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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从教学对象来说，包括民族汉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两种。这两种汉语教学都是第二语言教学，不同点是：一个是针对我国少数民族的，一个是针对外国人的。这两种汉语教学，都是从培养学习者最基本的汉语言能力开始，都要面对母语对汉语学习的影响和汉语学习中的文化障碍，都要遵循第二语言的教学规律和学习规律；但是，二者的教学目的、性质不同，由此产生的教学体制、方法也就不同。[1]因此，这两种汉语教材的编写有同有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空前繁荣，学科建设空前发展，其中成就最大的就是对外汉语教材建设，这已经成为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标志。[2]仅1998-2008十年间，对外汉语教材就出版了548种。可以说，不同年龄、不同层次、不同目的的学习者都可找到定位恰当的教材。[3]
民族汉语教材出版目前的情况是：第一，民族中小学生基本都有课堂使用的汉语教科书，如西藏自治区和四省藏区学生使用的人教版、内蒙古自治区民族学生使用的内教版、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学生使用的延教版等。第二，大学阶段以及供社会成人使用的汉语教材品种尚有待丰富。总的来说，民族汉语教材目前尚处于探索开发阶段。
同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材，民族汉语教材和对外汉语教材在编写规律上必然有相通之处。本文拟从编写依据、教材属性、编写理念、话题语料、内容编排、文化意识等教材编写涉及的诸多方面，对民族汉语教材和对外汉语教材进行对比分析，探讨这两种教材在编写规律上的异同，以期为民族汉语教材的编写使用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民族汉语教材与对外汉语教材编写比较
编写依据。编写教材必须有语言政策或学习标准上的依据。民族汉语教材和对外汉语教材同样概莫能外。
按照适用的目标区域，对外汉语教材可分为通用型教材（即多个国家可以使用）和区域型教材（即专为某个国家、某个领域编写）。通用型教材编写一般依据国家汉办编制并颁布的教学标准，以及国内外影响较大的语言标准。区域型教材除了依据我国的汉语教学标准以外，还要考虑相关国家或区域的课程标准。
民族汉语教材编写主要依据两个标准：即我国教育部制定颁布的《民族中小学汉语课程标准（义务教育）》（简称“民族汉语课标”）和《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大纲》（简称“MHK考试大纲”）。如果说，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依据仅具有参照性，那么民族中小学汉语教材的编写依据作为国家文件，则具有指导性和强制性。汉语课程是我国民族中小学的学生必修的一门课程，“全日制民族中小学开设汉语课程”[4]。民族汉语课标是民族中小学汉语教材编写的主要理论依据。MHK考试大纲分为四级，分别对应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个阶段所要达到的汉语水平，MHK广泛用于北京、内蒙古、新疆、青海、四川、吉林等省区市的高考、中考、预科结业、大学毕业考试等考试领域。有了汉语考试作为“指挥棒”，MHK考试大纲被作为不同学段、不同层次汉语教材的编写依據而广泛应用。
教材属性。叶圣陶曾指出：“语言教育的一个主要任务是让学生认识语言现象，掌握语言规律，学会正确地熟练地运用语言这个工具。”[5]使用教材的目的就是学习汉语，学习汉语就是为了掌握汉语这种工具。在民族汉语课标中，明确提出汉语课程的工具性特点。在对外汉语教材中，人们也认可工具性为教材的基本属性。[2]
民族汉语课标还指出：“汉语具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双重属性。”人文性表现为“使学生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提高思想文化修养，逐步形成良好个性和健全人格”。[6]这就要求少数民族汉语教材的设计和编写落实国家的教育方针，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特别是在德育方面要突出爱国主义教育和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教育；同时又要尊重少数民族学生的民族习惯，从汉语学习特点和学习需求出发，以少数民族学生易于接受的形式，进行汉语语言和中华文化的教学，达到帮助学生获得汉语能力的目的。[7]民族汉语教材这种人文性特点，是异于对外汉语教材的地方。
编写理念。“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是根据学界专家长期的教学实践总结出来的汉语教学理念，也是大多数对外汉语教师和学者所主张的或实际使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汉语教学法。它体现了汉语的特点和教学规律，也符合第二语言教学发展的总趋势。这一理念和方法，已为越来越多的海外汉语教学工作者所赞同。[8]目前，多数对外汉语教材贯彻了这一编写理念。
上个世纪，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汉语教材是以《汉语文》的名称出现。本世纪初，人们认识到，民族汉语教学是第二语言教学，于是，从课程大纲到教材编写，开始悄然改为《汉语》这一名称。这反映出人们的认识开始从“语”“文”并重的母语模式向强调“语”的第二语言教学模式推进。[9]“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原则，也开始为民族汉语教材所汲取利用。
但“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绝不是汉语教学唯一的方法。第二语言教学的专家们提出过很多新的理念或新的教学理论。例如用来诠释学生如何学习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和用来诠释什么是教师的教学的“后方法理论”等。而在具体教学法上，任务式教学和交际法是争论比较多的类型，不少对外汉语教材明确提出吸收任务式教学和交际法理论作为编写理念。[10]
中小学阶段的民族汉语教材对这些“洋理论”持相对审慎的态度。民族中小学汉语教材建设需要发展，但也需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因此，在吸收新理论方面，民族中小学汉语教材领域比较慎重。
话题语料。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人们认为，教材的话题是否符合学习者的话题兴趣应该是编写教材时所必须考虑的一个要素。[11]有人在对23部教材进行分析之后，发现涉及的话题广泛（有109个），包括个人、学校、社会、文化等能引起学习者兴趣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2]民族汉语课标指出：“教科书编写应体现时代特点和现代意识，关注人类，关注自然，有助于学生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和正确的价值观；注重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优良传统，宣传祖国意识和民族团结的思想，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感情和民族自尊心。”
由此可见：第一，关注社会生活和自然百态，关注人类共同的情感，是对外汉语教材和民族汉语教材都具有的属性。个人情感、学校生活、民生百态等是二者都可以选择的话题语料。第二，民族汉语教材的话题，除了要有时代特点，能引起学生的兴趣，还要求是能承载实现“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人文性”话题和语料。民族汉语教材承担着思想品德和民族团结的教育任务，要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爱国情怀、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全的人格，全面提升少数民族学生人文素质，体现教材的思想性[12]，教材中应当有宣传民族团结、介绍民族文化、弘扬革命优良传统的语料出现。
内容编排。从编排体例上看，“课文—生词—语言点—注释—练习”是对外汉语教材传统的基本内容和内容的基本顺序，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教材在体例编排和组成上出现了颇有新意的变化，比如改变内容顺序、增添新的要素等。这充分说明，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没有固定的程式和框框，很多教材编写者正在为提高教材使用效率而试图改变教材编写体例的传统模式。[2]
民族中小学汉语教材基本沿袭了传统的编排方式。比如《汉语》（藏族地区使用）的编排顺序分别见下图。
练习题是第二语言教材中提高学习者语言技能的手段。第二语言教材应该以语言技能训练为主，注重语言知识的传授。在对外汉语教材中，练习题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要素型练习”，包括选词填空、词语连线、替换、判断句子正误、改错、组句、改写句子、完成句子等；另一类是“技能型练习”，如：朗读、问答、完成会话、情景对话、阅读理解、自由表达、写作等。[3]这两类练习题在民族汉语教材中都有出现。可见，就练习形式而言，民族汉语教材和对外汉语教材没有明显差别。
文化意识。第二语言教学，首要目标是培养学习者的目的语交际能力，这种能力，实际上是“跨文化的语言交际能力”。[4]第二语言教材中，“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中的“文化”，包括“文化因素”和“文化知识”两个方面，即或融浸于语言教学当中，或是直接作为文化知识来呈现。[12]对外汉语教材和民族汉语教材对培养学习者的文化意识都很重视，但它们涵盖的具体的文化点有不同之处。
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基本目标是培养学习者的国际视野和多元文化意识，使学习者理解中国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中的定位和作用，及对世界文化的贡献。“理解”是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关键词。对外汉语教材的设计和编写，应恰当地选择和安排文化点，这些文化点一般应是目的语的主流文化、现当代文化、跟目的语密切相关的文化，如中国传统节日、四大发明、现代教育制度、当代中国人的生活等。
民族汉语课标指出：“在教学中，应有意识地进行文化教学，让学生了解中华文化，熱爱中华文化。”“了解”和“热爱”是民族汉语文化教学的关键词。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民族学生有义务了解包括本民族文化在内的中华各民族文化，热爱中华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因此，民族汉语教材承担着传播中华文化的使命。在民族汉语教材中，学习中华文化知识不但是培养跨文化语言交际能力的需要，而且也是作为中国公民应有的素质。教材中的文化内容要充分考虑民族学生的特点、民族习惯和趣味取向，用学生乐于接受的方式来展现。在介绍中华主流文化的同时，也展示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习俗与文化，以体现中华文化是由多民族文化所构成的，达到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的目的。[7]
结语
由上述对比可以看出，民族汉语教材编写者可以借鉴对外汉语教材研发的一些好做法，如加强针对性强的标准建设、引入新的编写理念等，以提高教材使用者的学习效率。另外，我们也要防止民族汉语教材编写全盘接受对外汉语教材编写模式的倾向，应按照民族地区汉语教学的实际编写教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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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泉.对外汉语教学理论思考[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180.
[3]朱志平，江丽莉，马思宇.1998-2008十年对外汉语教材述评[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131-137.
[4]民族中小学汉语课程标准（义务教育）[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4：1
[5]叶圣陶.关于语言文学分科的问题[J].语文学习，1955（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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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侯明.论少数民族汉语教材的针对性[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5）：144-148.
[8]刘珣.“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汉语教学理念再思考[J].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14（6）：19-27.
[9]王本华.从“汉语文”到“汉语”，汉语教学理念的更新与发展——浅谈少数民族汉语课程改革[J].民族教育研究，2006（6）：90-93.
[10]王尧美.对外汉语教材的创新[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7（4）：78-82.
[11]余千华，樊葳葳，陈琴.汉语学习者话题兴趣及其与对外汉语教材话题匹配情况调查研究[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2（1）：23-29.
[12]张英.“对外汉语文化大纲”基础研究[J].汉语学习，2009（5）：93-100.
（作者系人民教育出版社汉语编辑室主任编辑、副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