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荣校 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总支书记兼副主任，史学博士、教授，中国档案学会理事、档案学基础理论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档案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浙江省151人才第三层次。主要研究方向：档案学、信息化与电子政务(电子公文管理与政务信息管理为重点)。出版有《档案管理现代化》、《网络与教育》等专著，在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中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复印中心《档案学》全文转载30篇。主持有两项国家科社基金项目——《档案鉴定理论应用研究》、《基于电子政务数据中心的数字档案馆研究》，另主持有省级课题三项，与何嘉荪教授合著的《文件运动规律研究》曾获得教育部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何嘉荪 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教授，1966年外交学院研究生毕业。研究方向为档案学基础理论与电子文件管理，浙江省档案学会副理事长，曾任中国档案学会理事、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所所长。出版教材、著作与译著有《档案管理理论与实践》、《文件运动规律研究——从新角度审视档案学基础理论》、《电子文件与档案管理》、《办公自动化系统与电子档案管理》、《档案管理技术实用手册》，另发表论文百余篇。参与开发的浙江省电力公司办公自动化系统，被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和国家科学技术部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司授予全国政府系统优秀政务信息化应用软件奖(最高奖)，专著《文件运动规律研究——从新角度审视档案学基础理论》获中国档案学会1997～2000年优秀研究成果著作类一等奖和教育部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994年赴西班牙访学，出席过第13届与第15届国际档案大会。
引言——从档案学反思说起
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我国档案学在建国以后成为了一门具有成熟体系的学科。无论从学科自身的品质以及与实践的关系，都显示出档案学与时俱进的时代特点。
学科成熟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档案学自身的评价与反思问题，这是学科发展中应有的冷静态度。我国档案学有过几次学术评价与反思，如从20世纪80年代始，关于对我国档案学整体回顾与展望的思考，关于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思考，关于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发展问题的思考，等等，都是学者关于我国档案学进行了阶段性总结和反思、评价的问题，引起了档案学界的很大反响，也推进了档案研究的深化。因而，尽管我们水平有限，而且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观点也有分歧，但还是试图对以下问题作些讨论，并进行适当评价，以抛砖引玉，请教于同行。
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分为五个方面：
关于档案学的评价。关于档案学研究的“趋同论”与“特色论”的争议。关于我国档案学的原创性理论。关于档案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关于我国档案学研究与实践的关系。
1 关于我国档案学的水平评价
傅荣校：对于我国档案学研究水平的评价，很复杂，也很冒险，要么就是表扬与自我表扬，要么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反正无论是表扬还是批评，都是吃力不讨好的活儿。
我觉得对于档案学整体水平评价，有两个层面：一是放在整个科学体系中，或者与相关的学科比较档案学的水平地位；二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我国档案学的研究现状以及档案学研究成果所表现出来的水平。
关于第一个层面的评价，档案学似乎很难有明确的表述。比较含糊的说法，那就是档案学已有独立的学科。我国档案学具有成熟学科特征，是学界的基本共识，吴宝康教授早在1982年在《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一书就明确指出“我国档案学是一门独立学科”。冯惠玲教授在1999年第10期《中国档案》的《档案学理论发展与繁荣》对我国档案学的评价是六句话：成果从零星转为丰硕：视角由局部而开阔；深度由表层进入实质；构架由散点到形成体系；地位由辅助学科走向独立；学科门类由历史学科转变为管理学科。中心是两句话：基本成熟、已成体系。陈兆祦教授用了五句话概括我国档案学研究成就，分别是：“档案学已发展成一门独立的科学”、“档案学已建设成由若干分支学科组成的学科群体”、“理论档案学研究不断深入、不断拓展”、“档案工作应用理论研究突飞猛进”、“档案工作应用技术研究有突破、有创新”。李财富教授则将我国档案学研究概括为六句话：“研究范围的广泛性”、“研究内容的综合性”、“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研究成果的时代性”、“研究行为的组织性”、“理论和观点的抽象性”。
尽管档案界同行对于档案学的评价相当充分，但就档案学究竟在整个学科体系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这一点我们档案学者也不好评价。胡鸿杰教授认为，“如果将中国档案学的发展与库恩所描述的科学发展动态模式进行简单比较，几乎可以认为，中国档案学已经具备了科学发展正常形态的基本特征。这种结论同我国档案学界对自身的评估也是基本一致的，即中国档案学已经成为一门科学。”然而，他又进一步指出，“如果按照这种思路去分析中国档案学的状况，特别是用‘范式’去衡量我国档案学界存在的对一些基本理论旷日持久的争论，就会产生一些“忧虑’。而这些“忧虑’集中到一点，就是我国档案学界所认定的这门学科究竟是正在突破已有的范式，还是根本就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范式?”事实上，我们也注意到与相关学科相比，特别是跟差不多是同门师兄弟关系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相比，档案学研究显得有点冷清、势单力薄人气不足。
关于第二个层面的评价，就相对容易一些。我记得前国际档案理事会执行秘书凯斯凯姆蒂1995年访问中国时，说过这样一句有意思的话，他说：“中国就经济而言是发展中国家，但中国的档案工作却是发达国家水平的。”这种感觉在国外同行中，应该是普遍的。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世界各国的档案工作者都感叹我国发达的档案工作体系。
不过，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跟国外相比，是哪一种情况呢?这需要冷静地分析一下。何嘉荪教授1999年撰文认为，“我同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两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种看法有一定的依据，也可能是我们档案界在对外交流中的普遍感觉。不过，从中外档案学相互影响的角度上看，客观地说，我国档案学术思想基本上还是处于一种“输入”远大于“输出”的境地，存在着一种“学术”交流逆差。无论是档案学形成时期还是发展时期，都有这种情况。20世纪五十年代的学苏联，创立了我国档案事业体系，到80年代与欧美国家交流，引进了以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和文件连续体理论为代表的档案学代表思想，无论是概念、方法、还是管理理念，都有比较明显的输入印记。不过，由于我国研究档案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