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通过论述母女两代在异国他乡对自己身份的寻求与探索过程，揭示后殖民时代华裔的身份认同过程的艰辛与宿命。华裔女儿们排斥母亲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却又不为美国主流文化所接受。在文化边缘地带苦苦挣扎，开始探寻自己的文化身份。通过和母亲的对抗，沟通和理解，最终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双重文化身份。从而反映多元文化下的文化身份构建的新特点。
关键词：身份认同；华裔；身份构建
《喜福会》是美国著名的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她的成名作。小说描写了四位性格、命运各异的中国女性抛却国难家仇，移居美国，以及她们各自在美国出生、成长的女儿的生活经历。可以说，谭恩美的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重复着相似的主题：美国化的女儿与她中国母亲之间的亲情、文化冲突以及认同。《今日美国》这样评论她：“当代没有哪一位作家像谭恩美一样，如此深刻的挖掘母女错综复杂，近乎残酷的感情：爱恋，疯狂，幽闭而又无处可逃。书中深深挖掘的生命的欢欣与痛苦是作家与母亲共同生活的真实回响。”作为一名具有双重文化身份的美籍华裔作家，她的作品主题往往体现了中国文化对她的深远影响，同时也宣扬了她对两种不同文化的态度：重视美国主流文化并珍惜中国传统文化。
身份认同问题是华裔作家作品当中不可回避的一个主题。精神分析学家E.H.埃里克森最早在著作中提出“认同”这一术语。他将“identity”表述为“同一性”。认为自我的基本功能就是建立并保持自我认同感。人们建立自我认同就是了解个人身心特点、潜能、兴趣爱好以及社会的要求，并寻求个人与社会的结合点，为自己的身份定位。如果个体不能成功地确立自我身份，就会出现自我认同危机，导致角色混乱并影响其人格发展。
《喜福会》中的华裔母女们在美国的生活中就面临着这样的困惑。母亲们代表的是传统的中国身份，她们试图以自己的中国文化传统构建新的自我身份，但这个过程使她们倍感艰辛。女儿们接受美国文化长大成人，向往着以美国文化传统构建自我身份。她们在两种文化边缘徘徊，最终在母亲的帮助下，经历了三个身份构建阶段：母亲们的传统中国文化身份、女儿们向往的美国文化身份、到最后两种身份的冲突与融合而建立的新的文化身份――美国华裔。
一、母女们的美国梦
作为第一代移居的母亲们，她们接受的是传统的文化价值观。经历了解放前国内的战火纷飞，她们怀揣着梦想来到异国他乡。“待到了美国，我要生个女儿，它会长得很像我。……她一出世就是在美国，我会让她讲一口流利漂亮的美式英语，不会遭人白眼看不起…….我要将她打磨成一只真正的天鹅，比我所能期待的还要好上一百倍的高贵漂亮的天鹅！” 母亲们对美国生活的梦想体现在对女儿未来的期待上，那就是立足于传统的中国文化，吸纳西方文化，做一个不亚于白人的中国人。
然而作为接受美国主流文化熏陶下长大的女儿们，她们对美国生活更充满着向往。否认自己和母亲一样是中国人，期待能融入西方主流社会。
二、美国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身份的对抗
母女们对自我身份的不同认知造成了生活中的分歧与对抗。在母亲们的内心世界里， 她们是中国人， 却不得不屈从于美国的生活。他们一抵达旧金山，便“藏起那些亮闪闪的衣服（旗袍）”；“也只好听从她们的劝导开始上教堂了”。她们不得不入乡随俗，凑合着美国的生活方式过日子：她们信奉上帝，也畏惧龙王。她们不得不说着太差的英语，却又在“喜福会”中寻求那“遗落在中国的希望和梦！”
她们身上传统的中国文化烙印反映在对子女的教育上，表现为父母对子女的绝对权威。母亲们认为要对自己的女儿严加管教，让女儿沿着自己所既定的方向发展，这一点在龚琳达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龚琳达发现女儿薇弗莱在国际象棋方面非常有天赋，从而竭尽全力去开发女儿国际象棋上的潜力。不让女儿去做任何家务活，女儿下棋时总是站在女儿的旁边默默关注着女儿。因为在龚琳达看来，女儿的成功是自己成功的证明，是自己炫耀的资本。甚至在和女儿一起出去的时候，龚琳达会在大街上会对陌生人炫耀说：“看，这是我的女儿，她是国际象棋冠军。”这让女儿薇弗莱十分厌烦，甚至对母亲抛出了“你为什么非要拿我出风头？ 若果你自己想出风头的话，干嘛不自己学下棋”的狠话。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家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整个家庭会重点培养有潜力的子女，一旦子女获得成功便可光宗耀祖。在小说中，龚琳达希望通过女儿的成功来体现全家人的荣誉。而女儿薇弗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强调个体奋斗，注重个人价值，在她看来，宁可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孤军奋战，也不愿成为母亲的附属物。由此可见中美文化中家庭观和教育观的冲突和差异。
美国个人主义文化已深深扎根在女儿们的思想中，当她们形成了独立的自我意识之后便开始反抗母亲们的权威，还处于反叛时期的女儿们认定母亲们的专制侵害了她们的权利，她们总是试图脱离母亲的限制，去找寻更为自由的空间。于是，女儿们便在潜意识中排斥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反抗母亲们对她们言行的管束。当母亲对她们的穿着指手画脚时，女儿们会大声反抗自己的身体由自己支配；当女儿面临爱情困惑时，她们宁愿去找心理医生也不愿和母亲心贴心地交流；母亲总是用传统的方式教导女儿们要忍耐、要含蓄，但女儿们不习惯委曲求全、乐于直接表示心意，因此她们总是会和母亲产生冲突。中国母亲希望借助她们理解的中国文化来教育女儿，为了让她们少走弯路而处处管制，但是深受美国个人主义文化影响的女儿们难以理解母亲的良苦用心，反而处处反抗母亲，最终导致母女关系的疏远。
三、和解与建构
随着女儿们的成长，她们在生活中面临着种种或多或少因为华裔身份、以及骨子里的中华文化传统而滋生的生活困境。此时，难以割舍的母女亲情，促使母女们重新审视彼此的关系，在沟通下和解，在和解中重新认识自我。
女儿们大多都是嫁给了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她们各自的婚姻中也包含了许多不甜蜜的磨合、痛苦与烦恼。在钟·韦弗利与美国丈夫结婚时，想要去中国度蜜月。女儿虽不乐意母亲前往，但同时又想到“我们三个各不相同的人，登上同一架飞机，并排坐着，从西方飞向东方，倒也有点意思。”这一次的旅行，就可以看作是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母亲是美国人心目中的典型中国人，女婿是地道的美国人，女儿是兼具两种特点的“香蕉人”。从对待这次旅行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女儿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从刚开始的竭力划清界限到慢慢无奈地接受。她们不得不接受自己身上蕴藏着的中国味道。小说的主人公吴晶妹也最终理解了“中国母亲从来不在女儿面前夸奖女儿” 的中国式的爱与关心，并答应回到上海与母亲失散多年的同母异父的双胞胎姐姐相认，以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罗丝是一个缺乏主见的人，尽管平时不乐意听母亲的劝告，但在面临失败的婚姻时，还是发现“美国的人想法也有严重的缺陷”。最后还是听信了母亲的经验之谈，维护了自己在婚姻中的自尊。钟·韦弗利尽管认为母亲拿她的成就来炫耀是爱慕虚荣的表现，但还是从母亲那里学到了“一种无形的力量”，一种“抑制力”，即“说话占上风，得到别人尊重，最终又称赞对弈中克敌制胜的策略”，看到了自己同母亲抗争的愚蠢。丽娜在与母亲的不断冲突中，承认了母亲未卜先知以及能够未雨绸缪的能力。
从以上的事例中我们看到了两代人从不断冲突走向了逐渐的融合，母亲在女儿的反叛中看到了华裔处于美国文化的边缘性地位，而女儿也在母亲的干预中发现了美国文化中的不足与短处，从而使得母女矛盾逐渐消除最终
和解。
《喜福会》的结局是一个中国式的大圆满的落幕。这些在美国出生的女儿们虽然对祖国的文化感到十分疏远，但也正是通过母亲，才使得她们开始和中国文化亲近。虽然中国和中国文化依然存在很多不足和丑陋的地方，但她们还是认同了母亲，认同了中国文化，认同了自己中国人的身份。正如吴晶妹所说“当我们乘坐的火车离开香港边界，驶入中国深圳的那一瞬间，我感到自己有点异样。我能感觉到前额的皮肤在不停地颤动，全身的血液正顺着一条全新的通道在奔腾，浑身骨头也阵阵作痛，那是一种旧有的、熟悉的疼痛。我想，妈妈以前说的话是对的，我正在变成一个中国人。”至此，作品完成了华裔女性的身份构建：既是美国人，也是中国人的――美国华裔。
参考文献：
[1][美]谭恩美.喜福会[M].程乃珊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l1.
[2] 张波.美国华裔女性身份建构的心路历程——以谭恩美小说《喜福会》的母女关系为视角[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32（5）
[3]程爱民.论谭恩美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及母女关系的文化内涵[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4）.
作者简介：胡芳（1978.10—），江西九江人， 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