击这个社会。
事实上，她和某律师私下聊天时，该人非常肯定她的说法，甚至还觉得，她说的这个数字太低了，应该是95%的律师为5%的人服务。“我说这是你说的啊，你不敢接受媒体采访，我就敢。我想让中国政府、中国民众知道，中国拘法律是个什么样子，继而让大家去推动。”郭建梅说。
听她这样讲，跟她聊天的人只是乐，说她胆子大。
郭建梅有她的中国梦：“在中国目前情况下，法制健全的理想是奢侈、是好高骛远、是一种梦想，但我觉得法律人一定要有梦想，一定要按照这个梦想去推。”
一系列的“被撤销”
她敢言敢行地推进着她的中国梦，但她所创建的法律咨询中心，作为一家法律NGO机构，与体制的摩擦，常常让她自己处于某种弱势群体的地位。
去年，郭建梅遭遇了一系列的“被撤销”。
先是在去年3月25日，于1995年12月她一手创建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和其他三家机构一起，被北京大学一纸通告宣布生命的终结：“上述（四个）机构自公告之日不再挂靠北京大学，对于被撤销机构的一切行为，北京大学不承担管理责任。”紧接着，一个星期还未到，国家法律援助基金会提出终止与郭建梅团队的项目。
北大毫无征兆的撤销让郭建梅心寒：“别了，北大！不别的是我们对公平和正义永远的追求，对中国法治坚定不移的信念。”中心好几位成员都毕业于北大。未名湖给了他们知识和精神的滋养，北大的民主和人文情怀给了他们选择公益之路最初的精神动力。这也是面对被撤销，郭建梅为什么会说感到悲凉。
而国家法律援助基金会的项目是，由基金会资助10万元，支持郭建梅的团代理35个案子。在洽谈项目之初，团队中有律师提出过反对意见，因为这是会累得让人吐血的项目。但郭建梅觉得，这个项目的象征意义就在于，终于从政府那里拿到了资助，说明工作获得了政府的认可，并且跟政府建立了第一步的联系。
在郭建梅的发展NGO机构的理念中，打开政府的通道是她所提出的“打开三个通道”之一，这样可以通过政府的支持和认同，获得政策和法律层面上的激励。无疑，国家法律援助基金会的“撤资”对郭建梅来说，又是一盆冷水。
波折仍在继续。去年6月份，郭建梅在2009年创办的旨在“打开律师通道”的公益律师网络被叫停。公益律师网是一个平台，通过联合办案、网络论坛等方式来推进推动公益律师事业在中国的发展和壮大。
今年，依旧麻烦不断。从2005年开始的“妇女观察一中国”的项目也可能因某种原因面临被叫停的危机。这是一个旨在从NGO角度对中国妇女权益保护状况进行调查、研究、观察、分析、评价和检测的项目，每月都会出具观察报告。
“太脆弱了，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情况比我们在这里报告出来的要严重得多得多。”郭建梅说，“我非常坦荡，我是因为爱我的祖国才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是在起一个化解社会矛盾的功能。上访者、静坐者、投诉者中的一些人，因为我们做了这样的工作，保障了他们的权利，甚至还会要求入党。”
尴尬的身份
随着北大对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的撤销，郭建梅带着她的团队注册了现在的“北京市众泽妇女法律咨询中心、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众泽妇女法律咨询中心”只能进行工商注册，因为目前并不存在对这种法律机构进行“民办非企业”注册的官方机构o
“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注册时，光名字就想了二三十个阳光不行、公益不行，考虑到她们所在办公楼的名字中有一个“千”字，干脆就起名叫“千千”。郭建梅开玩笑说：“千千嘛，也可以理解成千家万户、千千万万、千方百计、大千世界。”
还有一件让郭建梅哭笑不得的事情。
按照行业规定，律所必须创收，才能生存，不然有可能被律协“关门”。
有一次，一个律师朋友跟郭建梅聊天。他对郭建梅说，你是有声望的律师，机构有影响力，但你别做敏感的事。末了问郭建梅：“现在这个所创收多少？”
这个问题把郭建梅问愣了。“我说一分不创帆他说，不行啊，律所一年得挣300万，要不然给你关门啊。我说，这不是逼着我做商业律师么？”
靠化缘做来的公益哪里能创收？“给你掐脖子不让你生存。”郭建梅说。
郭建梅所创建的中心，一直以来的资金来源都是海外基金会的资金支持。有关部门找到她说，能不能不再接受海外资助？
郭建梅问对方：“15年中，你们评价下我犯过政治错误、违法乱纪、贪污腐败没有，你们觉得我是不是个好律师？”对方应：“当然当然，你当然是个好律师。”郭继续发问：“好，那我既然是个好律师，我的路还能继续走么？”对方继续应：“那当然那当然，你的事业很重要。”郭建梅亮出最后一个问题：“你说国外资助敏感，但中国社会企业家只资助政府有倾斜政策的项目，对我们，他们不感兴趣，我们并无其他的资金来源，那我们该怎么走呢？”这一问，让对方哑口无言。
作家刘震云，虽然不清楚自己的妻子扛着怎样的风险和压力，但他一直支持郭建梅的事业。用他的话说，“她不是曼德拉，她顶多是学德兰修女，她只是在法律框架下做一个律师该做的事情，她只是想做一个好人。”激励机制在哪里
郭建梅正在写一本书，暂拟名为《欢乐悲歌——我的公益律师之路》，她想，对于公益律师这个领域中的问题，不用发牢骚的方式去谈，写出自己在这条路上的思考和认识，给人一种希望和信心，同时获得社会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和对公益律师的支持。
现实中的郭建梅绝望过，但从未放弃过。公益律师的未来在哪里？这始终是郭建梅一直在进行的探索。
她在2009年为某药品代言，一句台词“公益律师这条路不好走，我却走了12年。每一个眼神都是一个沉重的托付，每一个案子都是一道难关”，让她把“公益律师”这四个字推送到大众的耳朵中。
接下来，郭建梅想，在外国公益律师拥有那么多的激励机制，在国内可不可以自己创建一个？
在加拿大访问时，郭建梅发现，公益律师在整个律师收入中占中层，社会各方面的捐赠，包括来自政府的资助是加拿大公益律师的经济来源。而对比郭建梅的团队，公益律师只拿几千块钱的工资，在北京永远买不起房子，有的男律师甚至女朋友谈着谈着就吹了。
有人会说，谁让你去干的？这话放以前，郭建梅会觉得心理不平衡，凭什么去做一个有担当、有法律良知的人就这么难呢？现在，郭建梅琢磨的是，我就愿意，而且我还得给这个群体一个激励机制。她打算，在香港筹备一个基金会，专为中国公益律师发展而存在。
她是那种在种种“磨难”后仍然对未来抱有希望的人，在15年的公益律师生涯中，她更愿意看到社会的点滴进步：越来越多老百姓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的提高;来自她所援助过的胜诉当事人对中心的捐赠;越来越多同行开始了对公益律师这个领域的涉足;国家在很多领域的法律在不断完善。
对她自己而言，这是“让她最踏实的15年”。
编辑 晓波 美编 黄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