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一批前苏联专家被派到中国，在各行各业发挥自己的作用。半个多世纪过去，回顾这一段历史，不难感受到前苏联模式对我国社会的深远影响，会计领域也不例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西方会计模式和沿袭西方的民国时期会计模式已被废弃，会计界和其他领域一样，掀起向前苏联学习的浪潮。
在1951年1月25日发表的《新会计月刊》的《发刊词》中，列为第一个努力方向的就是：“苏联是社会主义先进的国家，学习苏联是举国一致的要求。据我们了解，苏联会计学原理和应用的方法上有很多独到的地方，值得我们取法，尤其对于计划经济的会计处理，值得我们参考。”
《发刊词》还提到：“目前因为精通俄文的同志不多，很多宝贵的会计书籍还没有翻译出来。关于会计资料的翻译，比较其他普通的文字更难，必须精通中苏两国文字并对会计有相当了解的人，才能正确地执笔，否则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令人如坠入五里雾中。所以关于会计书籍的翻译工作，截至现在还没有展开。就我们陆续见到的资料，只有中央人民政府各院、部、会、署的前苏联专家和少数大学的苏联教授的演讲和建议书，如果我们再把它珍秘起来，不让他流传，一方面阻塞了同志们进取的道路，同时辜负友邦人士协助我们的热忱，实是不合理的举措。所以我们打算借本杂志来介绍一些前苏联的会计资料，或者是原文的翻译，或者另用文字来介绍一番，我们要学习前苏联经验，这是我们今后努力的第一个方向。”
基础奠定
到中国的前苏联会计专家有派驻中央财政部的，有派驻中国人民大学的，还有在基层企业的，分别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本文根据《工业会计》第11期社论《感谢前苏联专家的帮助积极学习前苏联会计核算的先进经验》等史料作一综述。
在中央财政部的有维纽阔夫、雅吉莫夫和塔塔连科等。其中，维纽阔夫应是一位非常实干并起了重要作用的专家，这从他所做的事情即可看出。
作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一部分，国营企业的财务计划工作在当时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问题，维纽阔夫“密切地注意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紧密依靠群众来发现和解决问题。”当时，中央重工业部命令所属企业实行清产核资，并以石景山钢铁厂为重点，他曾几次下厂指导，在工作中发现了计划方面和会计方面的问题，例如固定资产折旧计划和流动资金分季的计划。
史料记载：“其中很多的缺点和错误，维纽阔夫同志都一一予以指出和纠正过来。这样，不但使该厂在编制1952年财务计划得到很大的帮助，而且也使中央财政部在改订国营企业财务计划表格时，得到了许多宝贵的参考资料。”
1952年8月，中央财政部召开“修改1953年财务计划表格”会议，维纽阔夫亲自主持，重新制订了各个经济部门的计划表格。“由于这次表格修改的部分很大，部分比较保守的财务工作同志表示不同的意见，他针对这种保守思想诚恳地、耐心地进行说服，指出这种修改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并指明今后我们应该奋斗的目标。”
在企业会计制度方面，维纽阔夫的贡献也很大。他1949年底到部以后，先后经过他设计和提出来的制度与规章计有工业企业会计科目、工业企业会计报表、国营企业年度清查财务条例、会计主管人员职务权力责任条例（因牵涉到会计组织及其他原因尚未公布）、国营企业决算编审办法、会计簿籍会计凭证条例等。史料中将其称为“一个划时代的创举”，“为我国打下了社会主义会计核算形式的基础，统一了全国各国营企业界核算形式，替我国国营企业会计核算的前途铺平了广阔的发展道路。”
与此同时，在中央财政部的另外两位专家——雅吉莫夫和塔塔连科，则“根据苏联的先进经验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财政部门的总预算会计及行政部门和事业部门的单位预算会计提出了初步的方案，并编成讲义，向中央级的会计人员进行讲授。这样使我们财务会计人员对先进的预算会计制度有了深刻而正确的认识，从而为我国推行新的预算会计制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学界专家
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有马卡诺夫和高诺诺夫两位前苏联专家。他们的到来，直接带动了人大簿记核算教研室的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经济研究室于1950年6月成立会计小组，最初成员只有7人。同年7月22日，苏联专家到校后始正式成立簿记核算教研室，归财政系领导，当时成员15人。至1952年，已发展成为中国人民大学规模最大的教研室之一，计有教员22人，翻译7人，行政人员7人，包括研究生等已有百余人。
教研室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有马卡诺夫教授在《工业会计》1952年第4期发表《论会计核算的阶级性》记载，当时的评价是：“严肃批判了资本主义会计理论，从会计核算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来说明它的阶级性，同时并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会计核算的科学性和优越性，从而指出了我们今后确定不移必须积极学习社会主义会计核算的努力方向。这篇论文，成为新中国会计界划时代的重要文献，在推动当前会计界前进，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教学成果方面，从1950年9月起到1952年9月止的两年中，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过簿记核算的同学共计数千人，已经毕业离校的有两千余人，为社会输送了大量人才。“苏联同志不仅教会教员同志们专业知识和奠定专业理论的基础，并且耐心和细致地告诉教员同志们如何用祖国自己的语言和通顺词句进行讲授，如何掌握同学情绪并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以及如何进行个别辅导等，并且还亲自讲授示范。所有这一些，使来自旧社会的教员同志们都认为这是他们从事教育工作以来，未曾见过的事。”
1952年10月上旬，为纪念国庆3周年和人民大学校庆2周年，簿记核算教研室举办了一个簿记核算资料展览会，以巨幅张挂列宁的名言：“任何一件制品，任何一块面包，都不能处于核算之外，因为社会主义首先就是核算。”
工厂实践
在国营工厂、铁路、矿山等基层单位，还有许多前苏联专家在从事相当具体的工作，中苏造船公司总会计师吴拉索夫就是其中的一位。在他的亲身指导下，公司于1952年1月开始清点物资，在3月间即完成了繁重而细致的估价工作，时间不过两个半月，比同类国营企业的清理资产核定资金的工作快得多。
在这里，又是“根据苏联的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基本原则起了有效作用，例如在固定资产清理和估价过程中，需要解决设备实际有效的百分率的鉴定和折旧率的计算问题，前苏联已有相当详细的资料，例如电动机的使用年限是20~15年，年折旧率为5.5%~8%。在鉴定设备的有效率时，应首先考虑设备损耗的各种程度，然后决定年折旧率。
当然，这样的划分还是粗放的，因为许多旧设备还在使用中，实际有效使用率应当超过20%，所以，如果有以下两种情况，可定为50%：
（1）在最近6年内曾有过大修理和中修理；
（2）设备使用条件比一般条件更良好。
这样的补充划分，使折旧率的计算不仅简捷，而且正确。“中苏造船公司就是这样依靠和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并结合着自己的实际工作情况，迅速地解决了清产核算一系列复杂问题。”
从史料还可观察到，有些前苏联会计学者也许并未亲临中国，但其论著通过翻译成中文发表或出版，也对我国的会计实践有所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