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英国美学家沙夫茨伯里继承了新柏拉图主义传统，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内在形式”说。在莱布尼茨、斯帕尔丁和厄廷格尔等人的评介和翻译下，沙夫茨伯里的自然神论对18世纪德国的精神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推动了德国个体内在体验传统的发展，并对早期“教化”观念从神秘主义向现代审美和教育维度的转化发挥了作用。然而，沙夫茨伯里的内在形式说与德语教化观念内在联系、相互转化这一比较独特、重要的思想史现象，在中文学界仍处在隐而未明的状态之中。厘清这一观念变迁的线索，有助于给教化思想之反思和深入研究提供新的视野。
中图分类号：B1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8）02004406
关键词：内在形式；教化；新柏拉图主义；自然神论
Abstract：The Third Earl of Shaftesbury inherited the Neo-platonist tradition and developed his own unique philosophy of the “inward form”. In the introductions and translations of Leibniz， J. J. Spalding and Ch. Oetinger， Shaftesbury"s deism has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spiritual life of Germany in the 18th century and played a role in the early transformation of the German concept “Bildung” from medieval mystic to modern aesthetic and educational meaning. However， the inner connection of Shaftesbury"s idea of the “inward form” with the German concept of Bildung was an unique and important phenomenon in the European history of thought， which is still in an unclear state in Chinese academics. Clarification of this conceptual clue will help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to reflect and in-depth study on the tradition of Bildung.
“内在形式”（inward form， inner form）概念在语言哲学里至关重要，但它在现代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和美学语境里则是一个常被忽略的线索。它最初来源于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传统，在文艺复兴时期被发展为探讨自然与艺术关系的核心理念之一。英国哲学家和美学家沙夫茨伯里（The Third Earl of Shaftesbury）将其世俗化，以“内在形式”说为基础建构起了自己独特的自然神论和以情感陶冶为核心的道德哲学。在18世纪沙夫茨伯里著作的德译传播过程中，“inward form”被译为德语的“Bildung”（教化），并引起了德国思想界的大量探讨、辩论。这激发和引导了德国教化观念早期思辨历史的部分流向，成为正从神秘主义向现代教育学和美学转向的教化观念的多样世俗化欧洲思想根基之一。然而，沙夫茨伯里的内在形式说与德语教化观念内在联系、相互转化这一比较独特、重要的思想史现象，在中文学界仍處在隐而未明的状态之中。
一
若追寻沙夫茨伯里“内在形式”说的来龙去脉，可以看到这一精神流脉如同一条纽带和链条，使我们追溯西方从古代到现代的整个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化的思想道路：往前是柏拉图、普罗提诺、尼撒的格列高利、中世纪的爱克哈特大师和波墨，也经由17世纪后半叶英国剑桥学派（Cambridge Platonism）、沙夫茨伯里、莱布尼茨而通达歌德和兰克等等。在沙夫茨伯里的时代，古老的自然法观念以及知识主义、理性主义在英国哲学中仍起着重要作用，而同样源远流长的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则通过剑桥大学哲学流派传承下来。虽然沙夫茨伯里有可能并未直接阅读过普罗提诺的著作，而是通过惠茨科特（B. Whichcote）接受了古老的新柏拉图主义。
但最早和较为系统地研究沙夫茨伯里与新柏拉图主义关系的卡西尔则认为，在风起云涌的启蒙时代，沙夫茨伯里“可能是18世纪唯一一个英国思想家，对他来说古典时代还具有当代现实的精神意义”。[1]141
实际上，近代新柏拉图主义的复兴在剑桥学派之前就开始了，“内在形式”也始终是涌动在文艺复兴时期自然观和艺术观里的潜流。[2]这个概念与艺术的关系，首先来源于亚里士多德所指的“形式”对质料的提升；但在“活动的力及其目的”的内涵上，则与亚里士多德的“隐德来希”和斯多亚派的“道的种子”观念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在普罗提诺那里，他用雕刻的隐喻区分出两种形式：雕刻家精神里的形式、即先于在质料里起作用的形式，是隐藏其内的“内在形式”）；岩石分有了内在形式才显现为“美”，这是“体现出来的形式”。这两种形式彼此一致而自身为“一”，但也有着本质的区别，即“内在形式”清晰而单纯地是“一”（即未被分有的），而“体现的形式”则与多样性密不可分。在此，“内在形式”是“体现形式”的前提，并使其有可能作为“美”而存在。我们将其判断为“美”，因为我们在其身上注意到了一种“形式”将“多样性环闭地统合”，并将“体现出来的形式”与“我们本己内在的真实原型”相联系，以此质料所“体现的形式”被净化而返回到“内在形式”。[3]1：9；3：35这里存在着相应于本体论循环的两种形式间的循环：一切存在者因“太一”的“流溢”而形成，而这些流溢出的存在须再次“流返”回到“太一”。人类的审美活动就被置于这种“太一”的流溢和流返结构里，也因此获得形而上学的辩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