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11-09-02
作者简介：李舜薏（1964-），女，副教授，研究方向：体育教学。
摘要：北京奥运会树立了通过大型体育事件开展外交的典范，同时，后奥运时期中国体育外交也面临挑战，如缺乏对体育外交功能的发掘、主动灵活的外交策略亟需重视、国际体育话语权的掌控任重道远、良好的国际体育外交舆论环境尚未建立。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秉承软权力理念的体育外交，在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势必成为国家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
关 键 词：体育社会学；体育外交；后奥运；中国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2)02-0021-04
A study of China’s sports diplomacy in the post-Olympic period
LI Shun-yi1，XIONG Jin-ping2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 330027，China；
2.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Nanchang Aeronautics University，Nanchang 330063，China）
Abstract: The Beijing Olympic Games had established a model of developing diplomacy via major sports events. In the mean time, China’s sports diplomacy in the post-Olympic period also faces challenges, e.g. the functions of sports diplomacy need to be further developed, active and flexible diplomatic policies need to be focused on, the control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speech right is far away from being well done, a nice environment for public opinions on international sports diplomacy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ye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ports diplomacy that carries forward the conception of soft power will inevitably become an important constituent of national diplomatic strategies as its national image building and promoting function is ever increasingly highlighted.
Key words: sport sociology；sports diplomacy；post-Olympic period；China
建国以来，中国外交筚路蓝缕，不断调整与发展，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中国的统一、主权、安全和稳定，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体育外交活动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影响深远，特别是被誉为“小球转动地球”的“乒乓外交”更是成为世界体育外交历史中的一段佳话。体育外交加强了我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扩大了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架起了与世界各国友好关系的桥梁。中国的体育外交以北京奥运会为标志，进入到新的层次与境界，体育外交活动不断拓展新的领域、展现新的形式、凸显新的功能，为服务于国家整体的外交战略发挥着更为积极的作用。
1 后奥运时期中国体育外交的新面貌
1.1 北京奥运会树立大型体育事件外交典范
“奥运会的开放性和全球性以及所承载的世界性寓意使得北京奥运会的主办不仅仅是一场全球性体育盛会，还意味着中国已经逐步地走入了世界的中心，拥有了一个向世界证明自己自信崛起的时代契机”[1]。在“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的口号指引下，2008年北京奥运会让世界各国人民相聚北京、相聚在五环旗下，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加强交流、加深理解、增进友谊的盛会，使世界进一步了解到一个崛起的中国，也使中国进一步了解到一个多元的世界。
北京奥运会也为体育外交的开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舞台。参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各国政要共计106名，其中81名系元首级领导人，包括总统、总理、国王和王储等，合计有80多国领袖赴会，是历届之最。胡锦涛先后与美国总统布什、俄罗斯总理普京、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等多国政要等，分别进行70多场首脑外交，取得丰硕成果。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也为伟大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大国风范写下了绝佳的注脚。法国总统萨科齐甚至表示：“显而易见，拥有灿烂文明和勤劳人民的中国，将有能力为一个和平与发展的世界的崛起作出决定性的贡献。”[2]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后，广大民众也发挥了重要的外交使者作用。一方面，通过展览、文化交流等多种形式宣传北京奥运会，展示“新北京、新奥运”的风采；另一方面，热情邀请世界各国民众亲自体验一个充满活力、民主开放和富有人性的中国，从而让国际社会了解真实的中国，争取最大认同和支持。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曾言：“就像那些拉拉队员一样，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外交家。民众是奥运会期间重要的外交力量，帮助树立中国形象。”[3]此外，中国政府和民众在对奥运会火炬接力中出现的不和谐事件的危机处理能力，应对部分反华排华势力借人权、环保营造不利舆论的媒体公关与媒体外交能力，都进一步展示了中国民间外交与公共外交的实力与水准。
北京奥运会树立了中国借大型体育事件开展民间外交活动的典范，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2011年的上海世界游泳锦标赛以及刚刚落下帷幕的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中国开展民间外交活动、展示民间外交理念、实施民间外交策略并取得丰硕民间外交成果的良好契机。
1.2 塑造体育明星的外交使者新形象
在2001年中国香港举行的《财富》全球论坛上，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演讲时曾说：“我从来没有想到，中国对美国的最大一宗出口，是一个7英尺1英寸(2.14 m)高、抱着篮球的小伙子。”[4]如果说克林顿所描述的王治郅凸显了中美体育交往进程中民间外交使者的重要性，那么姚明则将体育明星的民间外交使节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法国《回声报》副主编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5]写道：“这位来自上海的年轻人在美国已经成了中国整体形象的代表。他用自己的活力、自信、富有、集体精神和微笑赢得了公众的赞赏，几年之内，他成了名副其实的民族象征。”曾几何时，在外国人眼中，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体育选手是举国体制下培养出来的金牌机器，他们唯锦标为上，视国家利益为尊，但却了无生气、缺乏活力。然而，姚明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对运动员的刻板印象，而且彰显出整个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与中华民族的智慧。在NBA的9个赛季里，他不仅在球场上成为当今世界篮坛最佳中锋之一，更难能可贵的是在球场外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篮球领域，他用勤奋、优雅、谦逊、幽默、睿智和无私的人格魅力，为西方人重新审视中国打开了一扇窗，树立了中国人的新形象。美国《新闻周刊》记者布鲁克•拉尔默指出：姚明和王治郅的NBA之路，能够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绝妙隐喻。走出国门去往NBA，姚明并非第一人，也绝非最后一个，但要实现从一个封闭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跨越，无论是姚明还是王治郅，都需要巨大的生活勇气和过人的生存智慧，这同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所展示的外交能力惊人相似。
姚明的退役虽然弱化了他所具有的民间外交大使地位，但他会有更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在中美两国之间的篮球赛事往来、体育技术交流中从事更直接和具体的工作。如今，在中外首脑之间交往中，体育明星往往发挥着润滑剂作用，前美国国务卿赖斯甚至正式任命华裔冰坛皇后关颖珊为“美国公共外交大使”。“公共外交的核心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交流与信任感的增强，而文化和体育交流活动恰恰体现了作为公共外交内核的互相合作与互相尊重的精神”[6]，这或许就是中国等越来越多的国家善于培养和塑造“穿着运动衣的外交家”的原因所在。
1.3 领导人适时展现体育情怀与才华
奥巴马是个运动全才，篮球、跆拳道、高尔夫样样在行，他在白宫接见NBA冠军球队湖人队的仪式显示了美国民族对体育的热爱；普京拥有柔道黑带，他对射击、划船、狩猎等户外体育偏爱有加；法国总统萨科奇喜爱自行车、英国前首相布朗喜爱网球……领导人们对体育发自内心的热爱不仅体现着他们各自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更能预示各自政党、国家、民族所具有的无尽活力，在媒体眼中甚至变成了一种外交姿态的表达。国际交往中，领导人适时的公众体育展示或出席，也能为外交活动增加亲近感和轻松感，甚至能够取得官方外交达不到的效果。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的体育情怀也十分浓厚，他们非常善于利用参与体育活动来实现外交目的。
2008年5月6日，胡锦涛主席应日本首相福田康夫邀请，开始了访问日本的“暖春之旅”。期间，胡主席在早稻田大学访问时饶有兴致地与与中日青年切磋乒乓球艺。胡主席与日本名将“瓷娃娃”福原爱和中国乒乓球运动员王楠的对阵十分精彩，主席高超的球艺引得观众阵阵叫好。一直在旁边观战的福田康夫首相，在球赛结束后说：“现在我知道我还是没有参与是对的，主席阁下打得是非常有战略性的。今天你打得非常精彩。我看到您的水平之高。”[7]一场有趣的友谊赛为两国绵延五十多年的“乒乓外交”再添一段佳话，也为一度紧张的中日关系增添了缓冲剂，特别是日本首相对胡主席乒乓球技艺的称赞别有一番意味，它彰显着国家之间在能力、气度、风范微妙的差距。
无独有偶，温家宝总理对晨练的喜爱和坚持在国际外交界留下了一段段令人称道的“晨练外交”的佳话。2009年1月底，温家宝总理开启欧洲之旅，他在柏林接见华侨时，说起自己晨练的习惯：“坚持这样的习惯，体现的就是中国人的一种精神。”2月1日，天还未亮，他就早起在伦敦海德公园晨跑。国际先驱导报特约记者闾丘露薇[8]写到：“这位67岁的中国总理看上去敏捷、精力充沛。他竖起食指，直视采访者的眼睛：‘我会以开放与真实的态度接受你的采访’。”2007与2010年，两次在韩国访问的中国总理温家宝都来到首尔汉江市民公园晨练，与在那里锻炼的民众亲切交谈。温总理告诉身边的人：“这些是小事，但也是大事，能够做就做，做了就有影响……这就是外交！”[9]透过总理的话语不难看出，体育因亲和力、无距离、无隔阂性所带来的外交作用展示了领导人的人格魅力、展示了中外人民之间朴实的友谊，更展示了国家外交之间充满弹性、活力的空间。
1.4 坚持与拓展体育对外援助工作
援外体育工作是为了配合新中国的整体外交工作应运而生的一项事业。体育对外援助是以体育为手段所进行的对外援助，其形式包括硬件(资金、体育器材、体育设施)援助和软件(教练员、体育专家、裁判员、医生、竞赛组织管理人员、体育科研信息)的援助[10]。“援外体育工作的光荣历程，也推进了中国与世界体育的共同进步和繁荣，为祖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为推动构建和谐世界作出了积极贡献[11]。党和国家的几代领导人都十分关心这项工作。胡锦涛、温家宝、李长春等同志在出访期间都曾亲切接见我援外教练员，鼓励他们勤奋工作，为国争光，为受援国多作贡献。近年来，我国对外的体育援助工作依然得到坚持，到2010年，应世界各国的邀请，中国共向全世界124个国家和地区派遣了38个体育项目的体育教练人员，共计2 600多人次。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上，活跃赛场上的中国援外教练有将近20位，主要集中在跳水、乒乓球、武术等中国优势体育项目。
随着中国援外体育工作的深入，一些新的动向也随之出现。援助方针从原来的“倾囊而出”变成了如今的“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在援助规模和方式上，中国开始注重从自身国情出发，依据国力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注重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最大限度地结合受援国的实际需要。援助理念从原来的无偿无条件援助变成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坚持把对外体育援助视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帮助，注意实际效果，照顾对方利益，着力促进双边友好关系和互利共赢。援助方式从原来的单方面援助到注重国际合作，发挥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和国际体育组织的作用。
2 后奥运时期中国体育外交面临的挑战
2.1 体育外交的作用和功能有待发掘
多年来，体育外交对中国对外关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在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的实践与理论中，对体育外交的关注略显不足。在实践中，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民间外交团体中还缺少体育部门的代表人物与机构，民间外交的实践操作中还缺少对体育外交的必要安排，如陈昊苏在归纳民间外交活动构成时，从经济、政治、文化3个方面进行了总结，对体育外交活动没有提及[12]。在理论界，对体育外交是否属于民间外交或公共外交的定位问题还存在争议，例如，该如何看待对外体育援助中有官方行为的参与。对体育外交功能与作用的挖掘还有待深入，例如，“体育非政治化”的观念还根深蒂固，对中国的体育援助工作还存在一定误解，只看到了国内局部经济发展水平，没有从中国的外交战略大局审视其重要意义。对体育外交与其他形式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的比较研究还尚属空白。
2.2 主动灵活的外交观念与策略亟需建立
从近年国际体育交往的实践看，我国在很多国际组织中缺乏可信赖的朋友。“有的部门只是在有求于人时才‘突击’做工作，功利主义现象比较严重”[13]。何振梁先生及其夫人梁丽娟女士所从事的在国际体育组织圈建立长期、稳定人际网的做法为成功申办北京奥运会提供了良好的人脉支持，然而遗憾的是，这竟被误认为是利用国家资源来谋取个人利益，暴露少数体育官员体育外交思想观念的陈旧与保守。2008年8月21日，刘翔在竞选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时竟然落败于名不见经传的韩国跆拳道选手文大成的教训表明，我们尚缺乏进行外交斡旋、拉票的意识与观念，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尚需做更加扎实和细致的工作。国内体育界还缺乏利用涉外体育活动开展外交的观念，从而难以赢得国际体育组织与社会的支持。
2.3 争取国际体育组织话语权任重道远
“中国的对外体育交流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作用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体育外交工作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14]。1984年，中国参加的国际体育组织达到54个，2001年初，中国已经是100多个国际体育组织的成员。目前，我国共有200多人在国际奥委会、亚奥理事会等国际体育组织中担任300多个不同职务，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日益发挥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语言和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任职的人员仍然很少，特别是在国际体育组织高层、决策层中任职的人数更加有限，在28个奥运会项目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中，我国仅有30多人在10多个单项体育组织中任职[15]。在任人员年龄老化，55岁以上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我国在国际奥委会、国际田联、国际排联、国际泳联和亚奥理事会等重要组织中的执委均已经或行将退居二线。此外，国际体育管理人才匮乏，后备力量不足，青黄不接现象也十分严重。
2.4 体育外交的国际舆论环境有待改善
国际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仍在增加，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未减，并在国际上肆意散布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16]。国际体育活动作为国际社会重视和关注的重要领域之一，也是西方敌对势力较易寻求渗透突破的途径之一。“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并未根本改变自身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和舆论环境”[17]。在少数敌对势力眼中，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中国对国际社会的体育援助等一系列民间外交活动是“中国霸权”的外露和实行“新殖民主义”的重要行为；在少数分裂分子眼中，中国和中华台北体育代表团的参加国际大赛“一国两制”模式被视为两岸分裂的隐喻。日益复杂严峻的环境和挑战，对从事国际体育交往的部门和人员在政治性、组织性、纪律性方面提高了要求，如何在交流与合作中分清敌友、甄别优劣，切实利用和发挥好体育民间外交工作的优势与特点，成为整个体育外交战线必须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中国的体育外交经过充实、调整和发展，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外交理念与方法，展示了一个“走出来”的中国新形象。秉承软权力理念，体育外交将继续起到国家形象代言人的作用，在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体育外交日渐成为促进国际关系发展中不可低估的民间力量，势必将成为国家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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