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和文化成了中国封建统治者赖以治国安邦的核心思想文化，同时也成了中国传统士大夫、文人知识分子藉以安身立命的价值理想和用世之道。余英时指出：“无可争辩的，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譹？訛而中国传统士大夫传承的思想和文化自始至终都是以儒家的思想文化为核心内容的。虽然封建士大夫总是在历朝历代由不同姓氏、种族所建立的“势统”（即政统）的强权和凌辱下生存和游荡着，但他们所遵循的“道统”倒是几乎未曾有过大的变化，从“士志于道”“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至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负载着士人的道德情操和精神理想。然而，儒家思想文化在其两千余年的传承过程中，后人根据各自的理解和需要不断演绎与创新，加之其他异质思想文化的碰撞、衍入，其原始教义已经难以辨明。李泽厚曾言：“关于孔子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意见分歧也许更大。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当时社会变革不很清楚，从而对孔子思想的性质和意义也就众说纷纭。”？譺？訛那么，在这段漫长的对儒家教义的阐说历史中，出现碰撞甚至对儒家思想文化的批判和挑战自然也就不足为怪了。“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有过几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大时代。……在这些大时代中，整个社会面临着巨大的转型，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人格不仅与政治环境发生激烈的冲突，而且自身也面临着巨大的矛盾。”？譻？訛而这种“冲突”和“矛盾”都是针对儒家思想文化或与之有密切关系。自汉至今，士人、知识分子都企图还原原始儒家教义，他们都标榜自己是最忠实于儒家原始教义的，是儒学代言人。但事实上，“儒教在中国史的不同阶段中曾以不同的面貌出现。”？譼？訛即使距先秦儒家学说创立之际相去不远的汉朝，儒者也只能是大体上对原始儒教的基本方向有比较亲切的了解而已？譽？訛，遑论后来者！但“原儒”一道，却实实在在成为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矢志不渝的传统了。而汪曾祺则是这个传统链条中极具个性也极有意味的一环。
毫不夸张地说，自儒学诞生以来，原儒一道即已铺设开来，至今仍不断延伸，这条道路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儒学经宋明演绎而至大成，此后，宋明理学成为显学，宋明理学不无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孔孟儒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强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鼓吹禁欲主义、等级制度等封建主义，“宋明理学把‘义务’、‘绝对命令’明确建筑在某种具有社会情感内容的‘仁’或‘恻隐之心’上。”？譾？訛这些学说为封建统治者所用，成为封建社会思想、伦理和道德标准，起到了桎梏思想、压抑个性感情、摧残人性的作用。所以，明中期以降，士人对儒家学说的批判其实更多地集中于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然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戴震：《与某书》）“俗学陋行，动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国宪而不敢议，……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谭嗣同：《仁学》）尤其是被晚明文人视为精神领袖的李贽（卓吾），对宋明理学之批判尤烈，且在行为上表现出“疏狂”“违俗”特征。从文学角度而言，以李贽和公安三袁为代表的晚明文学是反传统的，“无论其个人行为还是其文化意识，都表现出一种离经叛道的挑战者风范”，“反对以宋明理学为主体的儒教思想构成李贽反传统文化意识的主要内容。”？譿？訛晚明文人提出的“顺情遂性”的口号，所谓“为情而生，为情而死”，旨在冲破宋明理学的道德礼教藩篱，还原孔孟儒学以“仁义”为本位的原始教义。当然，晚明文人在其所采取的行为方式上有矫枉过正之嫌，他们以“病”态方式获得遁世的途径，“一方面情欲之水冲塌了正统的意识形态的设防，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江南文人的个人享受主义和末世的奢淫浮荡、颓废堕落。两方面相辅相成，构成了明季江南文人最为显明的现实状态。”？讀？訛这正是晚明文人遭后人诟病之处。“毋庸置疑，李贽等人是反对儒教的，……李贽等人不忘记以孔子的原儒反对宋明的儒教道统，剥离其思想衍义，以最终复归原初仁义为本位的儒学。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李贽反儒教的思想实质是对儒学的溯本清源……。”？讁？訛汪曾祺所受到的江南士风——文人文化的影响决定了汪曾祺在创作中的“原儒”精神与李贽以及晚明士风有着相当密切的传承关系。当然，汪曾祺是批判性地继承了这种传统，这同样是由他所处的时代所决定的。汪曾祺被戏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指的当是其文学创作透出的文化品格，而汪曾祺正是以其创作实践对儒家文化进行了艺术化的阐释和溯源。
一
汪曾祺曾多次宣称：“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须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我接受了什么影响？道家？中国化了的佛家——禅宗？都很少。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輥？輮？訛“我大概受儒家思想影响比较大。一个中国人或多或少，总会接受一点儒家的影响。”？輥？輯？訛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反思传统文化的时代，置身其中的汪曾祺自然无法回避。但汪曾祺对儒学的反思自有其独特之见：“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论语》里的孔夫子是一个活人。”？輥？輰？訛“我觉得孔子是个很有人情的人，从《论语》里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性格的活生生的人。”？輥？輱？訛“讲人情”，“富于人情味”，这是汪曾祺“原儒”的基本要义，是立足点，并结合了西方带有启蒙色彩的人道主义思潮，奠定了他创作中的不避人间烟火的浓浓的“人情味”。
小说《寂寞与温暖》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汪曾祺借女性自况，这也是江南士风的典型做派。小说中洋溢着作者期待的浓浓的人情味。这种“人情味”在散文《多年父子成兄弟》中表现得更有意味。已年届七十的汪曾祺回忆起父亲汪菊生：
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是画家，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他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他养蟋蟀，养金铃子。他养过花……他用钻石刀把玻璃裁成不同形状的小块，……做成小桥、小亭子、八角玲珑水晶球…里面养了金铃子……他会做各种灯……？輥？輲？訛
与《寂寞与温暖》中的几个人物的平民身份明显不同，汪菊生身上有儒者风范，同时也表现出晚明以来江南文人的情趣和个性特征。有趣味的是，汪菊生参加孩子们的同乐会，去伴奏，“那么大的人陪着几个孩子玩了一下午，还挺高兴”;“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輥？輳？訛汪菊生的形象应该更能直观地表明汪曾祺对儒家文化的认识。汪曾祺从小浸濡在这样的富有人情味的士大夫家庭，对儒家文化的亲近感自然不言而喻，其对儒家教义的理解自然也有别于他人。
扩而大之，汪曾祺的“讲人情”，“富于人情味”和人道主义关怀，还体现在对社会下层的劳动者和弱小者富有同情心。这与他的同乡作家朱自清略同。换言之，这种“人情味”正是儒家所谓的“仁者爱人”的体现。汪曾祺说过：“我喜欢这样的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这是蔼然仁者之言。这样的诗人总是想到别人。”？輥？輴？訛或许，这是汪曾祺在经历“文革”之后，对呼唤人情、人性、人道主义思潮的回应。“说老实话，不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不是经过三中全会年代拨乱反正，我是不会产生对于人道主义的追求，不会用充满温情的眼睛看人，去发掘普通人身上的美和诗意的。”？輥？輵？訛这也正是汪曾祺揭橥“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的创作实践。《大淖记事》《岁寒三友》《徙》《异秉》等作品中的人物都吸引着汪曾祺充满同情与怜爱的眼球，汪曾祺为此字里行间常饱含深情。这是儒家思想的“蔼然仁者”的风范和精神气质。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我欣赏”？輥？輶？訛——汪曾祺如是说。
二
汪曾祺“是用一个80年代的人的感情来写”旧事的。汪曾祺的爱情、性爱题材小说中，比较突出地表现了正常的人性，诸如《受戒》《大淖记事》《小娘娘》《窥浴》等等，这类题材是对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类的伦理道德的反拨，同时也是对儒家学说中讲人情、讲人性的延展。《受戒》写的是小和尚和村姑的爱情，它冲破了世俗的观念，写出了人性，正常人的七情六欲，“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輥？輷？訛同样，《大淖记事》中人物和情节也设定在“大淖”这样一个有悖于宋明理学的伦理道德的环境之中：“这里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十一子和巧云的爱情显得那么合理自然，这才是真实的人性。“而事实上，一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语录，曾使多少妇女有了流不尽的眼泪和苦难。那些至今偶尔还可看到的高耸的石头牌坊——贞节坊、烈女坊，是多少个‘孤灯挑尽未能眠’的痛楚情感的凝聚物。”？輦？輮？訛鲁迅早就呼告要“掀翻这人肉的筵席”。汪曾祺在此无异于发出了一份针对宋明理学的战斗檄文，虽然小说文本显得温和而含蓄。也正是因为如此，回忆起小时候一个小媳妇丢下她奶头上的孩子，和“孤佬”（野汉子）跑了，汪曾祺“对这个女人充满了尊敬，并且一直记得她的模样”？輦？輯？訛。马克思指出：“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根据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出人的整个文明程度。”？輦？輰？訛汪曾祺本着儒家人情、人性的一面，表现出了自然之性。或许，在这方面他受其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影响更大一些，沈从文的《边城》等小说也在力图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輦？輱？訛。相较而言，《小娘娘》《窥浴》《薛大娘》等汪曾祺晚年的作品涉及的爱情、性爱显得有些“异样”，《小娘娘》写姑姑和侄儿之间的性爱，《窥浴》写女教师同男学生之间的性关系，都是世俗观念中的“乱伦”关系。《薛大娘》中的薛大娘竟是“拉皮条”的，她给那些“一个有情，一个愿意”的男女“拉纤”，认为“这是积德的事”。汪曾祺在文尾写道：“薛大娘身心都很健康。……这是一个彻底解放的、自由的人。”看来，汪曾祺有点修炼得几乎堕入“魔道”了。但是话说回来，之所以觉得这类爱情、性爱显得“异样”，认为汪曾祺“入魔”，难道不是我们观念中所受的宋明理学影响积淀而成的传统的世俗观念在作祟吗？如果我们摒弃世俗观念，或者说我们根本就不曾受过程朱理学的伦理道德观的“毒害”，对此我们又将做何感想？或者根本就不会有任何想法？汪曾祺的意义就在于以诸如此类的人物形象和性关系的描述来刺激我们世俗观念的敏感而脆弱的神经。“戊戌以来，从谭嗣同到邹容、宋恕，从陈独秀到吴虞、胡适，从鲁迅到巴金、曹禺，无论是政论还是小说，无论是《狂人日记》还是《家》，也无论是巴金的《家》还是曹禺的‘家’（《雷雨》）……，都充满了战斗激情，博得了历史声誉，赢得了人民喜爱的，不正是因为它们以反理学作为基本主题的原故么”？？輦？輲？訛汪曾祺的意义同样应在此。
三
儒家向来尊崇“以义为上”，义，道义也。孟子“舍生取义”之谓也。相应地，在面对“利”与“义”的选择时，儒家亦是“崇义绌利”，“安贫乐道”，正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夫子非常称许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生活态度，而鄙夷“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逐利姿态。事实上，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到元末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商人和市民阶层的崛起，对儒家的传统观念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有学者指出：“元末东南一带士风的一个明显特点是，道德的成分在淡化，物欲的要求在滋长，实即正从宋儒‘存天理、去人欲’的精神枷锁中挣脱出来，回复到人的自身。”？輦？輳？訛这种士风在元末还仅仅是一个开始，到晚明已蔚为壮观。商业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变迁，也促动了社会等级观念和价值标准的变化，“四民之业，惟士为尊，然无成则不若农贾。”（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三○六）加之明代政治的腐败和思想的禁锢，士人在义利观念上开始严重倾斜，“君子固穷”之儒家精神要义受到了严峻挑战。尤其是经济发达的江南一带，所谓“吴中缙绅士大夫多以货殖为急”（黄省曾：《吴风录》），“吴人以织作为业，即士大夫家多以纺织求利。”（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四）由于商业经济的繁盛，商人在社会中逐步显示其重要作用，“文人在厌弃政治现实与传统道德的心理驱使下，向商人与市民社会靠拢，遂使士商关系出现变动，并形成一种历史趋势，这种关系在明清时代得到进一步发展。”？輦？輴？訛“富商们对文化的需求、文艺的爱好，使士人和艺术家得到发展才能的机会，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的基础。”？輦？輵？訛这在明清以来的文学作品中的描画并不鲜见。在汪曾祺的创作中，表现出了对“以义为上”的儒家价值观的坚守。他对以牺牲士人节操为代价去换取物质利益给予了不容情的讥讽，所看重的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崇义绌利”。这在他的很少为人关注的小说《金冬心》中有极好的表现。这一文本至少具备两个意义：
其一，文学化地表现出末世封建社会士商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士人的逐利心理;
其二，小说的谐谑和讽刺意味表明了作者对士人“重财尚利”却丧失人格风操的批判立场，这似乎回应着儒家“安贫乐道”的价值观。
与此相对应，《鉴赏家》中的小商贩——卖水果的叶三的形象似乎是汪曾祺特意为金冬心之流的文人们立的一面“镜子”，小说成就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原本应以“逐利”为业的小商贩的精神之“义”;也是为了这个“义”字，有了《岁寒三友》中的靳彝甫、《徙》中的高北溟的形象。由此见之，汪曾祺对“以义为上”之坚守可谓执着矣。
四
不可否认，汪曾祺的精神气质中也有禅宗和道家的影子，但这仍然是以他所理解的儒家思想文化为基础的，儒学是汪曾祺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的核心与基点，有评论认为，汪曾祺“在创作中形成了内儒外道的士大夫传统倾向”？輦？輶？訛。《故人往事·收字纸的老人》中的“老白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立，门外长流水，日常如小年”。其意趣、情调及境界等方面，确有道家影响。然而，这其中又何尝不是儒家所追求的生活呢？至少，汪曾祺是这样认为的。“我很喜欢《论语·侍作章》。‘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我以为这是一种很美的生活态度。”甚至他将陶渊明看作是一个真正的儒家，“‘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我很熟悉这样充满人的气息的‘人境’，我觉得很亲切。”？輦？輷？訛其实，老白也好，老庄也罢，孔子也好，陶渊明也罢，他们追求的生活境界毕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皆谓儒家“入世”，道家则“出世”，哲学观竟至有点“不共戴天”，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他们对一种自然、自足与和谐生活有着共同的追求。儒道自魏晋以来，也曾出现相互影响并一度合流之相，“儒、道的糅合，正成为士人日常生活中自然而平常的风景。”？輧？輮？訛《二京赋》中就有所谓“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之说。可见二者之间也并不截然相左，至“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儒、道之间不乏结合点，已成共识。
追求孔子所心仪的自然和谐的生活境界，陶渊明式的“守拙归园田”，关键还在于需要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境方可得之。汪曾祺创作的整体氛围和意境其实正体现了这种努力，单就那篇如诗一般的《葡萄月令》来看：
一月，下大雪。
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
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窖里。
这是怎样肃穆而安宁祥和的世界！整个葡萄园充盈着外静内动的生命律动，但却隐藏在和谐、清静自然的氛围中。
求“静”，求“和谐”和淡泊的心境，自然会要求性格上的温和，缺少火气——“我就不是具有抗争性格的人”：
丁玲同志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輧？輯？訛
汪曾祺的“随遇而安”，是无奈的感叹，是精神内在对外部环境的妥协，与《棋王》中的王一生以道家之棋苟活于“乱世”之道理相通。对于在“文革”中所受到的批判，他不怨恨，也不能怨恨。对于无端被人踢掉四颗门牙的痛苦，他也只能自我解嘲地认倒霉（《牙疼》）。“随遇而安”成了他化解痛苦和适世的“良方”。是啊，不“安”又怎么着呢？这不是秀才遇到兵的尴尬。士人的道统在势统的淫威之下总是显得如此不堪一击，中国士人、知识分子缺乏自身独立性格又一次得到了验证。那位满身士大夫气，一心要过闲适生活的周作人，为追求冲淡闲适的文风，为能够在“自己的园地”上耕耘，为躲进“苦雨斋”体味一杯清茶“可抵十年的尘梦”的乐趣，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是要改变信仰;二是要改变气质;三是和现实妥协？輧？輰？訛。这中间饱含着多少辛酸和无奈！遑论汪曾祺。他所处的时代更缺乏理性，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可以随时随意地任践踏，他除了“随遇而安”还能另作他想么？
“儒家文化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传统文化形态。作为一种主流文化……反映在文学中，儒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主题形态、审美方式和艺术风格，深深地影响了文学的格局。”？輧？輱？訛或许，任何个人在接受儒家思想文化的过程中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被动性，汪曾祺当然也不会例外，但也不能因此而忽视了个体在文化传承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意义。他对儒家思想文化溯源性地接受表现出了极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虽然我们并不一定都认可他对儒学的认识和理解，但中国士大夫文人、知识分子的原儒传统在汪曾祺创作中仍然以自身个性化的言说方式延续着，这，才是我们感兴趣的。
【注释】
？譹？訛？譼？訛？譽？訛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141、15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譺？訛？譾？訛？輦？輮？訛？輦？輲？訛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11、240、257、257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譻？訛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8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年2004年版。
？譿？訛？讁？訛张福贵、刘中树：《晚明文学与五四文学的时差与异质》，载《中国社会科学》1996第6期。
？讀？訛费振钟：《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28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輥？輮？訛？輥？輰？訛？輥？輴？訛？輥？輵？訛？輥？輶？訛？輥？輷？訛？輦？輱？訛？輦？輶？訛汪曾祺：《晚翠文谈新编》，255、255、255、256、255、351、218、25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輥？輯？訛？輥？輱？訛？輥？輲？訛？輥？輳？訛？輧？輮？訛汪曾祺：《汪曾祺小品》，222、222、270—272、272—273、28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輦？輯？訛汪曾祺：《吴大和尚和七拳半》，见《汪曾祺文集·散文卷》，170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輦？輰？訛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72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輦？輳？訛？輦？輴？訛？輦？輵？訛陈建华：《中国江浙地区十四到十七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83、77、79页，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
？輦？輷？訛王尧：《最后一个中国古典抒情诗人》，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輧？輯？訛于迎春：《秦汉士史》，52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輧？輰？訛范培松：《中国现代散文史》，258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輧？輱？訛罗成琰：《百年文学与传统文化》，13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肖玉华，广东潮州韩山师院中文系副教授。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20世纪中国散文史”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YJA7510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