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读你的作品像进入一部黑白电影，文字充满怀旧的味道。再看关于你的评论，有些读者的感觉和我类似，说觉得作者仿佛站在摄像机后面，冷静地观察、记录。你是否认可这种说法？
答：说这话的人先知道我拍片才这么说吧？我觉得。我看了你的文字也可以这么说，就感觉作者躲在录音笔背后，因为我知道你的身份。我觉得我的确是比较克制自己的情绪。
问：不同的人对同一个人、同一件事的记忆往往不一致。而且，很多时候记忆就像修图软件一样，我们记住的东西都是经过加工的。
答：记忆都是 P过的。很多人说我太冷眼旁观。每件事都有自己的味道，文章像做菜，流露太多情绪就像加了太多调料。我要让事件本身散发自己的味，才那么写。是对这个文字本身的相信。
问：你很多文章都和死亡有关，似乎对这个题材很感兴趣？
答：就是比较注意这些奇怪的事。不是只有人的死亡才叫死亡，动物、植物的死也算。虽然，对父亲的去世没有什么印象，但是我经历过小伙伴的死亡。我的一些小伙伴是在游泳时淹死的，出事前一天我们还在一起玩儿呢，第二天他们就消失了。除了那些，我小时候会因为想得到一样东西而哭得昏死过去，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接近死。我觉得我对死亡并不陌生，很亲近。
问：《尖嘴土狗》让人非常难忘，杀狗太残忍了，还有“土狗围村”的一幕拍成电影的话，非常超现实，我觉得这篇尤其像小说。请你谈谈小说和散文的差别？
答：我写作的确移植了不少文体的东西。刚才咱们谈过，没有绝对的真实，但我从来不会在散文里虚构情感，同样的事，几十年后再写表达的情感一定会是丝毫不差的。小说就不一样了。我的小说都是片段性的，表现的是我一瞬间的情感、印象或心情，转瞬即逝。我不对我小说中的情感负责。对我来说，写散文比较约束，我知道要写什么，知道答案，我写散文只是为了印证这个答案。写小说是随机的，不预设情节，不知道答案，跟着人物走，走不下去了，小说立马结束。
问：对你来说，写小说是不是更像一种冒险？
答：写散文像守株待兔，我在那儿等，因为知道兔子一定会来，而写小说就像刻舟求剑。记号刻在船上，船是在走的，可能走得离剑所在的位置很远很远，存在很大的偏差。
问：你书里写的故人、旧事、老书都和你的故乡马州有关，除此之外是马州风物，可见你对马州的感情很深。怀乡是你的一种情结吧？
答：理念意义上的故乡不存在了，我小时候居住的村庄被水淹没了，现在是一片湖。一切对我来说都很陌生，就像一个小时候最好的玩伴突然不理我了，还是无缘无故不理我了。
问：阿多诺说：“对一个不再有故乡的人来说，写作成了居住之地”，你是不是特别有这种感触？
答：现实中的马州，越来越模糊，而文字中的马州越来越清晰。但那儿有很多不同于现实的东西，人们有自己的生活习惯、道德标准、行为方式和审美趣味。那儿的人物、地理、建筑、植物……这些越来越丰富，说句有追求的话，我相信那儿是我的世界。
问：你在文章里说过你的写作是有追求的，追求的究竟是什么？
答：其实，说追求有点惭愧，只是我们做事总的有个方向。其实也说不明白，我解释不了文学。
问：假如，很多读者非常肯定、非常喜欢你的作品，这和你的追求矛盾吗？
答：大家肯定我的作品是好事。可大家肯定的往往是我认为不大重要的部分，好比在山里喊话，我听到了来自近处几座山的回音——当然，我要感谢这些回音。我说过，我期待误读。说“误读”也不准确，和我的理解不一样的，不一定就是误读，可以这样说，我期待读者的不同感受。
问：一篇作品每被阅读一次就被丰富了一次，因为不同读者对作品有不同解读，这些解读可能是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不曾想到的。
答：对。我期待读者以自己的感受丰富我的作品。我只能做一张饼，读者往上面撒调料，让我的这张饼有了不同的味道，变成煎饼，或者披萨饼，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我能做的很有限。
问：你不喜欢那种“平庸的好”，宁可追求“个性的坏”。那在“坏”之前，你是否经历过“好”的阶段？又是怎么改变这种状况的？
答：“好”文章随处可见，水平差不到哪里去，作者的名字抹去，分不清谁是谁。我笨拙的写了有大约四年才到你说的这个“好”的阶段。我敢这么说，我还是比较早地意识到了问题，并且反正也坏过，也不在乎再坏下去，这时候很多情况其实是不一样的。我的文章现在依然有毛病，但我希望，能像一个人，长得丑却有“样子”，可能还会有人更喜欢也说不定。
问：“撒谎者的信徒”这个说法你是怎么解释的？
答：我不认为“撒谎”这个词是贬义词，在我这里，“撒谎”接近“编造”，奥尔罕·帕慕克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不要相信任何小说家的话，为了使你感动，他什么谎都能撒。我说的“撒谎”就接近帕慕克所说。所谓虚构，说得难听点就是胡编，就是撒谎。每撒一个谎都要用另一个谎甚至更多谎去圆，在这个不断圆谎的过程中，谎话一环扣一环，越来越多，一个作品就这么诞生了。
本栏责任编辑 张庆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