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文艺创作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针，并且强调文化的普及和提高两者的辩证关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确立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葛兰西提出无产阶级要夺取文化领导权需普遍发展“national popular culture”的思想异曲同工，既有将文化大众化作为夺取政治统治权的实用目的和现实工具，又体现了致力于创建有别于封建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的属于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文化”，即中国的现代文化。
中国的现代文化经历了三个阶段：滥觞于五四新文化，兴起于延安左翼文化，发展于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左翼文化承前启后，是毛泽东“新文化猜想”的具体实践，是被定义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中国的文化现代性。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再次将新民主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政治相提并论，以此勾画想象未来的理想世界。新的政治格局呼唤新的文化诞生，离不开政治的文化自觉和离不开文化的政治自觉，在进步历史的行进中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难分彼此，血脉相连。只有完全基于主动的政治判断和选择，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重新创造文化和政治，才能实现所谓的 “旧邦新造”，或者是卡霍恩（Craig Calhoun）说的“再造新世界”（worldmaking）。①
这种致力于“旧邦新造”的新文化猜想，是区别于传统文化和旧有文化的文化现代性，这在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看来，这个新的启蒙运动高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是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任务。正如学者张旭东所指出的：“在这个新的文化运动中，被启蒙者对自己进行启蒙。所谓‘文艺服务于人民大众、服务于党’，实际上是一个互相提高的过程，而不是现在人们所臆想的、被政治压抑掉的文艺。”②文艺是小政治，政治是大文艺，革命“新人”主动投身到巨大的社会变革洪流中，为自己不断创造出新的物质生活和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文化生活。
新中国成立前夕，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贺电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党号召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进一步团结起来，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③继续延续延安讲话中提出的“谁的文艺”和“文艺为谁”的精神，进一步明确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和目的，大力发展“人民的文艺运动”和广泛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以“人民”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化理念和社会主义政治理念一同投入到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现代化工程中。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全国文联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前，中共文化部党组向中央提交《关于目前文化艺术工作状况和今后改进意见的报告》。报告提出，在过渡时期，文化艺术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应该是：积极发展为人民所需要的文学艺术创作，逐步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要求。并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广大人民，鼓舞群众努力参加国家经济建设。该报告进一步强调满足人民的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核心，并且在普及文化的基础上，通过提高和教育的方式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1954年1月8日，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并做了长篇批示，批示指出，必须认真改进并加强对文化艺术事业的领导，领导文化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积极发展适合群众需要的新的文艺创作，同时对民间原有的各种艺术和文化娱乐形式应广泛地、正确地加以发掘、利用、改革和发展。④这里，“适合群众需要”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文化大众化的要求，利用“民间原有的各种艺术和文化娱乐形式”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文化民族化的体现，“广泛地、正确地加以发掘、利用、改革和发展”就是社会主义文化进行科学化的创作实践。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的文化方针，是中国共产党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革命党到执政党身份的转化过程中，一直坚守和执行的正确方向，在其几十年的文化领导事业中进行了丰富的、深刻的实践，为我们当今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宝贵经验。
民族的文化是国际的、人民的、民间的和谐文化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文艺创作“民族化”的指导方针，虽然其宗旨明确放在救亡图存上，其必定要求采取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形式，但这一文化绝不是中华文化遗产“东方主义”意义上的复兴，相反，是在吸收了西方现代文化和民族传统文化基础上的新创造，兼备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换言之，它将自身呈现为一种葛兰西意义上的政治文化的再创造，是无产阶级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再造其“新文化”。在国际主义的革命洪流中，民族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国际的，既是内在的，又是外在的，既是地方的，也是世界的。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性的文化进一步被执政党确立为文艺队伍的合法性，其源自与国家政治属性相匹配的代表性，即代表着胜利了的中国人民的文艺队伍。就此意义，社会主义文化首先必须具有充分的人民性。什么叫人民性？就是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东西。世界各国人民有不同的习惯、习俗、生活方式和语言，表现在艺术语言上也有不同，这就形成了民族性。但世界各国人民总有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就贯穿了人民性。⑤人民性和民族性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于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和特质之中，前者体现了立足于全人类共同解放目标的第三世界的国际主义，推动各国民族人民之间交流学习和价值认同；后者体现了现代中国建设和现代文化发展的本土主义，是基于中国自身的文化自觉。
这落实在指导具体创作的问题上涉及如何处理好古今、中西的关系，以“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为指导原则，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色，并在此基础上加以革新和创造。在“洋”和“中”的关系上，实质上往往体现为“外国的”和“民族的”之间的关系。批判轻视民族遗产的倾向，强调外国有许多好东西固然要学习、吸收，但是首先应发扬民族的传统的遗产。对于我国的民族民间艺术，无论是音乐、歌唱、戏曲、舞蹈，甚至乐器，都应该同中医一样，需要研究提高，找出规律。⑥针对文化界宗派主义对民族艺术看不起的现象，强调我们的音乐、舞蹈、美术应该吸收外国的东西来发展，但要在我们民族艺术的基础上发展，对民间艺人也格外重视，将团结老艺人，视作统一战线的工作，⑦并设置专款对民间戏曲演员和艺人进行补助。
总而言之，强调发展民族的文化，意味着党重视各民族艺术的地位和作用，广泛传播少数民族地道风格的代表作品，积极吸收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精粹，尤其在重视、保持民族风格的基础上，充分学习和借鉴民族风格。党要求文艺工作者通过深入民族地区体验生活，对民族艺术进行创新和提高，从而更好地实现中国文化的民族化，使民族的文化艺术保持绵延不绝的生命力。这对于来自各个少数民族的文艺工作者来说，对民族艺术和民族艺术家的重视，还具有更为深远的情感价值和政治意味。显然，民族艺术家是各民族群众的优秀代表，对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和少数民族艺术家的重视体现出新中国执政党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政策。实践也证明，在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对民族艺术和民族艺人的高度重视，化作了民族艺术家和民族文化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同时也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民族艺术精品。
科学的文化是兼容并包和推陈出新的创新文化
重视民族的、民间的文化，体现了执政党文化工作的方向——普及文化，普及的文化，必然是民族的文化，不仅面向全国，还必须面向农村。大力推广、普及，但还要逐步提高，普及是重点，少数的要提高。如何提高也就是如何进行科学的创新和创造。只有“吸收外国的长处，我们的艺术才能保持青春，才能发扬我们的民族之光。”⑧1956年4月毛泽东关于《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谈到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时，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包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同时也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要坚决抵制和批判资产阶级的一切腐朽制度和思想作风。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同时抵制批判腐朽落后的文化，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创造自己的“新文化”。
科学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创造，不仅需要有学习外国文化的热情和兴趣，而且应学有成效，“没有任何国家不吸收别国的东西、故步自封，但不能生吞活剥地硬搬，要融会贯通”。⑨“应该介绍一些西洋的东西，并要学到家，把这些东西一拿出去，大家就知道我们能掌握它，并且有很高的水平。”⑩这就必然涉及如何进行科学化的文艺创作和文化生产，这体现为文艺创作现代化和民族化的关系。一次周恩来在谈到音乐舞蹈的现代化和民族化问题时说：音乐舞蹈的内容应该现代化，形式应该民族化，而民族化又必须批判地接受，要推陈出新。并强调：民族形式必须与现代的、人民的内容结合起来，形式与内容既矛盾又统一，既区别又结合。⑾可以说，经过了现代内容的优化和民族形式的创新，民族的文化可以成为其他民族和世界公众共享的文化资源。不过这种拿来主义始终是在民族主义的基石上产生的，“我们的音乐、舞蹈、美术应该吸收外国的东西来发展，但要在我们民族艺术的基础上发展”。⑿因为“中国的文艺必定要以六万万五千万人为出发点，而在六万万五千万人里头，又要以工农兵为出发点，以他们的喜闻乐见为主要方面”。⒀
民族的大众的文化经过知识分子的科学化（收集、学习、汲取和改进），更加焕发了勃勃生机。新政权成立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策略性地整合了本土和国外的资源，在尝试着避开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和来自殖民现代性的帝国主义买办文化时，对本土和世界的各方面资源进行了吸收和改造，力图通过结合民族和世界的先进文化要素创造中国的现代文化， 并使其服务于民族国家建设。
大众的文化是以人民群众为目的和主体的人民文化
大众化，首先体现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⒁为广大的人民群众创造文化、发展文化，正是文化大众化的根本体现，这正如《讲话》明确指出的：“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⒂
对人民群众充满真情，为他们创作出适合他们需要的文化作品，而熟悉群众的感情和生活是实现大众化的重要途径。党要求文艺工作者们到群众中去寻找创作素材，积极深入生活，深入劳动实践。“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⒃文艺工作者来到人民群众中间，犹如鱼儿游到了水里，既获取了创作的身心自由，还获得了创作的丰富素材。尤其要到广大的农村去，“一方面锻炼自己，一方面普及、提高农村文化”。⒄
同时，将人民大众作为文艺实践活动的主体，这是“大众化”这一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特性。创造世界和创造历史的普通民众，和专业的文艺工作者等知识分子一样作为“新文化”的主体，而且是共产党首倡的文化主体，不仅是新文化表现的主体内容和主体对象，而且也是主要接受主体，最可贵的还是文艺创作的主体。普通群众和专业文艺工作者一样，参与文艺实践的机会均等、氛围民主、地位平等，并且在创作过程中，可以得到更多的专业帮助和技能指导，能力和素养均得以提高。党要求知识分子跟工人和农民共呼吸，要求文艺创作与消灭剥削和压迫的解放事业联系起来，要求精英确立大众关怀的审美立场，这是中国文艺史上工人农民突破性地进入精英们的审美意识范畴，并且颠覆了贵族与精英在艺术审美中的霸主地位。这是人类审美精神与创作规范的一次革命，体现了毋庸置疑的历史合理性。
和旧文化最迥然相异，非知识分子行列的民间艺人、文艺爱好者乃至普通劳动民众是“新文化”重要的创造者，并且在中共的鼓励和推动下，他们通过鲜活生动的文化实践展现了一道道亮丽的现代文化风景。例如，延安时期就开始的对民间艺人超乎寻常的发掘和重视，更是强化了人民大众的文化主体地位，并且延安时期知识分子和民间艺人的精神交往和文艺实践，⒅既包含了知识分子向民间艺术和民间艺人的学习行动，也有政治指导下的文艺组织对民间艺人和民间艺术的改造举措。在政党政治的引领、要求和参与下，知识分子和包括民间艺人在内的工农大众一起共同建构一种更合乎革命需要和适应现代政治的现代文化。再如，在毛泽东时代，农民画被当作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的成果而广为宣扬，户县农民画作为农民文化实践活动的范例，曾被印刷制作成全国通行的邮票广为传播，1974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还专门录制了《户县农民绘新天》， 有学者研究指出：“作为毛泽东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样板，户县农民画鲜明地凸显了那个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的基本面貌。这场雄心勃勃的文化革命，目标在于创造一种与封建传统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都迥然不同的崭新的文化形态，它召唤‘工农兵群众’，希望这个长久以来被认为卑贱的社会群体能够独立地担当起创造新的文化、新的历史的重任。”⒆这实质上反映了农民在社会主义这一新型的文化环境和政治语境下的文化自主性和文化主体性。
毛泽东说“建设一个新世界”，首先指文化的实践。民族化、科学化和大众化是党领导文化的重要指导思想，三者彼此交融，互相支撑。大众化是基础是原则，民族化是途径是方法，同时也是大众化的另一种阐述，科学化是精神是实践，唯有以不断革新、不断创新的科学精神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才能真正做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李健吾的自然主义文学批评研究”（项目编号：10czw014）阶段性研究成果，同时为“江西师范大学青年英才计划”资助项目研究成果】
注释：
①Craig Calhoun，Imagining Solidarity：Cosmopolitcanism，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and the Public Spere，Public Culture14.1（Winter 2002），148.
②张旭东：《重读毛泽东理论》[C]，2012年版，第6～7页
③《中共中央给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贺电》（1949年7月1日）[A]，《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2～83页
④《关于目前文化艺术工作状况和今后改进意见的报告》[R]，1953年9月10日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09页
⑥《关于全国艺术教育会议的报告》[R]，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16页
⑦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05～606页
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页
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42页
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89页
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05～606页
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73页
⒁⒂⒃《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A]，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2页
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⒅孙晓忠：《改造说书人——1944年延安的乡村文化实践》[A]，罗小茗：《制造“国民”：1950—1970年代的日常生活与文艺实践》[M]，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81页
⒆倪伟：《社会主义文化的视觉再现——“户县农民画”再解读》[A]，罗小茗：《制造“国民”：1950—1970年代的日常生活与文艺实践》[M]，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265页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