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蒙培元先生的中国哲学研究主要涵盖理学、中国哲学思维方式与心灵哲学以及中国生态哲学三个方面。他的理学一方面重视理学发展逻辑和范畴系统，另一方面以朱子研究为核心，内容全面而重点突出。蒙先生眼中的中国哲学，其理论特质表现为主体性思维和心灵情感哲学。前者以主客体的统一为前提，强调体用一源；后者则是心性本体展开的主要方式。在生态哲学方面，蒙先生强调“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命题，表明生态性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理论底色。蒙培元先生的中国哲学研究具有清晰的学科自觉、多样的研究视角、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原则和对中国哲学的客观评价，四者共同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哲学的“蒙式话语”。
[关键词]蒙培元；理学；中国哲学特质；中国生态哲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儒家礼乐教化思想与当代德性教育内在机理研究”（JY0400150801）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生态哲学思想史研究”（14ZDB005）的阶段性成果。
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中，有一小节名为“东方及东方的哲学之不属于哲学史”①。黑格尔之所以下这样的判断，是因为在他看来，“属于哲学的应是关于实体、普遍的东西、客观的东西的知识”②。很显然，这样的哲学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并不多见。然而另一方面，黑格尔在此仍然使用了“东方哲学”一词，这意味着他并未完全否定东方或中国哲学的存在，只是认为这些内容无法被纳入西方的哲学谱系。这也提示我们，“中国哲学”的研究绝不能照搬西方的话语体系，必须寻找适合自己的“打开方式”。概括地说，这要求我们以原典为依据，揭示中国哲学在基本问题、核心理念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独特性，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与西方哲学的平等对话。在这一方面，蒙培元先生无疑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在数十年的研究历程中，蒙先生的学术兴趣遍及理学、中国哲学思维方式、心灵和情感哲学以及中国生态哲学等多个方面。而在每一个研究领域内，蒙先生都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着力探寻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理路，力求运用当代的学术语言讲好传统哲学的精彩意蕴，同时积极探索中西会通和实现中国哲学现代转化的有效途径。这一切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颇具特色的“蒙式话语”，值得每一位中国哲学研究者认真对待。
一
理学是蒙培元先生用力最多、关注时间最长的研究领域。他的第一部专著就是1984年出版的《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此后，他又于1989年和2010年相继完成了《理学范畴系统》和《朱熹哲学十论》两部著作。在近30年的时间跨度中，蒙先生对理学的理解可谓“变中有不变”。“变”体现在他对于一些具体的概念和命题的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深刻，而“不变”则是指他研究理学的主要进路和侧重点始终一以贯之。后者构成了蒙先生理学研究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重视理学的发展逻辑和范畴系统；二是以朱子研究为核心。
《理学的演变》正体现了上述两个特点。其一，作为一部理学史专著，本书始于朱熹，终于王夫之和戴震，不仅没有专门讨论“北宋五子”，而且连陆九渊也只是在分析朱陆异同时有所涉及，并未给予特别关注。显然，与同类著作相比，本书的论域相当集中，它所体现的是作者对理学发展阶段的独特认识。在他看来，任何一种思潮都需要经历产生、完成、演变乃至终结的历程，其中每一环节的次序不能颠倒，因而演变作为第三个环节须发生于思想体系成熟之后。具体到理学，“它产生于北宋，完成于南宋的朱熹，朱熹之后，又经历了长期的演变……这种演变是以唯物主义者王夫之等人对理学的批判和清算而告终”①。也就是说，“演变”特指理学在朱子之后的发展过程，而“北宋五子”是理学的开创者；象山则与朱子处于同一时代，都不属于理学的演变阶段；船山与戴震则通过重构与消解奏响了理学的终章。因此，这一过程应仅限于南宋到明末清初这段时间。
其二，基于对理学发展之内在逻辑的认识，蒙培元将朱子视作理学史中的关键节点。曾有人把康德比喻为西方哲学史上的水坝——之前的哲学像上游的来水一样汇集于此，之后的哲学都由此发端。事实上，蒙培元眼中的朱子正是理学中的“康德水坝”，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具体地说，一方面，与朱子相比，“北宋五子”虽然已经提出了理学的核心命题和范畴，奠定了基本规模，但是他们思想的完备性较低，还没有建构出涵盖理气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的规模宏大的理学体系。作者在此比较了朱子与二程，认为前者对理气关系和太极本体的分析，对邵雍的象数思想和佛学的吸收贯通都是后者所不具备的，因而，“朱熹哲学，无论从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了二程，它是对理学思想的一次系统的、创造性的总结”②。另一方面，朱子之后，理学的演变大致沿三条路径展开：一是因循朱子的理学，以朱子门人特别是陈淳为代表；二是心学的发展，肇始于元代的许衡、吴澄，经由明初陈献章的阐扬，至阳明处大行于世；三是气学的勃兴，发端于明朝中期的罗钦顺、王廷相，由王夫之推向高峰。但蒙培元指出，这三大流派的核心观念都是将朱子哲学体系中的某一部分绝对化的产物，因而都与朱子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心学为例，朱子心性论中心与理的关系相当复杂：受程颐“性即理”的影响，朱子“主张‘心具理’而不主张‘心即理’”，认为形上之理与形下的作用心不能混为一谈；但“朱熹的根本目的，是要‘心与理一’”③，“心统性情”的提出又使得心具有主宰并显发本性的过程，进一步强化了二者的统一，最终结果就是，在一定条件下朱子同样承认“心与理一”。可见，由于一直力求完整把握心性关系的全貌，朱子心性论在追求严谨的同时也带来了繁难的弊病，从而为心学的叛出埋下了伏笔。朱子之后，心学演进的实质就是不断凸出心与理的一致性，无论是白沙还是阳明概莫能外。蒙培元指出，“陈献章对朱熹的发展，就在于心与理是合一的，心与天地万物也是合一的”④，从而克服了朱子“心与理为二”的矛盾。阳明则进一步提出“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完全合心理、心物、内外为一，从而彻底解决了心理二本的问题。因此，“在朱子后学中，一直存在着向心学发展的思潮，由小到大，由微到显，最后终于冲破了朱熹哲学体系，建立了心学体系。王守仁就是这一心学体系的完成者”①。这说明即便是通常认为与朱子学相抵牾的心学，其“心理合一”的核心观念亦是朱子思想中的应有之义，因而，无论两者的外在差异有多大，我们也要承认由朱子到阳明的演化具有内在的逻辑相关性，肯定两者思想的一致性。气论的演变过程与心学类似，亦是从朱子对于理气关系的理解中发展而来。综上，朱子的学说不仅是对北宋五子的理论总结，而且是此后所有理学体系的共同源头，因而把握了朱子就能理清理学演变的内在逻辑。这是蒙培元对朱子的历史定位，也是其极为重视朱子研究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