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偶然看到了有这么一套光盘,题为《清宫密档》,介绍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清宫档案。虽然也只是普及层面上的介绍,但凭借实物和图像,使人对过去仅仅通过文字而了解的东西有了略为不同的感受。其中的一集叫做《康熙与西学》。以其中所涉及的材料来看,我们这位伟大的君主对西学的了解和掌握程度,不免感到意外:从天文地理,到物理化学,甚至于高等数学,他全都学过,而且学得还不错。真没有想到,一位称孤道寡的皇帝陛下居然能有这等身手!真是令人敬仰。私下揣度,从那时到现在的三百年间,究竟还有几位皇帝能和他老人家一样摇计算机,玩对数器、开平方根?
这伟大君主的开明和好学,也有他身边的“国际友人”的不少记载可为佐证。据传教士洪若翰的信件所述,康熙“自己选择了数学、欧几里德几何基础、实用几何学和哲学”进行学习,老师则是法国传教士白晋、张诚等人。“神父们给皇帝作讲解,皇帝很容易就听懂他们给他上的课,越来越赞赏我们的科学很实用,他的学习热情愈益高涨。他去离北京两法里的畅春园时也不中断课程,神父们只得不管天气如何每天都去那里。”他们上完课走后,“皇帝也不空闲,复习刚听的课。他重看那些图解,还叫来几个皇子,自己给他们讲解。如果对学的东西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他就不肯罢休,直到搞懂为止。”这位皇帝不但注重书本知识,而且注重实践。传教士白晋详细记述了康熙学以致用的热情。他“有时用四分象限仪观测太阳子午线的高度,有时用天文环测定时刻,然后从这些观察中推测出当地极点的高度;有时计算一座宝塔,一个山峰的高度;有时测量两个地点间的距离。另外,他经常让人携带着日晷,并通过亲自计算,在日晷上找出某日正午日晷针影子的长度。皇帝计算的结果和经常跟随他旅行的张诚神父所观察的结果,往往非常一致,使满朝大臣惊叹不已。”如此好学不倦的皇帝,中国历史上似乎还不多见。因此他获得了“老师”白晋极高的评价:“他生来就带有世界上最好的天性。他的思想敏捷、明智,记忆力强,有惊人的天才。他有经得起各种事变考验的坚强意志。他还有组织、引导和完成重大事业的才能。所有他的爱好都是高尚的,也是一个皇帝应该具备的。老百姓极为赞赏他对公平和正义的热心,对臣民的父亲般的慈爱,对道德和理智的爱好,以及对欲望的惊人的自制力。更令人惊奇的是,这样忙碌的皇帝竟对各种科学如此勤奋好学,对艺术如此醉心。”有这样的来自直接观察的第一手材料,来自直接经历的评价,无怪乎后来的伏尔泰们会把中国皇帝当作开明君主的楷模而赞美讴歌了。
这位十七世纪的伟大君主怎么会如此超前地具有这种面向世界、接受西学的眼光与胸怀呢?细究起来,原来也出于对一次小文革的拨乱反正。康熙后来自己这么回顾:“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睹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能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康熙这里所说的引发他“自愤而学”的事件就是杨光先诬告汤若望的那桩学术公案。正是在这一事件中,杨光先喊出了“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这句极富“民族情感”和“战斗性”的口号。虽然作为公案,杨光先很快就输了官司,但是作为一种文化心态,他可是大大地后继有人。他的这句话,与后来那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心理和逻辑上都完全同构,堪称我们的文明史中最具“政治正确”特征的两句口号。他那话的原文是这样的:“宁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无好历法,不过如汉字不知合朔之法,日食改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而有西洋人,则迟早“挥金收拾我天下人心,如厝火积薪之下,而祸发无日也。”现在看来,这位挑起事端的钦天监杨光先,虽然因此而被定位于极端保守反动者之列,在说出这句名言之际,除了个人权位功利方面的考虑之外,似乎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对于华夏江山“百年之国祚”深远的隐忧。利益与忠心、卑鄙与真诚,有时是会搅在一起的。
而在康熙那里,这场争论的更重要结果则是使当时年仅15岁的康熙认识到了解西方科学的必要性,从此他开始了认真刻苦的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张诚、白晋这些洋老师的指导下,皇帝每天夙兴夜寐、勤奋学习,从西方数学、哲学、天文学、历法到炮术实地演习等课,历时四五年,终于完成了这些课程。作为皇帝,康熙这样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科学知识,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他在西学上的造诣,恐怕更是没有任何一个中国皇帝能够达到的。洋教师这样恭维自己的学生:“皇帝在短短的时间内竟然变得那样通晓,以致他竟写成了一本几何书。”当然,这其实只是皇帝参与编辑、下令抄写的一部数学著作,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当仁不让地在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中译本和别的数学书上署上“御纂”二字。而且学习的成效使得康熙对自己的西学水平能够如此自信,以至于当大数学家梅文鼎进呈的《历学疑问》时,康熙居然毫不谦让地表示:“朕留心历算多年,此事朕能决其是非。”皇帝到底是皇帝,不能要求他具有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谦虚”。
不过也正因此,在康熙当政的时候,西方科技的进口,也就比较顺利了。西方的机械、水利、医学、音乐、绘画等过去只能被视为“奇技淫巧”而遭国人不屑的东西,现在纷纷传入中国,成了皇室和贵族间的时髦,一时间出现了西学、西艺盛行的局面。康熙甚至还让传教士率队进行全国地图测验,完成了《皇舆全图》这一我国首次在实测基础上绘制的全国地图;此图历时近十载绘制精细,测量准确,是当时我国一幅最精确的全国地图,康熙特将此图命名为《皇舆全览图》。作为对传教士工作的嘉奖和酬答,1692年,康熙在国内颁布了对天主教的解禁令,鼓励更多的传教士来华。1693年,康熙皇帝又特地派遣传教士白晋回法国,带去了给法王路易十四的礼品,并且进一步表示,希望招聘更多的传教士来华工作。
康熙的这种态度并不是一时的兴致所至。其实早在这之前十年,南怀仁就已经看出了这种交流的前景,他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曾经上书罗马教廷,请求速遣传教士来华:“凡是擅长于天文、光学、力学等物质科学的耶稣会士,中国无不欢迎,康熙皇帝所给予的优厚待遇是诸侯们也得不到的,他们常往于宫中,经常能和皇帝见面交谈。”皇帝与传教士们交往的大门似乎一直是敞开的。白晋在写给路易十四的报告中也兴致勃勃地说:“康熙帝需要招聘您的臣民,熟悉科学和艺术的耶稣会士,其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同已在宫廷中的耶稣会士一起,在宫中建立起一个像法国皇家研究院那样的一种研究院。康熙帝的这一英明设想,是在看了我们用满文给他编写的介绍皇家研究院职能的一本小册子之后就已经产生了。他打算编纂介绍西洋各种科学艺术的中文著作,并传播到全国,希望能从尽善尽美的源泉——法国皇家研究院中汲取可供此用的资料。因此,他从法国招聘耶稣会士,就是要在宫中建立研究院”。紫禁城里有过研究院,这是一个多么值得重视的材料!莫非,康熙帝真有过“这一英明设想”,我们也真的有过与西方近代科学接轨的努力?然而,遍查中文史料,我们却无法找到相关的记载。
这其实是一种必然。对康熙这样的帝王来说,容纳传教士和西学,纯粹是一种恩典,一种优遇,而不是认同于世界潮流大势的需要。他对西学和西技的根本态度,恐怕只是“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天文历算,为王朝定鼎制历之所需;西洋铳炮军器,为护卫王朝“百年之国祚”之所需;钟表器物,则为圣躬赏玩之所需。这些“技能”方面的东西,都是可取的。除此之外,西来的传教士和思想学术则是有悖“圣人以正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谬”的,康熙本人的态度就是“禁之可也,免得多事”,这才是体现他的真意的非常传神的一句话。
康熙是与路易十四、彼得大帝同时代的人。这三个伟大的君主都开创了自己辉煌的一代文治武功。然而,法、俄两国其后都走上了世界强国的发展道路,而我们这老大帝国却日渐衰败。其他方面不说,就以科学技术而言,如前所述,路易十四于1666年建立法国皇家科学院,彼得一世于1727年建彼得堡科学院,康熙大帝则于1690年左右置如意馆。法、俄两国的科学院,后来成为这两个国家集中科学人才,发展科学事业的核心机构。而在中国,虽然如意馆在康熙时还有些百工制作的盛事,后来就纯粹是一个画院,而且日趋衰微。近代科学传入的盛事留下的是这样的败笔,中国人该感慨命运,还是该悲叹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