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发端于马克斯·韦伯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工具理性”的观点，一直不失为中国文化解读中的主导性观点。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中国传统文化不仅长于“价值理性”，而且在“工具理性”方面亦不逊于西人。这一点，一方面体现在中国哲学思想之中，从《周易》的“利用安身”到荀子的“善假于物”，再到王夫之的“天下唯器”即其显证；另一方面它还在中国历史中得以生动地运用，无论是汉唐高度的科技器物文明，还是汉唐发达的思想文化文明都无一不是其说明。认识到这种中国传统的“工具理性”精神，既是对中国文化面貌的真实还原，又可借助于我们自身的思想资源，为中国文化走向现代提供明确的路引。
关键词 马克斯·韦伯 工具理性 中国文化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7）12—0007—11
一、缘起：中国文化中之“工具理性缺乏论”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一部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祛魅”合理化的历史。进而，当他对这种合理化的“理性”进行深入思考时，从中又为我们分梳出最主要的两种“理性”类型，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关于这两种“理性”，他是这样定义的：
其一，就“工具理性”而言，“它决定于对客体在环境中的表现和他人的表现的预期；行动者会把这些预期用作‘条件’或者‘手段’，以实现自身的理性追求和特定目标”。
其二，就“价值理性”而言，“它决定于对某种包含在特定行为方式中的无条件的内在价值的自觉信仰，无论该价值是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只追求这种行为本身，而不管其成败与否”。
易言之，所谓“工具理性”，就是一种把我们的目标、手段和与之相伴的后果一起合理性地加以考虑和估量的理性。而所谓“价值理性”，就是一种只重视我们行为本身内在的价值意义，而对其能否兑现和成败得失不予考虑的理性。
虽然韦伯认为这两种理性各有利弊、互有所补，但两相比较，韦伯心目中更为重视的却是“工具理性”而非“价值理性”，他认为就合理性程度而言，前者在位阶上更优越于后者。这不仅由于“工具理性”以其目标和手段的双重性、以其对手段的可计算性、以其后果的可预测性、以其价值的中立性，而与人类理性之为理性的性质更为相符，代表了一种更为精致和更高层次的人类理性精神；而且还由于“工具理性”上述种种意蕴同时又与高标实证科学、工业技术、资本增殖的“现代化”精神深深相契，而体现了人类合理化运动的最新的历史趋势。相反，“价值理性”虽对行为的价值意义给予反思，却未能彻底摆脱激情、信仰等非理性的孑遗，而只能在理性化的程度上退处其次。
其实，在韦伯的学说里，他的这种理性观中的“工具理性优先论”与其文明观中的“西方文明中心论”，二者是携手而行、并行不悖的。因此，当他从理性比较转向文明比较考查时，以中国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之“工具理性缺乏论”就成为韦伯学说的应有之论。
在韦伯看来，这种工具理性的缺乏是如此的明显，以致于它体现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韦伯研究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作——《儒教与道教》一书里，他就为我们揭示出了这种缺乏的种种面相，如，“自然科学思维之欠缺”“缺乏自然法与形式的法逻辑”“礼的中心概念”“对专家的排斥”“宗法制氏族的坚不可摧与无所不能”“没有理性的技艺训练”“摆脱了所有竞争”。再如，中国古人虽并不反对对财富的追求，但是“在中国的经济里，未出现理性的客观化倾向”，“（司马迁）把经商看做营利的手段并加以推荐，却让儒教徒感到有失体统”，“在中国，真正的‘社团’并不存在（尤其是在城市里），因为没有纯粹以经营为目的的经济社会化形式与经济企业形式”。凡此种种，使中西的历史发展呈现出迥然异趣的格局：当西方基于“理性地变革与支配这个世界的有用工具及工具人”，为自己推出了资本主义这一崭新的社会形态之际，“中国尽管具有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外在条件，但就像在西方和东方的古代，或在印度和伊斯兰教盛行的地方一样，在中国发展不出资本主义”。
对于韦伯来说，究其故端，中国文化中的这种“工具理性”的缺乏实际上源于其文化中“价值理性”的唯一、至上。故韦伯写道，在中国，“名声就是一切，美德是‘目的本身’”。并且，他认为，正是这种旨在价值性的“目的本身”的美德的追求，才导致了儒家所谓的“君子不器”的人生理想：“‘君子不器’这个根本原理告诉我们，君子是目的本身，而不只是作为某一特殊有用之目的的手段。……这种建立在全才基础上的‘美德’，即自我完善，比起通过片面化知识（Vereinseitigung）所获得的财富要来的崇高。即使是处于最有影响地位的人，若不具备来源于教育的这种美德，在世上便会一事无成。因此，‘高等’的人所追求的是这种美德而非营利”。这样，在韦伯看来，作为工具理性必然产物的西方的“专家至上”思想就理所当然地在儒家眼里失去了市场：“在儒教徒看来，专家尽管具有社会功利主义的价值，但是无法具有真正正面的尊严。因为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有教养的人’（君子），而不是‘工具’，也就是说，在适应现世的自我完善之中，君子本身就是目的，而非实现某种客观目的的手段。儒教伦理的这一核心原则，拒斥了行业的专门化、现代的专家官僚体制与专业的训练，尤其是拒斥了为营利而进行的经济训练”。
因此，尽管韦伯在其论著中并没有明确从两种理性出发对比中西文化，尽管韦伯在其论著中似乎并没有对中国文化断然给出“工具理性缺乏”的结论，但如上所述，在韦伯的观点里，其显然把中国文化完全纳入“价值理性”的类型，并且中国文化以其扬此而抑彼，显然被韦伯逐出了“工具理性”的文化阵营，乃至可以說，它与其说是“工具理性”的缺失，不如说是与“工具理性”格格不入，而不啻成为“工具理性”的对立面的典型，以一种难得的“反例”，为我们具体而明确地说明了“工具理性”何以是一种更为优越的人类合理性。
耐人寻思的是，无独有偶，这种对中国文化中的“工具理性”的无视，不仅体现在西人韦伯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和解读里，也在国人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和解读中难以幸免地得以反映，尽管较之韦伯，后者更多地是立足于对中国文化维护和讴歌的立场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