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吴敬琏84岁高龄矣。
然而当他步履稳健、双肩舒展漫步在碑林的树荫下之时，当他思维清晰、语调铿锵地在读者交流会现场回应读者提问之时，当他坐在西北大学大礼堂，向台下的听众宣讲自己的改革理念3个小时而不倦时，你不得不被他灵魂之坦荡、意志之坚韧、精神之明亮所折服。
84年光阴流转，吴敬琏以思想参与历史，他的思想史几乎可被视为中国人思想突围的缩影。
1940年代，原本热爱科学技术，梦想实业救国的少年吴敬琏在耳闻目睹国民党的诸多专制行径之后对国民党宪政理想失望，遂成为左翼激进青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小说《怎么办？》，秘密收听延安广播，借助广播抄录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50年代，吴敬琏和无数热血青年一样，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过程中，他狂热地信奉经典的计划经济理论，当听到教授的讲述不符合《资本论》时，吴敬琏第一个走上台去与其争辩。即便自己的父母乃至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运动中受到波及，吴敬琏也认为问题出在自己的身上，并为之深刻反省，寝食难安。
1960年代至“文革”结束，吴敬琏和整个中国一样，将自己最年富力强的一段岁月消耗于无休无止的运动之中，他曾迫于外界的压力对老师孙冶方展开批判，也曾为了适应现实而放弃自己的理论主张。1969年，吴敬琏被下放至“五七干校”，当瓦工，做电工，自学木工，一轮又一轮政治运动在其身边展开。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吴敬琏遭遇顾准，两人的学术碰撞将外界的黑暗映照得宛如白昼……正是和孙冶方及顾准两位传奇知识分子的交往，吴敬琏成为那个时候最先觉醒的知识分子。耗尽一生时间希望融合计划经济和价值规律的孙冶方的最终失败让吴敬琏开始系统反思计划经济，而和顾准的交往则让吴敬琏的学术思想超越了具体的“小问题”，更加具备历史视野与哲学色彩。
1976年“文革”结束，吴敬琏47岁，岁月的磨砺并未击垮吴敬琏，他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国家的建设之中，“抢救”恩师孙冶方的学术思想，钻研东欧经济学家的学说。当发现计划经济理论始终存在无法破解的难题之时，吴敬琏负笈耶鲁，一头扎进西方的经典经济学理论之中。正是在耶鲁，吴敬琏形成了自己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独到看法，他不再满足于对计划经济的修修补补，而是希望在中国建设完整的市场经济体系。此后数年间，吴敬琏在各个场合为市场经济呐喊，对云谲波诡的意识形态斗争置之不理，一度被人讥之为“吴市场”……1992年邓小平南巡，加快改革步伐成为时代强音。同年10月，江泽民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此，“市场经济”终于得到党中央最高层的认同，“吴市场”也成为美名。10年之后，吴敬琏获颁央视首届经济年度人物，达到个人声望的巅峰。
然而，镁光灯下，吴敬琏的思索依旧没有停止，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兴衰与民族的未来焦灼着吴敬琏的心。他一次又一次地告诉国人，市场经济并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最终目的，市场经济同样有好有坏，我们所需要的是法治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权贵资本主义……当改革进入“深水区”，昔日的改革共识因多元利益的深层博弈而日渐破碎之时，吴敬琏也承担了社会撕裂的痛苦与焦灼，他的声音显得孤独甚至有些不合时宜。1998年，吴敬琏提出“权贵资本主义离中国有多远”的命题；2000年，吴敬琏直言，经济改革进展太慢是因为有既得利益者的阻挠；2001年吴敬琏就“中国股市是不是赌场”与5位主流经济学家展开论战，称利益取向直接影响了对于问题是非曲直的判断……吴敬琏对于法治的市场经济的呼唤，不但引得一些既得利益者的不悦，有时也引发普通民众对他的误解；2005年主张保护富人，2007年支持春运涨价，2014年担心房价崩盘……人们开始质疑被誉为“经济学家的良心”的吴敬琏的良心到底长在哪里？
2005年之后，吴敬琏成了多方面不“讨好”的人：他对于权贵资本主义的警示，让大多数既得利益者心生不悦；他对于富人的态度，则让在改革中受挫的底层民众大呼失望；部分不怀好意者甚至攻击、中伤吴敬琏的道德操守。但这一切似乎都没有动摇吴敬琏的信念。他一再引用狄更斯在《双城记》中那段开篇语警示世人，“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既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前途无量，同时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起奔向天堂，我们又走向另一方向”。
而今，当新一代领导集体重新吹响改革的号角之时，吴敬琏重新披挂上阵，以84岁的高龄重披战袍，挥动如椽大笔，推出《直面大转型时代》，继续为了心中的蓝图而呼号，其灵魂的赤诚、意志的顽强、理想的高远都令人感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