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晶泉原名白桂珍,1922年生于吉林省吉林市,后来全家迁至黑龙江省安达站(现在的大庆)。“九·一八”事变后,年仅15岁的白晶泉决心不当亡国奴,跟随比她大4岁的五姐白桂荣(后改名白竟凡)逃亡北平。在北平求学时,一位当过法官的房东看她姓白,人品又好,便笑着说:“你姓白,心灵晶莹纯洁如泉水,唔,就叫白晶泉如何?”她欣然接受,于是改名白晶泉。后来，她随着东北救亡总会的“战地服务训练班”和东北中山中学几经辗转来到“天府之国”重庆。
1939年8月,白晶泉考入张学良创办的以培养抗日救国人才为己任的东北中学。在这所学校,年仅18岁的白晶泉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从此,她秘密为党工作。
1940年4月,由于中共地下党活动被发觉,组织上决定让白晶泉撤离。她去重庆市找到了东北救亡总会秘书长于炳然,并结识了东北同乡石光大哥。正是在这里,她听了“中国革命问题”的报告,学习了《大众哲学》,进一步提高了觉悟,向组织上提出去延安的要求。1940年10月,她来到革命圣地延安。
石光比白晶泉年长14岁,在重庆,在延安,他们以兄妹相称,患难之交使二人结下了深厚情谊。在马加等人的掇合下,他们于1943年“三八节”喜结良缘。
在抗日的洪流中，白晶泉经受了多方面的锻炼,由一名流亡学生成长为党的干部,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5年10月底,白晶泉和石光随党中央派遣的干部二大队首先来到沈阳城郊马三家子。彭真同志指示,由于苏联红军宣布国民党接收沈阳,让他们大队转移到东北局所在地本溪。东北局安排白晶泉和石光到安东省省会安东市报到。安东省副主席刘澜波委派他们创办培训工农干部和伪职员的安东建国学校,石光任教育处长,后任秘书处长,白晶泉任秘书。
1946年秋,国民党悍然挑起内战,进攻东北。随着时局的变化,白晶泉又辗转多地,历任北安省海伦县贸易分局党组书记，桓仁县政府秘书室主任、财粮科科长，辽东省保育院院长，辽东省工业厅丝绸一厂厂长，安东市妇委书记兼妇联主任，辽东省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辽宁省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本溪市委统战部秘书长，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等职。
虽然白晶泉工作调动频繁,但无论在任何一个岗位,她都任劳任怨,出色地完成任务。由于她和丈夫石光早在延安时期颇受磨难,“左”的路线使他们深受其害，所以,他们在工作中都能自觉排除“左”的干扰。一些与白晶泉共事的同事说，“白大姐性格开朗爽快,正直善良,胸怀坦荡,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怎么想就怎么说,有话说在当面,敢说敢做敢当”。
白晶泉的无私奉献精神不仅表现在工作上,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对革命后代肖庆达的关怀培养就是一例。肖庆达自幼丧父,母亲是一名军医,他被寄养在桓仁县城舅父家里。时任县政府县长的石光得知肖庆达的处境之后,对他关心备至。1949年初,石光和白晶泉调到辽东省政府就任新职时,把年仅13岁的他也带了过去,安排在条件更好的安东中学学习,并享受与干部子弟同样的待遇。直到1951年3月,他参军到解放军测绘学校,才离开安东中学,从此与石光、白晶泉夫妇失去了联系。半个世纪后,当肖庆达与恩人再次相遇时,真是百感交集：“时光流逝,弹指间50年过去了,我现在已是71岁的白发老人,我终生永记石光、白晶泉二位革命前辈的恩情。没有他们的帮助,就没有我的今天。”
20世纪60年代初,白晶泉调任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针对辽大部分师生员工“左”的情绪比较突出的现状,她和党委及统战部一班人大力开展统战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及宣传教育工作,就存在的问题逐一解决。“文革”时期,白晶泉被戴上“三反分子”、“党内走资派”的帽子,接受无数次的批斗和游街示众,遭受了严刑拷打等非人刑罚。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白晶泉被调回沈阳市政协,任副秘书长。由于她长期从事统战工作,1980年初,她被分配到辽宁省政府侨务办公室任副主任,直到1982年底离休。
离休后,她仍然关心党的事业,关注对外交流活动。2000年春,年近八旬的白晶泉还前往美国参加第六届“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专程飞往夏威夷看望张学良将军。
白晶泉重视知识,尊重人才，为实现丈夫遗愿,她于1999年创立了“石光教育奖学金”,每年自费奖励桓仁县高考的文理科“状元”及班主任老师。至今已有数年之久。
白晶泉恰如一枝傲雪的白梅,俏然挺立,永远向着明媚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