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战略与管理》杂志第3期刊发了时殷弘著《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一文，引起了相当范围内的注意和讨论。虽然已经时过五年，但该文所作的历史概览、理论性总结以及大战略推论，在其基本方面仍可认为是合理的。但是，该文篇幅甚短，当时能达到的认识又较为有限，现在无疑需要加以扩充、深化和拓展。更重要的是，中国在经历了五年来国际舞台上的风风雨雨和积累了相应的经验教训之后，目前正跨入既富含伟大历史机遇，又充满未来严峻考验的新世纪的门槛，因而肯定地比近代以来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种宏远、明智的世纪性外交哲学，连同与之匹配的世纪性根本战略。要形成这样的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有赖于较敏锐地感觉或认识世界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的时代趋势和总体格局，明了中国在这趋势和格局中的现有位置，辩识它们为中国提供的未来可能和预设的未来限制。
较具体地说，我们在此将（1）论说中国在21世纪前期起码的国家目标，并进而论说中国在同时期内争取成为世界强国的必要；（2）尽可能深入地认识在实现或追求上述两方面目标上的基本困难；（3）指出并分析确立宏远、明智的外交哲学和世纪性大战略的前提条件，即明了21世纪前期的世界基本格局、世界基本潮流以及这两者间的相互关系；（4）在所有上述论析的基础上，指出中国应有的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选择，同时大致说明实行这样的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取得成功的现实可能性，或者说中国实现其应有的世纪性国家目标的基本希望所在；（5)概说为实现这一国家目标，中国在当今和最近的未来应当形成的几项特别重要、大概也特别紧迫的国家决心、政策创新和战略调整。
中国在21世纪前期的起码国家目标：基本安全与基本富裕
基本的国家安全，意味着国家总的来说安享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选择国内生活方式的自由，只要它同时尊重其他国家同等的当然权利。在这种安全并非想当然地确立不移、国家对上述根本价值的享有或维持仍然存有近忧远虑的情况下，它就必然、也应当是一国起码的国家目标。中国多年来把维护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其他基本意义上的安全放在头等地位，首先是因为至少从60年代往后直至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地理位置和东亚的地缘政治构造，连同其他基本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历史因素，决定了对中国安全的实在和潜在威胁是格外地多方面的，尽管其中某些方面的威胁在某些具体的历史时段内可能有减缓甚或消退。其次，东亚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不仅全无区域安全体制的有效缓解，而且在这方面可以发挥较小的有益作用的次区域多边安全体制也近乎绝无仅有，并且很不成熟[1]，因此东亚可谓遍布国家间实在或潜在的安全两难（security dilemma），而当今中国处于其内的超过一半。安全两难构成国际紧张、对立和冲突的一类常见动因，置身于多项安全两难的中国自然不可能有足够的安全感。中国缺乏足够的安全感还来自这么一项基本事实：中国这一迅速发展的新兴非西方强国，同在本世纪内现有世界秩序内占巨大优势的超级强国美国之间，在现实利害、利益展望、意识形态乃至民族文化心理等方面有着或将有相当广泛、深刻的歧异、对立或彼此疑惧。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武装侵略南联盟和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加上美日军事同盟义务的扩展、日本国内右翼鹰派情绪的加强，以及同样有其一定美国背景的台独动向的猖獗，导致中国形成了近十年来罕见的显著受困心理和不时溢于言表的中长期安全担忧。所以在评估安全形势时，《200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就着重强调世界不稳定和不确定的因素明显增加，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出现新的起伏，影响亚太地区安全的消极因素有新的发展，台湾海峡局势复杂、严峻[2]。
即使从最好处着想，包括中国的大战略及其相关的政策和策略处于最佳优化状态，上述各项导致中国安全需求的基本状况和基本因素在可预见的长时期里也不会发生如此根本的良性变化，以致中国可以想当然地安处无虞。因此，在21世纪前期实现和维护基本安全仍然是中国的起码国家目标，从大战略的全局观念出发尤其如此。然而，为什么我们说是基本安全，而不是高度安全甚或绝对安全？除了其他一些基本原因，包括东亚几大实在或潜在权势中心之间的力量对比和相随的期望对比关系在21世纪前期必然发生重大变迁，从而生成或加剧一向酝酿紧张的不确定性、地位变更要求乃至挑战/压制情结外，安全两难的基本原理提供了尤可信服的缘由。依照充斥着“霍布斯式恐惧”(Hobbesian fear)的传统国际关系的本性，一国难免担心被对方国家侵害或统治，因而为求得自身安全多多益善地追求实力或权势，而这反过来又使对方感到不安全，从而也多多益善地追求实力或权势以防不测，结果就进一步加剧了原本的安全担忧[3]。据此特别应当强调，不能从“落后就要挨打”这一可贵的历史教训中引伸出强大等于安全、越强大就越安全的结论。国力强大只是一般情况下国家安全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其充分条件; 只要安全两难不缓解，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可能是一个更不安全的中国；而一个真正多极化了的东亚可能是一个充斥着权势政治的、高度不确定、不稳定和危险的东亚[4]。换言之，如果一味追求高度安全甚至绝对安全，那么最终只会损害自身的安全。因此，至少在东亚的安全两难大大缓解以前，21世纪前期的中国既应当努力实现并维持基本安全，又应当大致满足于基本安全，同时足够耐心地与若干不安全因素乃至相对不安全状况长期共存，坚持不懈地予以恰当应付。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连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也限定了中国所追求的安全程度。美国著名中国问题学者哈里·哈丁曾说：“邓小平改革计划中的一个核心因素，在于恢复中央对人民解放军的控制，并降低军队在民众性事务中的地位”[5]。在没有大规模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中国应当为了寻求高度安全甚或绝对安全而严重分散资源投向，从而损害中国的发展速度和富强前景。与之相应，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强调国防建设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用一定程度的、可以容忍的相对不安全来“交换”更长远、更重要的富强机会，这是大战略的全局观念的恰当体现，是明智的“有计划地冒险”，而类似的方略曾保证了例如美国战后初期欧洲政策的巨大成功[6]。
与基本安全相对应，基本富裕也是中国在21世纪前期的起码国家目标。中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还大致相当于五六十年代的日本和七八十年代的韩国，正处于经济重工业化的前期[7]。虽然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快速发展的势头，但在中西部有许多落后的省份，它们与沿海富裕地区之间在收入、增长率和生活质量上的差异日益扩大，那里的人们对落后状况的不满日益增加；占国民经济很大份额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困难重重，国有企业改革后因没有足够的社会保障制度出现了大批失业者，造就了一大批不稳定的城市贫困群体；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平均主义后，富裕的城市居民和贫穷的农民之间的差距正在成为一种令人震撼的社会分割；开放和扩大对外接触使成百上千万中国人对世界有了相当的了解，并与外部保持着经常性和多样性的联系，他们希望中国社会在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和个人自由发展方面接近甚或赶上其他先进国家。可见，基本富裕无论是对中国人民的体面生存和自尊自信，还是对中国社会的持续稳定和国家安宁，都是必不可少的。
世界强国地位是一种最最稀有的价值，竞争这地位的最终结果一般总是非此即彼，落选者将处于比先前更加被动、更受压抑的境地。有鉴于此，中国更有必要抓住难得的大历史机遇，在21世纪前期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实际上，取得世界强国地位对于21世纪的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它不仅是百年来中国许多志士仁人所希翼、所追求的一大目标，其实现关系到拥有十多亿人口的中华民族的自尊和自信，而且大有助于减小中国遭受当今超级大国压抑甚至欺侮的可能性，大有助于减轻所有可能对中国心怀叵测的国家的实在或潜在威胁，也大有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获得其他国家（包括其他大国）的合作和支持，从而能更有效地维护和追求中国应有的国际利益。
追求上述目标的困难
应当看到，中国在追求这些起码的和进一步的国家应有目标时，面临诸多内部和外部结构性困难。不充分认识这些困难，就难免会在决策上、特别是在事关全局的根本问题上出现差错，以至严重损害中国的安全、富裕和争取成为世界强国的前景。
关于内部的结构性困难，在此不进一步讨论本文第一节内已经指明的那些问题以及众所周知的人口和环境压力，而只是集中考察治国体制的某种不适。
自1979年以来，中国每年有1％的人口由乡村进入城市。目前13亿人口中有30％到35％生活在小城镇和城市里，到2050年将达到80％。快速的城市化不可避免地将带来民主化要求。这就要求中国的政治制度必须允许公民更多地参与国家政治，并且较为自主地影响或把握自己的命运，否则就会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尤其是在经济低迷时期[8]。经济危机中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不同结局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由于推行了旨在置换或增添政府合法性的民主改革，韩国在1998年金融危机期间仍然保持了政治和社会稳定。相反，虽然6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印度尼西亚人民容忍了苏哈托政权的腐败和独裁，但当1998年经济危机暴发时，这种容忍便不复存在。可见，恰当的民主体制才是真正可持续的政治—社会稳定之源[9]。当前,中国政府官员中异常广泛地存在的腐败问题几乎已经成为关系到政权生死存亡的核心问题，此外再考虑到农村和城市大量的贫困群体以及其他诸多困难，可以说若无至少可以分摊政治责任、缓冲社会压力的较为民主的体制，国家几乎没有可犯严重的内政错误的回旋余地。 而更为严重的可能后果将是城乡贫困群体为发泄不满、城市中产阶级为减少中央控制而同时向政府发难。历史反复证明，如何有效地处理好贫困群体、富有阶层和政府这三者间的关系，或者说是消除或缓解贫困、扩大民主以及对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予以合理的宪法性规范，是事关国家稳定和强盛的核心所在。
外部结构性困难首先在于美国近乎全面的巨大优势及其对华态度。虽然传统的霸权稳定论几乎完全忽视一国霸权有再生的可能性，但对1945年以来美国经济运行的数据进行的研究明显地提示人们注意这种再生现象。一国如果通过持续增大研究与发展领域的投资来优化民族创新的条件， 它就可以避免本来难以避免的衰落，而在国家政策中，投资于教育、研究和基础领域似乎是最有效用的。显然，美国在这些领域的记录保持了对任何一个竞争者的优势。其最近的主要结果，就是在美国出现的信息技术革命。不仅如此，美国工业经济依凭其引人注目的适应和调整能力，自80年代起相当迅速地重获其显赫的技术和竞争优势，而与里根往后国家财政调整相伴随的减税和资本松绑，则使得美国恢复了在全球资本流通方面的遥遥领先地位[10]。所以，当今美国的优势是再生性的，而即使美国权势将来会衰落，也只会是逐渐衰落而不可能迅速崩解[11]。实际上，在现代历史上，从未有过哪一个国家象美国那样在这么多的方面具有如此显著的权势。按照保罗·肯尼迪近来的看法，美国现今在世界上的地位大概要比它自二战以来的任何其他时候都更有利。
依凭其近乎全面的显著优势，美国在越来越大、甚至决定性的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同国际社会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目的一直是两重性的，它既包含由意识形态敌意和旨在防范中国崛起的战略警戒构成的反华成分，也包含以中美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合作和协调成分。同时，美国国内既存在着相当强劲的反华势力，但同时也存在着主张对华友好、要求美国以协调的姿态来对待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尽管这一类力量还远不够壮大。在精英舆论中间，即使是比较理性的对华政策建议，也主张在予以合作和实惠之外，还必须有至少同样重要的两手——旨在迫使中国“服从其国际协议”的压力和旨在防备最坏情况的战略预防[12]。美国政府的对华态度和美国的多数舆论有时似乎是在促使中国选择两个前途：（1）长期虚弱、动荡甚或分裂；（2）在受困心理和民族主义情绪的支配下，同美国长久对抗。
在主要的外部结构性困难中，还包括前面已经谈到了东亚地缘政治构造和安全两难。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对中国的实在和潜在威胁是格外多方位的。美国这唯一的全球性超强国家对中国实在和潜在敌意、它在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巨大军事存在、美日与美韩军事同盟、日本在国内右翼鹰派势力主使和美国支持下成为外向性军事强国的可能性、朝鲜半岛发生动乱和冲突的仍未清除的隐忧、台湾当局台独行为引发台海战争和美国对华干涉的危险、南海问题的经久存在及其可能的激化趋势、印度对华潜在刺激和未来新的印巴战争危险、中亚和中近东的极端宗教势力严重渗入西北边疆等——所有这些处于中国周边的实有和可有事态不是正在、就是将有可能严重影响中国的基本安全。
完成或追求前述两方面目标上的困难，还在于中国缺乏宏远和内在连贯的外交哲学或世纪性大战略。当前，无论是美国、俄罗斯，还是中国、印度，都没有明确的世纪性大战略。缺乏这样的大战略可以说是冷战后各大国的通病[13]，而中国在这方面可能属于比较突出的一类。就中美两国比较而言，正是由于中国远不具备美国所拥有的巨大优势，从而也就远不容易持久地经受得起这种局面带来的不良影响。中国之缺乏外交哲学或世纪性大战略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我们对于大大缓解甚至解决上述外部结构性困难（以及它们所包含的不少具体问题）仍无充分和统一的认识，也少有简明、连贯和真正有效的基本政策，从而使得我们的不少行为成了纯粹反应式的。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对下述三个头等重要的问题仍缺乏明确、透彻的思考：（1）中国是否要大致全面地加入美国为首、由主要发达国家占据优势地位的国际政治—安全体制？（2）如果中国仅仅很局部地加入这些体制，那么分别就短期、中期和长期而言利弊得失如何？（3）如果中国大致全面地加入这些体制，那么应当在其中采取怎样的基本态势，争取何种角色地位以及如何避害趋利？
确立世纪性大战略的前提条件
要确立宏远和明智的外交哲学和世纪性大战略，最重要的是要明了21世纪前期世界的基本格局和基本潮流，明了这基本格局和基本潮流之间的关系。
最近二十年全球领域的无数事实表明，在21世纪前期，世界的基本格局仍将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共同体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价值规范与规则体系方面占有显著优势，而世界其他力量少有或没有可能形成足够团结有力、足够持久坚强的制衡阵线。从根本上说，二战后美国组织并支配西方发达国家共同体实际上不是为了缔造世界均势，而是为了维持美国在几乎所有各领域的显赫优势或霸权。由于该体系是一种基于相互依赖和广泛的认同感的“多元安全共同体”，在其成员的相互关系中不存在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样便形成了西方国际秩序体系的一大特色——体制化了的相互约束(institutionalized co－binding)。它大大缓解或消除了传统的安全两难以及相关的安全疑惧，显著地减少了与旧式国际政治形影不离的国家间期望的不确定性，并因而大大限制和稳定了西方国家相互之间的无政府状态。美国霸权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其“自由”性质，即在西方共同体内部主要依靠协商、协调、合作以及不带恩赐外观的酬赏，而非政治经济强制。至于军事强制，则完全被排除出共同体内部关系领域。这样一来，美国霸权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合法性。德国和日本作为“半主权”国家融入西方国际体系，这不仅确保了它们不会成为美国霸权的挑战者，而且还成了这一体系的重要维护者。不仅如此，当代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制度确保了国家经济的很大开放性和规则性，有助于进一步限制国际无政府状态，并通过自由贸易来促使体系内各国在政治、文化和战略上更加互相接近。此外，基于宪政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国内体制方面的认同感，以及由大致相同的西方政治文化和一般价值取向构成的西方共同“精神”，进一步促进了西方共同体的内聚力和团结[14]。
在几乎所有各功能领域独占鳌头的美国，加上汇集了美国以外世界大多数其余财富和先进体制的欧亚发达国家——由此而来的一个相对稳固的西方国家共同体便是21世纪前期世界基本格局中最具全局影响力的方面。对于要以制衡为根本态势和国策指南的国家来说，在大战略的层次上一般只能是力薄势单。关键的困难如上所述，在于很长时间内少有或没有可能形成足够团结有力、足够持久坚强的国际制衡阵线。历史上对霸权和图霸的反应远非总是制衡，它们还包括（也许更经常）容忍、规避、屈从和“搭车”；制衡努力或均势力量并不总随霸权威胁的增大而增强，它们也可随其减小而增强；霸权或其追求者往往通过提供利得来使别国宁愿“搭车”而不制衡；美国霸权的具体形态是主要依靠政治、文化和经济影响、而非军事强制甚至武力征服的“包容”或“束缚”，从而远不那么容易引起其他国家的单独和联合制衡。不仅如此，历史经验和理论分析都表明，即使假定西方共同体破裂，世界政治转变成真正的多极格局，要在总体上有效地制衡超级强国美国也至少是不容易的。在国际体系层次上，包括超强国家与几个大致自主的次强国家并存的局面下，由于力量对比显著偏向美国，制衡（特别是联合制衡）便至少是不容易的[15]。
20世纪孕育了肯定将大大影响甚或决定21世纪世界政治面貌及其演进的种种新要素，据此可以预见新时代的世界基本潮流。第一个基本潮流是往往被人们较片面地局限在经济领域来谈论的全球化。就其全面含义而言，全球化可以说主要有三大事态来标志：（1）全球国际体系中非国家行为体的迅速增多及其作用的显著增大；（2）民族国家及其主权被侵蚀、被削弱的明显趋势；（3）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之间传统区分的渐趋模糊和局部丧失。这样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全球国际体系基本性质的重大变化。
在全球化之外，需要予以恰当理解的多极化构成了新时代世界政治的第二个基本潮流。在国际权势结构中，将会留存就某些地理区域和问题领域而言的单极（即霸权）状态，但同时也会存在将越来越有力的多极化趋势，而其中最重要的，大概将是非西方的世界强国的逐渐兴起，这将带来世界政治中主要权势关系模式历史性创新的需要。
与这多极化趋势有关，目前的世界欠发达国家仍将面对非常艰巨的任务。其中，已在近年来相当广泛地展开、但依然任重道远的政治民主化，构成21世纪前期第三个基本潮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展开和民众自主意识的增长，专制或极权一般来说已经过时，民主化在大多数地方已成为政府取得新的国内合法性的惟一途径，成为满足民众正义感、加强民族凝聚力和改善国家机器素质的可靠办法。不仅如此，民主化还有助于改变欠发达国家相互间战争的多发倾向。目前仍未真正确立民主制度和形成民主习惯的大多数欠发达国家一方面必须依据本国国情，实事求是地选择、实验和采纳自己实际需要并能够成功的具体的民主形式和民主化道路，另一方面也必须认识到民主本身是克服它们面前诸种基本困难的必要（虽非充分）条件，是当代世界的一大历史潮流，是它们国内人民已经或迟早将要提出的一大政治和伦理要求。
国际规范（国际法和国际伦理）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内容中间发生着的重大变化，代表着世界第四个基本潮流，虽然它们还远未在许多人那里得到应有的高度重视。到现在，那些基本的人权国际规范应被广泛认为已取得不容违反、不容置疑的普遍国际法规范的地位，任何与之抵触的单方面行动或国际条约和协议在法律上都是无效的[16]。现在可以认为，至少在原则上认同并且大体遵守基本的人权国际规范，成了国家的一大合法性标准，尽管人权国际规范在其被西方国家片面展示和解释的形态上，既给维护国际秩序造成困难，也阻碍国际正义的全面实现。以人权国际规范为最显著的代表之一，当代国际规范的根本来源尤其在于先前历史时代里被称为自然法的那种可谓普遍甚至绝对的根本伦理，它们意味着尤其给予个人和其他弱小的国际行为体起码的尊重，并在国际关系中厉行公平和通情达理。它们有力地促成了人权国际规范和贯彻自决原则的各类禁止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国际法规，为决定性地加强对国际暴力的法律限制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且促使国际分配正义问题开始进入国际立法领域，同时促使这种正义成为南北两方越来越多的人们的道德共识。由于归根结底首先从根本伦理出发来形成一系列新规范，当代国际规范同先前时代相比具有了鲜明的特征， 即侧重道义规定而非现状确认，侧重弘扬正义而非维持秩序，侧重促进变革而非追求稳定。与此相应，“国际关切”概念逐渐扩展，“国内管辖”概念则饱经侵蚀，而此类事态的主要媒介便是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和行动。种种限制和干预国家主权的新国际规则虽然引起了不少问题，但就其主要方面而言，它们体现了当代世界的道德进步和组织改善，反映出多数国家就一国特殊利益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之间的关系逐渐形成的合理认识。有一切理由相信，国际规范如此正义化的趋势还将继续下去。
如何看待当代世界在权势分配和国际体制规则两方面的不公正？德国的历史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对于大英帝国世界优势的愤愤不平，对于至少与之并驾齐驱的世界强国地位的强烈憧憬，构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思想界异常突出的主流思潮。有如一位杰出的国际关系史学家总结的那样，“1914年以前，德国的观察家们大都一致认为，德国的历史任务必须是将欧洲均势转变为一种包容全世界的均势。”[17]可以说，世界均势中的世界强国观念是世纪之交德国国际关系思想的核心，它赋予许多德国人一种道德感，即德国担负着反对英国世界霸权的历史使命，德国代表着给所有国家以公正的伟大理想。
中国目前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如布热津斯基所说，与1890年前后的德国有某些相似之处[18]。有如当年的德国人，今天的不少中国人有理由认为自己国家得不到超级强国的足够承认和尊重，并因此感到忿恨；他们对周边一些战略联盟感到疑惧，将其确认为完全或主要旨在遏制和包围中国；他们总是用制衡概念来设想应有的对美大战略；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伴随国力的提升而高涨，急切地希望改变世界格局。鉴于世界历史经验的启示，中华民族仍然有经学习具备成熟的民族心态的必要。中国特别需要防范在受困心理的刺激下形成狭隘和偏激的国际态度，不被过头疑惧、悲观主义或冲突命定论俘虏，不让关于对付最坏情况的考虑占据国家大战略思维和政策制订的核心或主要出发点位置。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依附就一般来说是必然的，而扭转依附就单个国家来说是可能的。在世界体系内地位上移的最重要条件，是顺应生存和发展逻辑的压力，形成并加强学习和自我改造的能力，抓住历史机遇奋发振兴，扭转依附，甚或进一步成为带动历史的领先力量。就21世纪前期的中国来说，这个道理大概是最最重要的。
中国应有的外交哲学和世纪性战备选择
作为一个应有长期性国际政治抱负的大国，中国需要有某种从长远来看合理的和有利的外交哲学，它一方面足以在政治文化意义上构成经久扎根于全民族意识内的对外传统，另一方面能够在基本政策意义上成为（或者仅经简易的推理便能导出）整个历史时期内的最佳大战略，据此开发、动员和运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精神资源来实现其根本对外目的。它还必须符合国际体系本身相对经久的结构特征和演化脉络，并且据此恰当地断定本国在此种结构和演化之中应有的根本位置。当前和未来很长时间内，西方发达国家共同体占显著上风的国际体系，连同多极化趋势之外很大程度上由其驱动或有力地影响的全球化、民主化和国际规范正义化潮流，构成中国不得不在其中生存和奋斗的基本环境。中国必须在这个基本环境中追求实现并保持基本安全、基本富裕并争取成为世界强国。为此，中国的世界态势应当是既有防范和斗争，也有协调和顺应，而且协调和顺应应当多于防范和斗争。中国一方面应当是当今和未来世界政治中的一个“正常”国家，另一方面又应当是其中的一个创新型国家。“正常”国家意味着同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既追求大多数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自我利益，又遵循由国际社会的共识或主流意见所定义的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而在这两者发生抵触的场合尽可能争取予以恰当的平衡。创新型国家则主要意味着三件事情：（1）在非常不利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多项安全两难之中，成功地实现、并经久地维持和满足于基本安全；（2）在一个十多亿人口、有着种种内部结构性困难的大国穷国，成功地依靠和平的、可持续的发展实现并维持基本富裕；（3）作为主角之一，促使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强国占支配地位的国际社会转变成（并且是大体和平地转变成）西方同非西方新兴强国互相协调、持久共处的国际社会。
基于应有的外交哲学，中国应当选择什么样的世纪性大战略？关于国家根本战略的理论提示，除霸权战略外，可供选择的大战略有自助、“规避”、“搭车”和“超越”。自助（包括制衡）是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中谈论得最多的根本战略，指的是从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一大前提出发，依靠自身的经济、军事和外交努力来保障安全、独立与强大，特别是依靠加强军事实力，并且联合其他受到同类威胁的国家，争取造就或维持足以扶弱抑强的国际均势。所谓“规避”，指努力避免外部世界的风风雨雨，尽一切可能不直接加入国际大争斗中的一方或另一方，而其最极端的形式是采取鸵鸟态度，干脆不去关注威胁，或否认威胁的存在。其他的规避手段则有试图退回到孤立状态，采取纯粹的防御态势以期能躲过暴风雨，基于不以盟国身份加入大国集团这一前提向其提供非军事支持，来换取其暂时的保护等等。此外，并非直接面临威胁的国家还可能采取“推卸责任”或“骑墙”的办法。“搭车”战略历史上由来已久，但迟至近年才由西方国际政治学界予以理论探究。这一战略是从国际权势分布的等级结构出发，以减小自己的某些行动自由为代价，与一流大国及其国际体制合作，争取其支持、保护或其他实惠，同时减小甚或消除来自该大国及其国际体制的威胁。历史表明，个别搭车者甚至有可能最终上升为驾车者。所谓“超越”战略，是着重于缓解安全两难和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战略。用具有强烈理论意识的著名国际关系史学家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的概括，指的是“一种克服国际无政府状态、超越冲突性政治的通常局限的努力，办法在于争取就解决问题、消弭威胁并防止其重演的规范、规则和程序达成一种国际共识或正式协议。”[19]特别就安全问题而言， “超越”意味着努力创设、培育和形成区域和次区域的安全体制，以便逐渐创造出一种国家相互间较为稳定、较可预期的和平期望得以在其中发育和形成的气候与体制框架。无论是19世纪很长时间里“欧洲协调”(the Concert of Europe)的历史经验， 还是二战后世界一些地区（尤其北大西洋/中、西欧地区，还有近年来的中、南美洲和部分非洲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国际政治现实，或是已经颇为丰富的国际体制理论以及建构主义哲理，都支持这个道理。
对21世纪前期的中国来说，自助尽管应当构成一个战略基础，但它本身不仅不会缓解、反而会加剧安全两难，更何况如前所述，在当今和未来很长时间内，自助的关键成分之一即制衡不可能产生足够的大局作用。至于“规避”战略，对于中国这么一个处于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格局中央、并且实行对外开放的大国来说，显然不是应有和可行的选择，虽然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还需要采取规避方针。中国应当主要选择“搭车”和“超越”作为世纪性对外战略。什么是21世纪前期中国的“搭车”？从根本上说，“搭车”在此就是搭世界基本潮流之车，它首先意味着以顺应基本潮流的心态、认识和政策来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尽可能广泛地参与国际体制和遵从国际规范，尽可能迅速学会先进的技术、管理方式、思想文化和国际行为方式。“搭车”不等于依附。中国的幅员与人口、历史文化传统、作为大国的政治自尊以及在21世纪前期争取成为世界强国的应有抱负，决定了中国不可能依附于其他国家。但鉴于目前和今后很长时间内，世界总的来看是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共同体占显著上风，中国必须与之形成总的协调关系，必须与之发展出足够多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念、共同规则和共同国际运作机制，必须通过必要的、经受得起的妥协来获取我们所处的基本环境中蕴含的种种机遇。否则， 我们在追求基本安全、基本富裕和争取成为世界强国这几方面都将遇到过大的、甚至不可逾越的障碍。
鉴于前面已反复谈到的安全两难问题，21世纪前期中国的久安之计必须包括“超越”战略。这就要求中国参加或努力争取参加所有可望使中国获益显著大于代价的国际安全体制，特别是以东亚大国强国的身份参与创设东亚区域多边安全体制，并在其中参与发挥全面主导作用。应当指出，东亚安全区域体制可以、也应当与一系列同样尚待创设和发育的次区域安全体制共存，并且在必要和可行的范围内把它们中的某些整合进来，同时与它们中的另一些建立结构和运行两方面的制度和联系。一个逐渐强大起来的中国，只有依凭能大大缓解安全两难的国际安全体制，才能够是一个更加安全的中国[20]。
世界基本格局和基本潮流是否提供了中国实行上述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并取得成功的可能性？答案应当说是肯定的。就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强国美国来说，它的确缺乏真正容纳中国这样的非西方强国的历史经历、气度和精神准备，其对外关系方面的政治文化传统阻碍它平等地看待非西方大国的人文根底、基本价值和民族活力，而与它现今空前超强地位相伴随的“权力的傲慢”和对真正多极化趋势的强烈戒心，也不利于它合理地对待非西方强国的崛起。但另一方面，就美国本身来说，仍然存在有助于推动它同中国长期协调共处的因素。首先，许许多多（并且会有越来越多）美国人明白，处理好与中国这个政治—军事大国和巨型经济增长中心的关系，对美国近期和长远的繁荣、战略安稳和世界政治影响力至关重要。其次，美国国内种族构成的多元状态及其加剧趋势对美国文化、民族心理和政治正在产生日益显著的影响，这也有助于使美国较合理地对待非西方强国中国。不仅如此，世界范围内的组织、协调能力以及政治上、心理上相应的兼容能力，是美国经久保住其“世界领导”地位的必备素质。近年来已由不少美国对外政策思想精英予以强调的这一点，可能促使非常希望保住这地位的美国加强与中国的协调和合作[21]。从世界大局看，同样存在着非常重大和经久性的有利条件。这首先是大国间全面战争已少有可能，甚或可说已极难想象。除去互相核威慑的作用，这一头等重要的事态应当归因于对大战惨祸的沉痛认识，归因于对大国间全面战争绝非实现国家利益之合算工具的明了，归因于战争本身（至少是大规模战争）在越来越多的人那里遭到的道德厌憎。因此，存在着一项使人可以对21世纪前期的中美关系持乐观态度的根本依据：中美两国要不彼此大战，就必须、也必然学会经久地协调共处，问题只是这学习过程的时间长短及其艰难程度而已。在此涉及到的两个因素——民族学习 (national social learning) 和道德进步，虽然似乎难以捉摸和难以依靠，却足以跻身于历史的基本塑造力量之列。依凭这两大因素，中国、美国和国际社会在新世纪应当可以实现上面谈论的那些创新。
结论
有如一位中国现代史专家所总结的：改变自己是中国力量的主要来源，改变自己也是中国影响世界的主要方式[22]。除了按照世界基本潮流来确定朝什么方向改变之外，关键的问题在于要有简明确凿的国家目标和坚定不二的政治决心。在这些方面，日本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适切的范例。作为一场根本改变日本国运的改革，明治维新以其目的之异常明确、专一为首要特征，并且很大程度上由此而具备了导致了异常坚决的改革决心和罕见的改革力度。扳倒幕府的新当权阶层有个压倒一切的追求，那就是富国强兵修约，使日本避免沦于西方统治之下。本着用西方术语可称为“对外政策第一”(the primacy of foreign policy) 的原则，一切被认为妨碍实现这一目标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现状都在革除或改造之列，其中甚至包括本阶级的传统特权。富国强兵的根本之道被确定为学习西方，虽然这种学习在当时日本的特殊选择性（即只学习西方的技术和科学而非人文主义和思想自由，只学习其中央集权和行政—军事机器而非公民权利和代议政府）最终证明是灾难性的。另外，日本还有与其求强努力并举的一项对外战略——接受并遵守西方确定的国际规范，使之相信日本已经“文明化”，从而接纳它为国际社会（乃至列强俱乐部）的平等成员。所有这些举措，导致它在30余年内由一个似将丧失独立的弱国飙升为公认的现代强国。
改造世界的前提是改造自己。当然，改革不会是轻而易举的。必须克服体制化困难、权势不对称困难和集体行动困难，才能造就社会变革。在明了21世纪前期中国应有的国家根本目标、外交哲学和世纪性大战略的情况下，还需要进行保证中国世纪性大战略及其分支战略成功的决策机制调整。这方面尤其可以吸取19、20世纪之交英国战略决策机制集中、统一、协调的成功经验和普鲁士/德国战略决策机制分散混乱、文武割裂、本末倒置的历史教训。
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国需要具有宏大的远见，坚韧不拔、不执迷于一时一事得失地朝着基本安全、基本富裕和世界强国目标迈进。“一个健全的战略是积极主动而非消极反应式的……这意味着在政府中培育长远的眼界——研究大趋势，预见可能性”，“没有长远的眼界……到头来就只是应付事态，而不是塑造事态。”[23]当今中国“塑造事态”的最关键、也最有效的一步，大概是基于宏大的远见，启动既积极、又稳妥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了这一改革，再加上宏远、明智、适切的根本战略，所剩的事情大抵就是在一个确定的大战略框架内，将各种各样不同的国务工具配备给一整系列有其轻重缓急次序的内在连贯的目的。尽管这些仍需不断的随机调整，但它们肯定不是特别困难的。
（作者单位：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注释：
[1]关于东亚区域体制化程度极低的冷战时期原因及其对冷战后这方面状况的重大影响，参见Joseph M. Grieco, "Realism and Regionalism: American Power and German and Japanese International Strateg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 in Ethan B. Kapstein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Unipolar Politics: Realism and State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1999), pp.336－341, esp. p.342.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0年中国的国防》，《人民日报》2000年10月17日。参见John Pomfret, "U.S. Now a ‘Threat in Chinas Eyes"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5, 2000.
[3]时殷弘：“安全两难与东亚区域安全体制的必要”，《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4期。
[4]见“The Two Main Things: The Clues That Will Help You to Start Drawing the Map of 2050"，. Economist, July 31,1999.
[5]Harry Harding,“ON the Four Great Relationships: The Prospects for China” ，Survival, vol. 36, no.2 (Summer 1994), p.28.
[6]“有计划地冒险”系1947年底美国国防部长福莱斯特语，意为用严格控制军事开支来保证对外经这一“现实主义遏制”的主要手段。见Walter Millis ed., The Forrestal Diaries (New York,1951), p.350.
[7]王思睿：“中国新经济的市场化和民营部门的作用”，《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4期。
[8]见《李光耀回忆录》中的“从第三世界走向第一世界”这一章节的最后部分。转引自新华社《参考消息》2000年12月6日，第8版：“未来50年的中国”。
[9]Francis Fukuyama, "Second Thoughts: The Last Man in a Bottle",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99.
[10]Paul Kennedy, "Will the Next Century Be American Too?" New Perspective Quarterly, Winter 1999.
[11]Ethan B. Kapstein, "Does Unipolarity Have a Future?" in Kapstein and Mastanduno eds., Unipolar Politics, pp.483－484.
[12]Elizabeth Economy and Michel Oksenberg eds., China Joins the World: Progres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1999), Preface.
[13]Gaddis Smith, "The State of the World"， in Boren and Perkins eds., Preparing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21st Century, pp.17－18.
[14]尤其见Daniel Deudney and G. John Ikenberry, "Realism, Structural Liberalism, and the Western Order" ，in Kapstein and Mastanduno eds., Unipolar Politics, pp.105——123.
[15]Ethan B. Kapstein, “Does Unipolarity Have a Future?”p.486; 时殷弘：“制衡的困难——关于均势自动生成论及其重大缺陷”，《太平洋学报》1998年第4期。
[16]Lung——chu Chen ,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 (New Haven, 1989), p.215.
[17]Ludwig Dehio, Germany and World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1959), Essay 2.
[18]布热津斯基：“如何与中国共处”，《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3期，第71页。
[19]Michael Sheehan, The Balance of Power: History and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1996), pp.162——166.
[20]理论方面的支持尤其可见Joseph S. Nye, J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 3rd edition (New York, 2000), pp.41－44;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N.Y., 1983), esp. Robert O. Keohanes contribution: "The Demand for International Regimes";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1999).
[21]时殷弘、石斌：“美国与21世纪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3期，第8—9页。
[22]《环球时报》2000年2月18日所载章百家文章。
[23]David M. Abshire, "United States Global Policy: Toward an Agile Strategy" ，in Boren and Perkins eds., Preparing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21st Century, pp.333－3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