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周有光为汉语拼音的制定做出了杰出贡献。《字母的故事》等给拼音方案字母形式的选择提供了理论支撑。“三原则”和“三不是”的提出进一步明确了拼音方案的性质和作用范围。同时，他还参与主持制定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推动了汉语拼音的进一步完善。周有光始终关注汉语拼音的发展，为汉语拼音走向国际、优化教学、实现信息化等都做出了重要努力。回顾历史，周有光是当之无愧的“汉语拼音的爸爸”。
关键词：周有光;汉语拼音;拼音方案
中图分类号：H1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558（2018）04-0018-08
一、设计拼音方案是周有光的主要贡献
周有光（1906-2017年）的光辉主要体现在他思想的深度和学术探索的前瞻性中，是因为他能够站在世界语言学的全局高度看待中国语言学。周有光物质生活的简陋，跟精神领域的深广形成巨大的反差，使周有光的形象更加让世界震惊。
周有光50岁以前是经济学教授，业余是出色的拼音研究学者。50岁以后来到北京全力以赴地研究拼音为主的文字学理论和应用问题。他是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会的盟员;曾经担任第4到第6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54年设立的机构，1985年改叫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第一研究室主任，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
周有光用了大半辈子的时间研究语言学，用世界眼光看中国的语言事实和语言生活。他对中国的语言生活和语言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做出了突出贡献。
周有光从国家语言建设工作需要出发，放弃自己喜愛的经济学研究，进入语言学领域，帮助国家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在任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第一研究室主任期间，主要从事汉语拼音研究工作，同时提出了一些“语文现代化”理论：语言的共同化，文字的简便化，注音的字母化，术语的国际化，等。在汉字规划、现代汉字学和普通话规划等领域都有重大影响。
汉语拼音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国从古代开始一直使用汉字，我们缺乏也需要一套完整合理的表音字母体系。从最早的读若、直音、反切和36字母注音，到最早使用表音字母实现汉字注音的《西字奇迹》，再进一步到清朝末年的切音字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汉字拼音化的进程在一步步向前推进。切音字运动是中国人最早的制定汉语拼音的开端。标志是1605年卢戆章出版了《一目了然初阶》[1]。
《汉语拼音方案》正是这些运动向前推进的结果，是在社会实践的迫切需要下诞生的产物。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提出3项文字改革的任务：推广普通话，简化汉字，制定汉语拼音。周有光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和汉语拼音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们知道，《汉语拼音方案》是一个科学的方案。周恩来说：“这个方案，比起历史上存在过的以及目前还在沿用的各种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来，确实更加完善。”[2]吕叔湘也表示“《汉语拼音方案》是最佳方案。”[3]
周有光对这个方案的诞生，做出了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贡献，而且一生关注汉语拼音的发展，为汉语拼音走向国际、优化教学、实现信息化等都做了大量工作。
周有光对汉语拼音的贡献首先体现在设计汉语拼音方案方面。他具体为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做了哪些工作呢？
第一，周有光为汉语拼音方案字母形式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尽快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实现文化的有效普及，制定一套合理科学的汉语拼音方案是一项重大工作。工作由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胡乔木具体组织。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字母形式的选择。
为了更好地帮助字母形式的选择，周有光在这个时期在《语文知识》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介绍各国古今字母的文章，为拼音方案提供字母形式选择的参考。这些文章后来汇集成著作《字母的故事》，在1952年出版。《字母的故事》第一次把字母学系统地带给中国学者和大众，为拼音方案字母形式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参考材料[4]。
1955年3月，周有光在《语文知识》上发表文章《什么是文字的民族形式》。这篇文章强调永久的民族形式是不存在的，国际形式可以和民族形式相互转化，拉丁字母在适应了不同民族的语言特点，为当地的文化服务，被培养成为当地人习惯使用的字母之后，就被转化成他们自己的“民族字母”了。“用惯形声字的人们特别强调符号的传统形式，这是形声字的特性在意识上必然留下的影响。拼音字母的可贵，不在它的珍奇，而在它的实用，不在它有独特的传统形式，而在它有便于文化交流的共同形式。假如我们用了一种被世界遗忘的‘独立’的字母，这才真正丧失了泱泱大国的风度呢。”
这篇文章可以说是用科学道理做思想工作。这给国人接受拉丁字母，而不是固执地要创造自己独特的字母消除了心理障碍，为汉语拼音方案在动摇中最后选择拉丁字母，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动态的进步的民族意识。
1955年5月，周有光在《语文知识》上再次发表了《叫世界最通用的字母替汉语服务》，鼓励我们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语，拟定一个最适合的拼音方案。1958年1月，周有光《正确认识汉语拼音方案的重大意义》又从拼音方式、符号设计和实用价值3个方面对为什么不用原有的注音字母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同时说明了拼音字母对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作用，全面地论证了拼音字母的优越性。
周有光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为汉语拼音的具体实践做理论铺垫和宣传。比如，1958年1月18日，周有光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从“胡琴”是“国乐”谈起》，通过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向人民群众通俗易懂地宣传拉丁字母做为拼音方案字母形式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这一系列文章的发表，体现了周有光在拉丁字母被采纳的过程中发挥的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汉语拼音方案最终能够放弃具有狭义“民族”特色的“注音字母”，直接采用外来的拉丁字母做字母形式，没有周有光苦口婆心的科学理论的普及，是不可能成功的。能够提出这种理论的人，必需是具有世界眼光，可以跳出中国传统语言学的藩篱，站在人类语言发展全局高度。只有周有光才具备这个条件和能力。否则，注音字母这个过渡时期的牺牲品，也不会在汉语拼音产生前生存一段时间。当然，汉语拼音选择拉丁字母，这不是个人好恶的问题，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周有光做出的贡献是不能抹掉的。拉丁字母的选择，标志着我们的文字能够直接跟世界通行文字接轨。
第二，周有光提出拼音“三原则”。
周有光在1982年提出了汉语拼音三原则[5]：拉丁化、音素化和口语化。拉丁化是指汉语拼音方案在形式上直接采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这个前面已经说了。下面说音素化和口语化。
音素化是指汉语拼音方案拼写汉语音节采用“声母+韵头+韵腹+韵尾”的彻底音素化的拼写方式。给汉字注音和拼写普通话都需要音素化的字母，汉字本身不能自主分析字音，我们需要音素化的拉丁字母，帮助实现语音的精密分析和准确标音等工作。
口语化表示拼音方案是根据普通话的口语语音系统制定的，必须拼写普通话活生生的口语。一种语言的第一要求就是要让别人听得懂，听不懂的语言是没有意义的。汉语拼音方案就是给具有现实活力的口语服务的[6]。
周有光总结的拼音“三原则”是科学的，是符合语言演变和发展规律的，是语言现代化的必然途径。
第三，周有光提出拼音“三不是”理论。
在汉语拼音“三原则”的基础上，周有光又具体分析了汉语拼音方案的适用范围，从反面提出了拼音“三不是”理论，专门用来消除针对“口语化”原则产生的种种误解。
“《汉语拼音方案》的作用是：‘拼写规范化的普通话’。它不是汉字的拼形方案，它不是方言的拼音方案，它不是文言的拼音方案，这叫做：‘三不是’。”[5]
针对“汉语拼音方案不能表示部首”的意见，周有光指出拼音方案不是漢字的拼形方案，所谓的“拼音形声字”是不现实的，也不是拼音方案的任务。同音词问题是语言和语音问题，不是文字和词形问题。真正区分同音词，应当从整理词汇入手，用异音词代替同音词。
针对“我的口音拼不出来拼音”这个意见，周有光指出拼音方案不是方言的拼音方案，是共同语（普通话）的拼音方案。普及“共同语”是为了统一语言，从而有利于统一国家，这是语言发展的必然趋势。
拼音方案不是文言的拼写方案，是白话文的拼写方案。赵元任曾经写过一篇著名的文言游戏文章《施氏食狮史》，全文的文言词（一个词记录）用普通话拼音转写的话，如果忽略声调不同，都是“shi”[7]。它无法读懂，不是普通话语音标注错误，而是它的词汇用的不是活语言的词。赵元任就是想说明拼音的作用范围有限，不能拼写文言。很多人想当然地曲解赵元任的意思，说“拼音”不如“汉字”。周有光在他总结的第三个“不是”原则中反驳了这种观点，指出拼音方案是拼写白话文的方案，赵元任写那篇文章的原意也是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原则。
周有光这样的专题研究使人们更好地理解汉语拼音是怎样科学服务汉语的道理。这种不厌其烦的科学普及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
第四，周有光对《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贡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通过《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中说：“《汉语拼音方案》做为帮助学习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工具，应该首先在师范、中、小学校进行教学，并且在实践过程中继续求得方案的进一步完善。”推广普通话，不只是给汉字记录的单个语素注音，还要求能够在汉字不能和不便使用的领域，摆脱汉字通过拼音写出普通话的词和句子。这就需要拼写词和句子的正词法。《汉语拼音方案》为了减少阻力，没有一步到位地同时通过正词法，但是用Y和W两个字母做i和u的变通拼写，设计隔音符号，就是给正词法的制定预留接口。
周有光很早就对汉语拼音正词法做了研究。他指出：“不是拼音文字成熟之后才有正字法，而是正字法形成以后才有成熟的拼音文字”[8]。周有光在《汉字改革概论》中专门列一章讨论汉语拼音正词法（当时叫做正字法）问题。《汉字改革概论》是周有光根据在汉语拼音方案通过的1958年开始到1959年结束期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汉字改革问题”课程的讲稿修订出版的。
1982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委员会，专门负责拟定《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周有光做为本来没有其他行政职务的学者，担任了委员会的副主任，参与领导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制定工作。在这个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例如，《汉语拼音正词法问题》对什么是正词法以及正词法的规律、内容和约定俗成进行了细致的说明和探讨。《正词法的性质问题》又针对正词法的性质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分析，解释了正词法的存在必要性和它具体的工作内容，为汉语拼音做了详尽科学的普及工作。《正词法的内在矛盾》总结了13个正词法存在的内在矛盾，对汉语拼音正词法的规律和规则进行了科学有益的探讨。
毫无疑问周有光的这些论文对正词法的制定起到了重要作用，解决了正词法研制过程中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为汉语拼音方案的进一步完善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周有光是不是拼音的爸爸？
周有光去世的当天，网上发表了许多纪念周有光先生的文章，很多人说周有光是汉语拼音的爸爸。就连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也说，他主持编写了《汉语拼音方案》。但是一个叫做周韶光（当然不是周有光的弟弟）的人，在当天晚上就通过微信发表言论：周有光不是汉语拼音的爸爸！这个言论得到广泛传播。跟他观点一样的人还不少，包括部分语言学家。这里我们就来分析周韶光的观点。我们在网上获得的信息是：周韶光，男，1958年出生，汉族，上海人，大学学历;当过湖南中医学院湘潭分院教师，湘潭市电影公司干部、副经理，湘潭市委办副主任，市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市政协秘书长等职务。他虽然不是语言学学者，但是在社会上很有代表性。
周韶光认为，这是一个谬误。他还介绍了汉语拼音诞生的历史。
汉语拼音的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第一个创制汉语拼音文字的是卢戆章（1854-1928），第一套在一定范围内实际投入使用的汉语拉丁化文字，是由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人在20世纪20年代共同创制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普及大众文化，毛泽东主席拍板推进文字改革工作，由吴玉章牵头组织，创制简化汉字和汉语拼音。1955年成立拼音方案委员会，吴玉章是主任，胡愈之是副主任，委员有韦悫、丁西林、林汉达、罗常培、陆志韦、黎锦熙、王力、倪海曙、叶籁士、周有光。经过集体的共同努力，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并且批准公布推行。
周韶光认为，周有光在委员名单里排名最后，却被叫做“汉语拼音的爸爸”，真是一个笑话。
其实这个笑话并不好笑！在周有光《字母的故事》的成果出来的时候，名单里的人，除了他还有谁那么专业地研究过世界上的字母文字？如果他不是拼音方案出炉的技术带头人，为什么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要把周有光从上海请到北京，从经济学领域转向语言学研究，让他的职业方向发生巨大的转变？
事实上，在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过程中，周有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选择哪种字母形式为例说明，在文字改革会议的时候，一共出现了6种草稿方案供代表们研究选择，其中包括4种民族形式，1种拉丁字母形式和1种斯拉夫字母形式，后来拼音方案委员会又分成两个小组，分别拟定设计汉字笔画式（民族形式）方案和国际通用字母（拉丁字母）拼音方案进行选择[9]。为什么罗马字母取得了最终胜利呢？周有光和他的著作《字母的故事》功不可没，没有他对字母文字的深刻研究和在社会上对字母学的普及，汉语拼音方案最终是否选择拉丁字母形式会成为一个未知数，汉语拼音就很有可能无法在当代语言现代化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帮助汉语走向国际。
同时，根据周有光本人的回忆，当时拼音方案委员会一共有15个人，由几个大学的语言学家组成，不过主要是开会参加讨论。“文改会具体工作由3个人来做：叶籁士、陆志伟和我。叶籁士兼秘书长，比较忙;陆志伟要教书，还兼语言所的研究工作。我呢，离开了上海，没有旁的事情，就一心搞这个事情。”[10]这也可以看出《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工作者就是周有光。他还担任过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语拼音正词法委员会的副主任。
周有光还提出了汉语拼音方案的三点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和口语化）和“三不是”（不是跟汉字形体关联的拼形方案，不是方言拼音方案，不是文言文拼音方案）。这些科学原则和标准的制定进一步明确了汉语拼音方案的性质，为汉语拼音方案规定了科学具体的范围，使汉语拼音可以在长久的实践应用中历久弥新，持续散发活力。
至于在汉语拼音方案以前出现过的类似的方案，那只是1958年方案的爸爸、爷爷，怎么能够等同呢？我们说周有光是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的爸爸，又不是说他是汉语所有拼音方案甚至世界拼音文字的爸爸。
另外，周韶光遗漏了历史信息：在中国人自己最先发明汉语拼音的卢戆章之前，早就有外国传教士来中国传教，他们根据各地方言发明了很多种汉语方言拼音方案。因为当时还没有推广普通话，所以就根据各地方言制定汉语拼音文字。而且1958年方案以前的方案，很多是根据汉字简化出来的特色字母，也不方便国际化。
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是一个拼写北京方言的汉语拼音方案。因为它跟推广北京话成为普通话的汉语统一运动同时进行，所以才能成为真正统一的汉语的拼音方案。
三、为什么说周有光是“汉语拼音的爸爸”？
社会上早就给周有光一个文学性的称号“汉语拼音的爸爸”，类似“杂交水稻的爸爸”袁隆平。现在很多人不服气，觉得不公平，认为给周有光的光环太大，甚至说周有光自己也不承认。为什么说周有光是“汉语拼音的爸爸”？因为他几乎是汉语拼音的全程护送者。我们说的汉语拼音，是今天正在使用着的汉语拼音。我们说的“爸爸”，不是第一个人，也不是领导人，而是具体做出其他人无法取代的学术贡献的人。
至于周有光自己也不承认“汉语拼音的爸爸”的称呼，那是一个大学者的自谦。他说不能这么称呼。事实是什么？我们看看《周有光百岁口述》在“文字改革委员会”部份的回忆概述：
我是1955年10月离开上海，在北京开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领导就把我留下来，在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委员会下面有两个研究室：第一研究室是拼音化研究室（除了研究拼音化还研究其他），我当主任;第二研究室是汉字简化研究室，主任是曹伯韩。这以前我在外国买到许多字母学的书，觉得很有趣味。字母学在中国没有人研究。那时候是业余的爱好，想不到后来会用上。叶籁士创办了《语文》杂志，我给他们写文章，我参加上海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所以要我来北京开会。那时吴玉章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任，部长级别。副主任是胡愈之，真正做事的是他。他能够写文章，“真正有世界眼光，跟我谈得来”，没有什么官架子。周总理经常请我们到中南海讨论问题，留我们吃饭，的确是政府和人民团结很好。成立了一个下属的拼音方案委员会，15人。真正工作是我们研究室做的。草案写作推选3个人：叶籁士、陆志韦、周有光。
许多资料都是我搞的，因为我是主持这个研究室的。这件事情应当说很复杂，搞了3年才成功。今天人家提出的任何问题，都是过去研究过的。这个地方就用到字母，没想到我在伦敦买的字母学的书发挥作用了。世界上有那么巧的事情。把我留下来，的确是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因为中国搞语文学、文字学的人多得很，可是都是搞传统的语文学，现代的东西就搞得很少，几乎没有人搞字母学。中国的文字改革起初是少数知识分子参与，后来人多了，也只是在知识份子圈子里面。有群众性的运动是从拉丁化运动开头的。可是我一看到外国的东西，就觉得中国的水平太差。我运气也很好。一做这件事情，自己就要努力地学。吕叔湘、王力都是我的朋友。当时王力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主任，请我去讲汉字改革课程，讲了3次。后来中国人民大学也请我去讲。讲稿出版就是《汉字改革概论》。建立国家的共同语言要有一些理论，普通话的第一本理论书是徐世荣写的。从前我们有好多语言学的书，一本也不管用。文字学都是用来看古书的，跟今天的生活完全没有关系，这是很不正常的。我这本书可以说是文改运动跟文字学、语言学挂钩的第一本书。以前有几本小本子，也是没有理论的。苏联的拉丁化运动也缺少理论。沈從文到学校里去教白话文，学校里的老师是看不起的。胡适是从美国回来的，有眼光。这一点一直到今天还是不一样：美国是现代重，古代轻，中国是古代重，现代轻[11]。
通过周有光对自己的历史事实的回忆，大家应该可以明白以下问题：谁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要研究拼音化的第一研究室主任？是谁第一个掌握字母学，也就是掌握西方文字原理，建立了文字改革理论？周有光！可见，虽然在周有光前面有不少先驱尝试了汉字改革研究，但是，没有周有光，人们很难从理论上明白这样的道理：汉字为什么要改革成配备字母或者改用字母的文字？拉丁字母这样的西方文字为什么不需要改革成汉字或者配备汉字做助手？只有这些道理的宣传，才能使决策者最终放弃自主设计注音字母这样的民族字母的想法，直接采用现成的拉丁字母。
說周有光是“汉语拼音的爸爸”，不仅仅是因为他在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过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还因为汉语拼音从诞生到发展，周有光始终是重要参与者。可以说，只有周有光是全职研究汉语拼音的。
我们从几个领域来总结周有光对汉语拼音的贡献，从而论证他是“汉语拼音的爸爸”。
第一，制定汉语拼音的基本方案。
从1955年成立拼音方案委员会开始，周有光就参与研制汉语拼音方案。做为这个项目的实际主持者，周有光为汉语拼音的诞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通过《字母的故事》这本书，周有光把字母学的系统理论带到中国学术界，并且发表一系列文章科普宣传拉丁字母的优越性，最终为拼音方案字母形式的选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依据;又提出了著名的汉语拼音“三原则”和“三不是”理论，进一步明确了汉语拼音方案的性质和适用范围，为汉语拼音方案更好地投入实践打下基础。
除了上述贡献，周有光在拟定拼音方案的过程中，还具体地提出了一些设计原则，比如，适当地运用五项字母原则：音位分明原则，字母经济原则，国际习惯原则，本国传统原则，语言特点原则[5]。主张在保证使用效率的前提下尽可能限制字母的总数、适当遵守拉丁字母的国际运用习惯的同时，继承本国运用拉丁字母的优良传统，表现自己语言的特点。这些原则是周有光在工作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来的，为拼音方案的具体拟制工作提供了指导。
就像女蜗捏泥造人一样，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周有光“捏”出了汉语拼音最初的模样。
第二，普及汉语拼音和制定正词法。
结束了汉语拼音的创制时期，中国社会就进入了汉语拼音的普及阶段。为了提高人民群众学习汉语拼音的积极性，让大家更快更好地学习汉语拼音，周有光专门编制了字母诗歌[5]，字母诗朗朗上口，方便记忆，字母歌分为成人用和儿歌，实用性强，口语和听音同时得到良好训练。这些诗歌分别在1959到1960年期间发表在《文字改革》，推动了汉语拼音的普及。
虽然，《汉语拼音方案》在1958年全国人大就批准通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汉语拼音已经完全成熟，还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比如，汉语拼音方案只规定了音节拼写的方法，关于词语的拼写法并没有做出规定，事实上，无论是为了语文教育的实际需要、科学技术中对分词连写的应用需求，还是将来汉语拼音文字的建设需求，汉语拼音正词法都迫切需要拟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周有光是研制《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首席专家。他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正词法的性质、矛盾等问题进行探讨。最终，1985年国家颁布《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这个正词法1988年成为国家标准。
第三，向世界推广汉语拼音。
1979年4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召开文献技术会议。周有光在会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做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12]，汉语拼音逐渐走向国际舞台。
在《汉语拼音方案》和《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颁布后的几十年，周有光始终没有放下对汉语拼音的关注和研究，他一直非常重视汉语拼音方案的推广和应用。发表了多篇论文对汉语拼音的教学等问题进行探讨，主张利用汉语拼音进一步推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的提高，帮助中国更快进入信息化时代。同时，不断在中国社会中积极普及汉语拼音知识，并且推动汉语拼音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13]。
可以看出，无论是汉语拼音方案的诞生，还是正词法的制定，无论是汉语拼音在国内的普及还是在国际的推广，周有光都始终紧密地参与其中并且做出重大贡献，我们说周有光是“汉语拼音的爸爸”，他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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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苏培成.浅谈周有光先生的学术成就——《周有光文集》序言[J].吉林：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4-9.
（责任编辑：张祥卉）
Zhou Youguang’s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Pinyin
Cui Anhui， Peng Zerun & Zhou Zaixi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30100， P. R. China）
Abstract： Zhou Youguang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pinyin， phonetic alphabet in China. The book entitled The Story of Alphabets provides a theoretical support on the selection of pinyin scheme based phonetic alphabet. “Three principles” and “three negatives” gave details of the nature and scope of Pinyin. Meanwhile， he co-chaired and formulated “The Basic Rules for Chinese Pinyin Orthography”， and promoted the improvement of 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 Zhou Youguang remained commitment to expanding use of Chinese Pinyin in the world and optimizing teaching and realizing informationization. Look back into the past， Zhou Youguang was the well-deserved “Father of Chinese pinyin”.
Key words： Zhou Youguang; Chinese pinyin; pinyin sche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