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文化事业发展繁荣，人们对文化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本文从2012年于丹在北大被轰事件出发，分析了大众文化背景下该事件的原因。笔者认为，在人人都拥有话语权的时代，更需要包容和理解，同时要理性发表看法，避免对文化以及文化学者的过度消费。
[关键词]文化；消费；过度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11-0079-02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近年来频频出现在荧幕上，受到众多观众的热烈欢迎。于丹将经典从高阁之上回归人间，引发无数心灵的触动，激活了国人所共有的文化基因。然而，在引发于丹热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2012年11月17日晚，在北京大学剧院上演的昆曲专场大师云集，精彩纷呈。精湛的演出获得了观众持久的掌声，但演出结束的时候却出现了意外插曲。主办方邀请于丹上台做最后总结发言，却遭到许多观众高呼“下去、下去”的质疑，于丹不得已尴尬离场。
一、大众文化背景导致于丹迷失
于丹被轰一事，已经过去一段时间，随着新闻热度的降温，这些之前备受关注的所谓的“眼球效应”都会烟消云散。然而，于丹被轰，虽然是个偶然的事件，但是却蕴含着必然的因素，在大众文化背景下，于丹的迷失，是大众对文化的过度消费，也是对文化学者的过度消费。
（一）当下的大众文化向着商品化的趋势发展，具有商品拜物教的性质
“商品化”是法兰克福学派概括的大众文化的最显著的特征，具体地说，文化工业“呈现商品化趋势，具有拜物教特性”。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使大众文化的商品化成为可能。于丹从登上《百家讲坛》之后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而在走进人们的视野之后，却被过度的“商品化”，于丹不再是一名教授和文化学者，而成了一种商品，一种能给商家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文化产品。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的产品并不是艺术品，从一开始它们就是作为在市场上销售的可替代的项目而被生产出来的一种商品而已。于是拜物教的性质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文化工业产品的基本属性。因此，作为呈现商品化趋势的于丹，也就不可避免的具有了拜物教的性质。
（二）大众文化生产的文化产品千篇一律，扼杀了个性
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在大众传媒和日益精巧的技术效应的协同下，一方面极力掩盖严重物化的异化社会中主客体之间的尖锐矛盾，一方面大批量生产千篇一律的文化产品，来将感情纳入统一的形式，纳入一种巧加包装的意识形态，最终是将个性无条件交出，淹没在平面化的生活方式、时尚化的消费行为，以及肤浅化的审美趣味之中。于丹虽然作为一位文化学者，但是依然没有逃脱生产文化产品的目的，也没有逃脱文化产品缺乏个性的规律，最终导致了真正的艺术品所应包含的个性的消失，艺术的创作成为无个性的模仿和标准化的批量复制。从《论语》心得到《庄子》心得，终究是在一个套子里对历史的经典解读。
（三）大众文化的商业和娱乐特征将文化和大众推向平庸
大众文化的商业性和娱乐性特征，导致文化传播机构关注的不再仅仅是文化本身，而更多关注的是文化产品的商业利益。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一直认为，由于大众文化的商品化，其制造者为了消费而进行生产。这就避免不了大众文化在生产的过程中，为了迎合受众的消费心理，不断的走向平庸。而在这种趋势的促使下，这些平庸的文化，有在一定程度上，将大众推向了平庸的旅程。虽然于丹解读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在解读的过程中依然要考虑到观众的感受，要考虑到节目播出后的收视效果，所以，于丹也不可避免的去迎合观众的心理需求，而这本身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将传统文化和观众推向了平庸。
二、演出被轰于丹自身难辞其咎
盛名之下，备受关注。于丹“被轰”，虽然是大众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但是于丹自身也难辞其咎。学者纷纷走出书斋、走进公众，这有利于知识的传播和群众素质的提升，但是如果过分追求眼球效应和经济利益，让“消费文化”的商业逻辑支配文化行为，则会陷入本末倒置的误区。
（一）学术明星，名利双收
近年来，人们对文化经典、国学知识的需求十分强烈，作为学术界的明星，于丹一直在挖掘和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在她的推动下，古老的文化焕发出崭新的光彩。在传播文化的同时，于丹在2007年，更是以1060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第二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二位，可以说是名利双收。盛名之下，自然也会引起广泛的关注。随着公众对于丹的关注度的提高，对其要求也会越来越严格，甚至近于苛刻，作为一位文化学者人们更希望于丹是一位埋首书斋，皓首穷经的学院派知识分子，而于丹则更多的是做一名走进现实，贴近公众的博学之士，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公众的理想，在经过了“于丹热”之后，也会产生名人崇拜热的逆袭现象，于丹被轰，大概就是这种情绪的一个出口。
（二）理想状态，脱离现实
于丹的受众层面，或者说于丹的粉丝，有很大一部分是80后的群体。随着年龄的增长，80后群体逐步走出校园，走进社会，走上工作岗位。一直以来，于丹对于传统文化的解读，都是不谈制度，只讲道德，而且把道德讲的非常好，和这些80后在教科书上所学到的东西基本一样，但是当80后这个群体走进社会的时候，大家会发现，他们的生活并非和教科书中所描绘的一样。于丹讲的东西，大多数都是最理想状态的东西，80后们没有生活在理想状态的社会中，体会不到那种精神。所以80后们不喜欢于丹了，因为大家不想继续被骗。
（三）娱乐包装，引人反感
于丹被赶下台是一种偶然，但更是一种必然。作为明星，于丹是娱乐时代的产物，公众不会对她保持永远的热度，于丹必然有退出舞台的时刻。从更深的层次来说，中国还是缺少真正的学术大师，或者说是有人喜欢听别人吹捧自己是大师，喜欢把自己当作权威，不管什么样的场合，都要去出席，不管什么样的活动，都要出面总结、指导。人贵有自知之明，公众人物应该有恰当的自我定位，学术明星更是如此，即使不能做到“做学问”与“当明星”兼顾，也不应该只当明星，少做学问。于丹以娱乐明星的包装，不停地穿梭于各种商演之间，着实令人反感。
三、对于丹现象的反思
这是一个人人都拥有麦克风的时代，也是一个媒介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人们的话语权不断提升，人们说出自己真实想法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昆曲作为国粹曲高和寡，甘之如饴；于丹老师作为一位文化学者，也曾经场场爆满，大受欢迎。但是这一切却因为一场商业演出，产生了出乎意料的结果。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就事件本身来说，于丹老师没有错，她只是出席一场商演，完成自己的那部分任务；现场的观众也没有错，他们只是想表达自己的心声。这件事如果不是发生在于丹老师身上，换成别的某个专家，某个教授，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我们对文化和文化学者的消费是否适当，是我们的过度消费，是商业演出的逐利目的，才造成了今天的局面。不要对任何文化学者寄予太多的希望，毕竟术业有专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我们不能对这些人过度的去消费。
我们更应该反省的是于丹和像于丹一样的明星学者。他们频繁出现在各种社会活动或商业演讲中，把学院讲堂当作商场，只是普通商店出卖各种商品，而于丹们出卖各种思想。毕竟，学术研究是学者的工作基础，教学是教师的基础任务。频繁商业活动或社会服务必定挤压宝贵的学术与教学时间，使教授们无心学术和教学。同时，我们也应该反省自身，反省我们表达自己话语权的方式是否得当，在这个高度文明的社会，我们应该文明的发泄情绪，更要给他人足够的尊重。
责任编辑 丛 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