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朱维铮先生五十多年，我一直视他为良师益友。他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每当想起他，心里总是很难过。这里，我记述他与我交往的几个片断。
一、朱维铮与我是“难友”
朱维铮先生是我的学长。我入读复旦历史系，他刚毕业。周予同老师教我们中国古代历史文选，朱维铮和贺卓君是辅导老师，但那时颇为“师道尊严”，学生与老师接触不多。“文革”前，他是市委写作组“罗思鼎”成员。“罗思鼎”成员都是我们历史系老师，他们是业务“尖子”，朱维铮是最年轻的，也是唯一的一位非中共人士。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发表时，我正好分配到文汇报，偶尔也在报社大楼见到他。他是“罗思鼎”“跑腿”的，经常送稿件到文汇报。在1967年初的“一月风暴”中，他很活跃，据说《上海人民公社宣言》是他执笔的。不久，他被上海“市革会”（“人民公社”后改为“革命委员会”）派到文汇报北京办事处（下称“北办”）。 “海罢”批判期间，“北办”在北京搞了许多文化名人的材料，曾经受到毛泽东的表扬。朱维铮到“北办”，持文汇报记者证到处活动，搜集红卫兵的情况。是年10月，文汇报派我去“北办”“顶替”他的工作。我记得，我去北京的那天晚上，他就带我去北影厂一位名演员家里采访。我们俩骑上自行车，一路又说又笑。路过天安门广场，停了下来，我第一次到首都，看到高大壮丽的天安门、广阔雄伟的广场，很兴奋、很激动。那时我们都年轻，风华正茂，能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感到很自豪。过几天，他回上海了。次年4月12日，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派炮打张春桥，这就是轰动一时的4·12事件。在“清查”时，都说“北办”是“炮打”黑后台。我被“揪回”上海审查。其实，“北办”主任艾玲和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上海“炮打”的详情。据说在“市革会”“群运组”当副组长的朱维铮在这次“炮打”中思想动摇，立场不稳，也被审查。但倒霉的是到了1971年3月下旬，全国清查“5·16”分子运动，我们“北办”的人员，包括勤杂人员，统统被“一网打尽”，关在上海市文攻武卫（民兵）指挥部（今外白渡桥边俄罗斯领事馆）地下室办“学习班”。与其说办“学习班”，其实是关进囚牢，一人一个房间，窗户密封，房门紧锁。时值梅雨季节，此地紧靠黄浦江，地下室每天都十分潮湿，有时有积水。经我们的多次交涉，“工宣队”才不得不在地板上撒上水泥，吸干积水，然后打扫干净。在一次“放风”时，我偶然发现了朱维铮。顿时一愣，后来想起，他也在“北办”工作过。我们被关了四个多月，“审查”不出什么名堂，释放后送到文汇报工厂车间“劳改”。以后，朱维铮回复旦了。前几年，香港出版徐景贤的《十年一梦》，徐在书中说，朱维铮“思想不通，关在民兵指挥部的时候，他在里面大声叫喊，用拳敲、用脚踢铁门，要求把他放出来，没人理睬”。我曾经问过徐，究竟有没有这回事？他说是当时负责我们“办学习班”的“二专办”头头告诉他的，确实有这回事。那时我没有听说此事，但从朱的倔强性格，应该是可信的。况且，“北办”的任务是特殊的，我相信，朱在“北办”是不会与“5·16”分子有什么联系的。他心中无“鬼”，所以敢于这样“顶撞”。后来有一次我见到他，问他这件事，他得意地说：“我才不怕他们呢！……什么‘学习班’，简直是水牢！” 我与他是系友，又曾经关在一起，是“难友”。在我主编《学林》专刊期间，对我的工作很关心、很支持，我一直视他为“良师益友。”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和朋友主编一套《中国文化之谜》丛书，已经先后出版了四辑，王元化、罗竹风、张启承和唐振常诸先生分别作序。第五辑的序请朱维铮撰写。他收到我的信后，说：“材料看了，深感你的事业已初获成功，赢得如此广泛的读者。但也深悔同意贸然作序，因我对你主编的‘谜’，实在缺乏系统了解。不过既然答应，就不能反悔，尤其是对老友。于是摒弃手边诸事，想了一天，苦熬两夜，勉强凑出不足三千字的短文。”那时，朱维铮在上海学术界已经很有名气，工作很忙，但他是一位很讲交情、很讲义气的人。对于朋友有事找他，只要他能做到的，他从不推辞。于是“摒弃手边诸事，想了一天，苦熬两夜”，为我写了这篇序，但由于《中国文化之谜》在上海出了四辑就转到外地出版，书名改为《千古之谜》，所以这篇序未能发表。我曾经向他打招呼，表示歉意，他说没有关系。
我在《文汇报》办《学林》专刊，有问题常去请教他，他总是有求必应。有时为我介绍作者，有时为我推荐文章，有时也会对一些文章进行“评点”。我记得在一次座谈会上，他对《学林》上刊登的某些文章提出尖锐批评。他说，有的文章观点看来很新，其实内行人一看就知道是抄来的。有的文章全是胡说八道，没有什么价值。那时，学界正在讨论海派文化和京派文化，他很反感，说文章不要人云亦云，赶时髦，他说他从来就不主张什么京派和海派的说法。那次座谈会参加的大多是老教授，他们都很佩服朱维铮的发言。
二、朱维铮晋升副教授的“风波”
朱维铮在晋升副教授时，曾经有过一段折腾。“文革”结束后，学校开始评审职称。朱维铮有些问题未搞清楚，暂缓评审。直至1979年才补评为讲师。不久，学校和系领导对他和另一位教师姜义华的业务和政治表现进行认真的审核和讨论，一致通过他们二人为副教授，并报送市评审组。可是，复旦的这个意见为市历史学职称评审组否决了。我曾经为此专门做了调查，于1982年年初写了一个《文汇情况》（内参）。
我在“情况”中写道：“朱维铮先后开过九门课，指导研究生写硕士论文，还指导两名外国高级进修生写博士论文，并与另一名教师联合指导一名美国学者研究章太炎思想。1979年以来发表论文十篇，共10余万字。同时，负责修订《中国历史文选》（上下册）。还在合编《章太炎论文选注》，今年年内还有《中国史学史》著作出版。……”姜义华的业务水平和研究成果也十分突出。他们是系里中年教师中最拔尖的，完全有资格评上副教授。
那么为什么他们评不上副教授呢？
据了解，市历史学职称评审组由华东师大吴泽、郭圣铭，复旦黄世晔、靳文翰和师院程应镠五人组成。吴为组长。当时有一个“规定”：1979年补评的讲师提升为副教授，必须评审小组全票通过才有效。评审小组在讨论他们教学和科研方面的业绩时都没有提出任何意见。可是，在投票表决时，却只有四票。未能全票通过。
消息传来，复旦领导和许多教授议论纷纷，忿忿不平。
急性子的蔡尚思教授听到这个消息，当即向市高教局负责人写信：“朱、姜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在全校文科青年教师中都是优秀者，这样的优秀者在历史学职称评审组评审时竟被否决，而一些远远不及他们的反被评上。这是不能理解的。希望有关部门根据党的政策和教育部门的规定，主持公道，对历史学评审组的表决进行复审。”
德高望重的周谷城教授也感到不理解，认为这样做法不公道。他说：“评审组应该评学术水平，不凭学术还评什么？希望有关方面秉公而断。”
一向正直稳重的系主任谭其骧教授听到这个消息，说这是“出人意外”。他和系党总支书记联名向高教局写信。谭教授还说：按中央教育部有关评审职称的规定，评审学术水平、政治问题应由各校党委把关。朱、姜两人业务能力强，学术成就突出，完全可以评上副教授。评审职称，如果不评学术水平，而是抓住过去的某些政治问题，轻易地否定应评的职称，这种做法正是“四人帮”的那套。现在有人这样做，说明“四人帮”的流毒还没有肃清。谭教授又指出，早在前年，他对市历史学职称评审小组就有意见，华东师大的陈旭麓没有评上教授，北京学术界反映很大，都认为这是不公平。听说，今年陈旭麓的职称没有报到市里去评审，到底什么原因不清楚，但陈旭麓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是很有成就的，在全国也是有名的。他早在“文革”前就是副教授了，像他这样的人不评为教授，还有什么人可当教授呢？
据说，一次在四川成都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谭教授在大会上公开说，上海历史学界最近有几大“怪事”，陈旭麓没有评上教授是其中一桩！朱维铮和姜义华没有评上副教授也是一桩。……
朱、姜没有被评上副教授在当年史学界沸沸扬扬。我们都为他们打抱不平。1985年，当朱补评为副教授时，我写信向他表示祝贺，他于9月22日回信：“做了四年‘待批’副教授，至今才将‘待批’二字拿掉，在我早已无所谓，而且感到不比做‘终身讲师’好受。但朋友的好意，我是理解的。”可见，他是不稀罕“副教授”这个桂冠，在“待批”期间，他照样活跃在学术界。
三、朱维铮自嘲是“乌鸦”
朱维铮学问渊博，能说善辩，心直口快，有时口无遮拦，说话随便。1999年初，南京大学举行《中国思想家丛书》学术研讨会，“丛书”主编蒋广学“力邀”他一定要出席，他给我的信说：“我想他们大约觉得少只‘乌鸦’，于是勉强前往凑热闹。”他准备做一个发言，主要是谈学者与思想家的区别，但因为有事提前回来。
朱维铮自嘲为“乌鸦”。所谓“乌鸦嘴”是比喻说话不吉利、不讨人喜欢。但学术界许多人却很喜欢听他的发言，因为他的发言，往往是有思想的学术，或者有学术的思想，而且谈笑风生，风趣幽默，不管是批驳对方观点，甚至“骂人”，他都是出自内心、真心、诚心，用史实说话，以道理服人。因此，被“骂”者口服心服。有的还视之为良师益友。
所以，对朱维铮所谓“骂人”，要具体分析，当今学术界浮躁之风蔓延，花样百出，真正坐冷板凳专心做学问的人不多，面对这种“风气”，许多人只是在背后叹叹气，发发牢骚而已。而朱维铮却自称为“乌鸦”，大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气势，批评这个，指责那个。他这样做，学界有不同看法，有的人觉得他敢于批评不良现象，了不起。也有人认为他不顾场合，指手划脚，胡说八道。当然，这样做不免得罪人，也有人在背后说他的坏话。我有时也提醒他，说话要注意，不要乱批评人。他总是苦笑：“不说不行啊。”我知道，他有强烈的学术责任感，眼睛里容不得一点玷污学术的沙子。比如，在前年孔子热，大谈《论语》的时候，他公开发表高论，说孔子是“私生子”，惹得某些人的不满；他又批评于丹“不知《论语》为何物”，“胆子大，不懂的也敢讲。”在“孔子热”中浇了一盆冷水。其实，朱维铮是一位很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要维护学术的尊严。在那时，孔子被“炒”得太离谱了。有的人说“孔子身高和姚明一样”、“孔子是丧家狗”、“孔子武艺高强”等怪论，这都是想一鸣惊人、名利双收。公开抨击学术界的不良现象需要有胆识，也需要有底气！对孔子或是对儒学的研究，朱维铮是很有资格发言的。早在八十年代初，署名蔡尚思的《孔子思想体系》，其中很多篇章是出自他手。我们学术界很需要有这样的“乌鸦”。如果大家你好我好，明明看到学术界有的人在歪曲历史，明明看到学术腐败而不敢揭露，学术岂能发展？岂能繁荣？不过，他确实有时说话随便，出口伤人。这里，我也举一个例子。
朱维铮好酒，酒量也大。俗语说：“酒后狂言。”朱也是这样。有一次，他去海南岛参加一个文化方面的学术研讨会，丁守和研究员准备将原来的中国近代文化学会改名中华文化研究基金会，要杨天石起草发起书及章程，并在全体大会上宣读，征求意见。会前是晚宴，朱和另一位学者白酒喝多了。开会时，杨话音刚落，朱霍地起立，批评杨宣读的《发起书》“全是屁话”。一时场面很尴尬，学者们不明究竟，不知道怎么回事。第二天，朱酒醒，知道讲了错话，向杨赔礼，要杨安排一次会议，让他向大家道歉。因为会议将要结束，此事也就算了。朱醉后胡说八道的事时有发生，有的没有道歉，他胸无城府，有时并不是有意的，但被伤害的人有的原谅他，有的却记恨他。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自嘲为“乌鸦”的朱维铮有时也伤人。前几年，朱维铮去北京开会，见到杨天石。杨是研究民国史的著名专家，对蒋介石一生的功过是非有比较全面的评价。他们二人都是无锡人，在中学时就是好朋友，但不在一个学校，许多人都以为他们是同学。在一次晚宴上，他们坐在一桌。有人问杨，你与朱维铮是不是中学同学。杨回答不是，并做了说明。朱听了，突然问杨：“你怎么评价蒋在抗战中的作用？”杨说，“总应该肯定吧。”朱听后突然说：“蒋介石是个混蛋，凡是混蛋都吹捧蒋介石。”同桌的学者也都莫名其妙，不知所以。杨知道他的脾气，连说：“吃饭！吃饭！不争论！这不是争论的场合。”后来，朱生病期间，有人探望朱，谈起这件事，朱说：杨在他得意的时候就说他们是同学，在他不得意的时候就否认是同学了，因此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后来，杨告诉我，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说过与朱是同学，只不过当别人这样说的时候，有时略作说明，有时就不说什么罢了。何况，这时候朱早已是复旦的名教授，并非“不得意”，我何必否认彼此是“同学”呢！后来，朱、杨关系疏远也许始于此。
不过，在朱维铮生病期间，杨天石还经常通过在沪的朋友打听消息，关心他的病情，而在朱病逝时，他表示十分沉痛，连声喊：“可惜！可惜！”毕竟是多年的朋友啊！
他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有时“火”了，确实骂得很凶。但骂归骂，改起学生的“作业”，他从不含糊，许多学生的论文，他逐字逐句地批改，有的是整段整段地重写。他说他不是“名师”是“严师”。玉不琢不成器，人不雕不成才。现在，他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许多是教授和学科带头人，据说，单在复旦大学就有四位当了系主任。这不是“严师”出“高徒”吗？有的还很自豪地说：“我们是被朱老师‘骂’出来的。”
在历史上有的文人脾气古怪，狂妄自大，甚至动辄骂人。但他们的学问却永远留在人间，令人敬仰！人无完人，金无赤足啊！
四、朱维铮是“文化热”的倡导者
朱维铮逝世后，介绍他的《学术生平》指出：“朱维铮被学界认为是国内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奠基人。”这个评价丝毫也没有过誉。他在周予同、陈守实、谭其骧、蔡尚思诸老师的教导和熏陶下，对学术文化情有独钟。粉碎“四人帮”后，我国重新恢复了中断30多年的中国文化研究。朱维铮和中国的所有文化人一样，心情舒畅，思想解放，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1980年，他倡议复旦历史系组建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这是全国高校第一个以思想史和文化史为专题的研究室。室主任是蔡尚思教授。成员是朱维铮、汤纲、李华兴、姜义华，时称复旦历史系“四大金刚”。他们是上海“文化热”的倡导者和发起者，而朱维铮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
复旦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组建之后，朱维铮就开始筹划举行学术讨论会。他曾经给我来信：“拟开一个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人数30人左右，北京和外地将有一些学者来参加。报纸邀请了文汇、光明二家，并具体请了你和苏双碧。”“此次请的学者，各方面人物都有，以实干家为主，包含了十多个学科，年纪多在50上下，也有几位老的，事先都作了些准备，也许会开得较好。”从参加会议的规模、人数、代表的学科等，他都做了精心的策划和细心的筹备。
1982年年底，“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在复旦召开了。据我的采访笔记记载，会议由周谷城主持，盛华（校党委书记）致词，庞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史》国际编委会编委、中国编委会负责人）报告会议筹备经过。参加会议的（按发言先后）有陈旭麓、冯世则、朱杰勤、严敦杰、杨宽、马雍、唐振常、刘志琴、金维诺、李学勤、刘家和、周一良、王元化、黄裳、周锡保、李龙牧、胡道静、罗竹风等等。全国5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个会议。当时媒体评论说：“这是建国后30多年来我国文化学术界人士的首次聚会，拉开了中国文化研究的序幕。”朱维铮在会上介绍即将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和《中国文化》研究集刊。此后，他一直致力于文化史研究的策划和推动工作。如参与策划成立以王元化为会长的“全国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中心”学术研讨会，积极帮助文汇报理论部与上海图书馆联合举办《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讲座等等。
文化研究在上海“热”起来了。“文化热”催生了《中国文化史丛书》和《中国文化》研究集刊；“文化热”孕育了一大批文化新人。在朱维铮和他的同仁的活动和策划下， 1986年元月初，复旦在西郊龙柏饭店举行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朱维铮更是忙得不亦乐乎，他不仅有很深的学术功底，渊博的学问，而且活动能力很强，很会“公关”。他是会议秘书组的主要负责人，在会议的那几天，他好像是一位“指挥员”，指挥他的学生做这样那样的会务工作，自己东奔西跑，“上蹿下跳”。晚上则常常和一些同仁忙于安排次日会议的发言，研究如何开好这次会议，有时忙到深夜。
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出席这次研讨会的有来自全国和世界三大洲六个国家的80多位专家学者。全国各地文化学术界精英纷至上海。上海市市长江泽民同志应邀出席并在会上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江泽民同志用“阳光明媚，群贤毕至”来形容这次盛会。坐在主席台上的周谷城教授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插话说：“江泽民同志的这八个字很好，我再补充‘高朋满座，盛友如云。’”周教授说完，会议厅里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至今许多人对此记忆犹新。上海市长亲自参加文化学术研究会，自从江泽民同志以后，几乎没有了。当时的媒体评论：“从1982年的座谈会到1986年龙柏饭店首次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表明中国文化研究已经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化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课题。”
“龙柏会议”将“文化热”推向高潮。是年5月，市委宣传部举行“上海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即上海文化战略研讨会），上海和来自全国各地文化学术界知名人士300余人欢聚一堂，他们中有石西民、杨西光、姜椿芳、梅益、朱厚泽、胡德平、钟沛璋等。时评称：“这是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之后，我国又一场在理论上探寻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文化运动。”朱维铮在这次活动中非常活跃，他广交朋友，整理简报，受到王元化先生的器重。他兴奋地写道：“我有幸参与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恢复和发展的整个过程，当然仅是迄今为止的过程。据我的体验，这个过程，起初是艰难的，好几年里在国内只有很少一批学者在默默地耕耘。想不到在一九八三年的寒冬过后，文化和文化史的研究，突然升温，不过两三年，便形成全国性的‘文化热’。到今年（1986年）初夏，上海举办的文化战略研讨会，学者云集，精英荟萃，文气远热过天气，令人对文化的观感大变。”
在“文化热”中，朱维铮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组织编辑出版《中国文化丛书》和《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丛书》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项文化工程。主编是周谷城教授。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王尧、叶亚廉、包遵信、刘再复、刘志琴、刘泽华、朱维铮、纪树立、李学勤、李致忠、张磊、张广达、金冲及、金维诺、庞朴、姜义华、陶阳。其实，真正“当家”的是朱维铮和庞朴，他们二人是“编委会常务联系人”。这个编委会的“阵容”，不仅有老中青三代，还涵盖了各个学科的代表人物，同时也顾及到地方性。在当时是一流的，确实是令人羡慕和钦佩的！
朱维铮那时刚晋升副教授不久，但在众专家学者眼中，他年富力强，富有才华，活动能力强，声望颇高。他是第一次当上这样大型丛书的“常务编委”，没有什么经验。他经常引用周谷城教授说的一句家乡老话来勉励大家：“草鞋没样，越打越像。”周教授的意思是：做一件事，只要目标确定，边做边学，坚持做下去，一定会成功的。这套丛书从组稿到定稿，事无巨细，他都一管到底。尤其是第一批要赶在1986年国际文化学术研讨会之前出版，朱维铮竭尽全力扑上去，真是废寝忘食，呕心沥血。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近日为几部稿件，忙得头昏脑涨。”“近一月，致力于看三部丛书稿，还有刊物及研究生课等各种事务，日日疲于奔命。”也许是事情太多，压力太大，他自觉身体不适。在另一封信中，他竟然这样写道：“我能力太差，冗事太多，健康日下，近两月为丛书稿通宵工作，仍不符您们要求，实在无法可想。我将努力克尽义务，但恐力不能支，尚祈早日另作安排，以免贻误丛书进度。”他真是为“丛书”尽心、尽责、尽力了！当时，我读了这封信，不禁为之心酸！
《中国文化》研究集刊。集刊创办于1984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室和复旦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共同创办的。集刊的顾问：于光远、刘大年、李新、周谷城、胡绳、顾廷龙、梅益、黎澍、谭其骧、蔡尚思。主编是（北京）丁守和、（上海）方行。王学庄、刘志琴、朱维铮、汤钢、李华兴、耿云志、姜义华、黄沫是编委。集刊由两个主办单位轮流负责出版，复旦历史系基本由朱维铮负责。一次，他给我来信：“请你给我要二张印刷字体表，可以吗？因为《中国文化》要发稿，我要几位年轻同志帮忙做版面编务工作，他们都不熟悉字体，讲又麻烦，务祈帮忙，并即寄给我，至谢！”我当然是尽量帮他的忙。不仅为集刊做些宣传，有时还为他们提供稿件或代他们组稿。
由于朱维铮和他的同仁的努力，复旦历史系成为中国学界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中心，朱维铮成为中国文化史研究领域中一位“领军人物”！
虽然，《中国文化史丛书》只出版20多部，《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也只出了五期。但是，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至今，学界一些同仁一提到这套丛书，都不会忘记朱维铮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葛兆光教授在硕士研究生刚毕业的时候，就有《禅宗与中国文化》和《道教与中国文化》两本书被朱维铮看中，纳入《中国文化史丛书》。他说：“朱先生帮助周谷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1980年代的‘文化热’。……1980年代很可能是我们这30年学术最有生气——不能说最深刻，但是最有生气的年代。……朱先生在这里起的作用非常大。”他又指出，在现在这种学术环境下，许多人会注意一个人有多少大部头的著作。而朱维铮的主要成就并不在著作。“现在有大部头著作的人多得很，可是朱先生一直在做的一个工作是我们现在人很少去做的，就是作为学术的组织者和资料整理者的工作。……他更大的贡献可能在这里。”是的，朱维铮的一生，大半时间和精力都在做“学术的组织者和资料整理者的工作”。虽然，他没有留下“大部头著作”，但是，“这种学术组织者和资料整理者的工作”，比起一些所谓“大部头著作”，对学术研究更有价值，贡献更加重大，影响更加深远。
朱维铮被学界誉为“国内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他当之无愧！他的奉献精神，他的治学方法、治学精神，他的学术成果，永远是我们学术界的宝贵财富！
（作者为文汇报高级编辑，原《文汇报·学林》专刊主编）
责任编辑 沈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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