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沈既济传诸于世的两篇传奇小说《任氏传》和《枕中记》，不但内涵丰富而且影响深远。《任氏传》中的任氏这一女狐形象前无古人，后少来者；而《枕中记》则开创了借梦言志的写作传统。尤其是在唐代“狐性淫”的社会意识氛围中，《任氏传》所塑造的任氏这个有情有义的女狐形象，显得极为特别。这一创作现象发人深省：这种独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和巧妙新奇的叙事方式的出现必有其深层原因，应与作者的创作动机有关。
一、发愤著书，寄情于狐
《任氏传》的创作动机历来备受人们关注。鲁迅先生认为是“讽世之作”。李宗为在《唐人传奇》中认为“任氏是作者用来映射自己的”，表明作者自己“虽然遭到贬谪，蒙受了象‘老狐’那样的坏名声，但品质人格依然是美好高尚的”。卞孝萱先生则提出《任氏传》是映射当时的大臣刘晏虽受元载的提拔却不知报答，反而“讯鞫”元载致死的背叛行为，以任氏的坚贞讽刺刘晏“人不如妖”。李、卞两位先生都在考证上下了很大工夫。他们用索隐的方法从政治的角度探究人物原型而得出的结论的确很有道理，但把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与现实中某人某事一一对应的观点稍显绝对。相比之下，鲁迅先生的“讽世”说更有普遍意义，值得深究。那么《任氏传》到底是如何“讽世”的呢？
任氏这个有情有义的女狐形象在唐宋传奇中极为少见，李剑国先生称之为“千古一狐”，诚为卓见。唐及唐以前的女狐多为“淫”、“媚”的象征。东晋干宝在《搜神记》中言道：“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名曰阿紫，化为狐。”自此狐就逐渐脱离了动物性而成为“性淫”、“祟魅”的代名词。唐代骆宾王在《讨武曌檄》中对武则天的指责是“狐媚偏能惑主”，亦即这种含义的彰显。唐人其他小说中的雌狐和雄狐大多是以作祟的丑类形象出现，而像任氏这样完全脱离了“狐性淫”的传统，全然具备了人性人情的光彩照人的类型几乎没有。这种前无古人、后罕来者的女狐形象，直到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才大张其意。
《聊斋志异》为蒲松龄的“发愤”之作，其中的女狐多为救落魄士人于危难的侠女，或慧眼识才、拔寒士于贫贱的智者。她们是那样的和蔼可亲，使人几乎妄为异类，像红玉、青梅之类的女狐都是如此。她们是蒲松龄按照理想塑造的，体现了终身困窘的蒲松龄对人生的美好期盼。任氏的形象与蒲松龄笔下的红玉、青梅等相比丝毫没有逊色之处。早于蒲松龄将近一千年的沈既济在一片“狐性淫”的氛围中塑造出任氏这一另类女狐形象，如果不是有所寄托或者“发愤”著书的原因，似乎难以解释。而文末点明此作是写于建中二年“谪官东南”的途中，处在被贬时期的沈既济的心情和愿望定会与终生困窘的蒲松龄有相通之处，期盼有“雪中送炭”型的人物出现，以拔高士于贫寒，救知己于危难。
《新唐书·沈既济传》中言道：“既济有良史之才，召拜左拾遗、史馆修撰。”《旧唐书·沈传师传》中称沈既济“博通群籍，史笔尤工”，“杨炎谴逐，既济左贬处州司户，后复入朝，终礼部员外郎”。可见沈既济的史才、史笔是举世公认的。在《任氏传》的结尾，作者感慨道：“惜郑生非精人，徒悦其色而不征其情性，向使渊识之士，必能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不止赏玩风态而已，惜哉！”这里连用两个“惜”字指责郑生不懂任氏的“情性”，实际上也就在暗示读者千万不要只囿于欣赏任氏的美丽风流，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创作《任氏传》的良苦用心。而“向使渊识之士，必能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一句，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阐述自己“发愤”著《史记》的写作主旨时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句式和意思基本相同。由此可知，沈既济是以司马迁发愤著书为榜样，用史笔来写小说，以小说来抒发自己深刻而又复杂的人生感慨，并将自己的人生理想寄寓其中。
与前代的史家和后代的小说家相联系，可充分证明沈既济创作《任氏传》，肇因于具有良史之才的他要借作品来“发愤”世情，寄托理想。
二、要妙宜修，以美传情
那么如何证明《任氏传》不单纯是写人狐之间的异类爱情故事，或仅仅是映射一人一事呢？笔者认为还应从篇末作者的议论谈起。沈既济在此所谈到的“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的理念，成为历代学者研究唐人小说观念转变的依据。的确，从此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小说家开始注重审美情趣，不再单纯地记异述奇。但是如果细细揣摩此句的意思，再将它和前后的语句相联系，可能会加深我们对《任氏传》的写作主旨的认识。
“著文章之美”就是要从审美的方面要求小说，这个不难理解，那么“传要妙之情”是否仅仅是要求小说中的人物有性情呢？实际上任何作家塑造人物形象都会倾注一定的感情，表现出笔下人物的性情，这样来看，沈既济要求“征其情性”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此揣摩“要妙”二字的含义就显得至关重要。
“要妙”一语最早出现在屈原的作品《九歌》中，是描写湘君的，“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饰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要眇宜修”是忠君爱国诗人屈原的一个审美理想，历来学者对此多有阐述。宋代学者洪兴祖认为：“要眇，好貌。修，饰也。言二女之貌要眇而好，又宜修饰也。眇一作妙，一本‘宜’上亦有‘又’字，《补》曰：要，于笑切。眇，与妙同，《前汉》传曰：‘幼眇之声，亦音要妙，此言娥皇容德之美，以喻贤臣’。”南宋文人楼昉认为此篇“皆以阴寓忠爱慕君之意”。在他们看来，“要妙”不仅指美，更寓托个人品质和忠爱君主的深意，可见“要眇宜修”体现的是美和善。韩愈认为：“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要妙之情除了真切外，它包含有羁旅愁苦之意。
总之，不论是哲学家还是文学家，他们都认为要妙的真谛极其深刻幽微，要妙的感情既真且美，都有贤者在不得志时向善求美的品格。因此，沈既济所谓的“传要妙之情”并不是任何人都有的或都能把握的性情和感情，而是善和贤者所具有和向往的一种美德，结合本篇的发愤著书之由，它也包含着韩愈所说的“愁思羁旅”之苦的凄美。沈既济提出，要把握这种善和美的感情，体会“变化之理，神人之际”的奥妙，感触人物形象的内涵，必须是“渊识之士”，精通天下至理大道，否则就容易误读。他提示智者要能理解他独特的叙述手法，这更显示出这篇作品深有寓意和寄托，否则阅读曲折离奇的异人异事或者爱情故事，大多数人都能明白，用不着作者在这里提要求、发议论。
沈既济表达的究竟是什么“要妙”之情呢？是自喻高贵品质还是批判政坛小人，抑或兼而有之？笔者认为作为一个史学家和文学家，个人的坎坷经历和社会的丑恶事件定然会对他的创作产生影响，但是，他所表达的应该是一种人类共有的情感或内心的终极追求。否则仅仅写一人一事而让读者大费周折猜测揣摩，这不仅与唐代开放的创作风气不相符，因为当时很多攻击小说都直书其名，如《周秦行记》中的牛僧孺、《上清传》中的陆贽，而且这样的作品的震撼力和影响力定然不可能持久和深远。
三、义狐侠女，彰显人性
沈既济在篇末称赞任氏道：“嗟乎！异物之情也，有人道焉。遇暴不失节，狥人以致死，虽今妇人有不如者矣。”任氏虽为狐，但最值得人们称道的不是她让韦崟爱发狂的美貌，而是她的“人道”，是她超过世人的“遇暴不失节，狥人以致死”的节义。这才是作者在任氏身上寄托的东西。
虽然作者在任氏身上寄托了自己的世情理想，但任氏是一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并没有被脸谱化。任氏与郑生初次见面时，面对郑生的“惊悦”，她亦是“时时盼睐，意有所受”，且很快就约而同宿。这时的任氏与以往的狐女魅人没有任何区别。而转折点就在于当郑生得知任氏为狐后却并不嫌弃她，“虽知之，何患”的表白让任氏大为感动。她马上吐露心声，表明心迹：“人间如某之比者非一……凡某之流，为人恶忌者非他，为其伤人耳。某则不然，若公未见恶，愿终己以奉巾栉。意有小怠，自当屏退，不待逐也。”不但言明了同类害人的习性，而且几乎是站在弱者的角度表白自己不会害人，并立即舍弃了“多诱男子宿”的生活习性。由此可推断出以往任氏所宿的男子都是徒悦其色，以其为妓，知其为狐后便恶而远之之徒。郑生虽悦其色，但知而不嫌的行为，使任氏找到了知己之感，从而也把自己放在了人性的天平上去衡量。面对韦崟爱其发狂而凌之的行为，她再三拒绝，“如此者数四”，性淫的毛病荡然无存，这不仅在于表现她的“守节”，更体现出她能在危难面前保持做人的最后尊严，坚守最后的道德底线。
为安慰“深悦其色”的韦崟，她动之以情，“且公少豪侈，多获佳丽，逾某之比者众矣。而郑生穷贱耳，所称惬者，唯某而已。忍以有余之心，而夺人之不足乎”。这些言辞充分展示了任氏的“仁爱”之心，她并不是死守贞节，而是不忍于郑生因贫贱而连一个佳丽都没有的悲哀处境。因此她的“遇暴不失节”是建立在侠义的感情基础之上的，是她同情弱者、重视寒士的表现。正是由于她不是出于死守女人的贞节而守节，因此她与一般的节妇就有了明显的不同。为了报答韦崟的给养之恩和爱己之情，当韦崟与她交往时，“每相狎昵，无所不至，唯不及乱而已”。这种行为好像让人难以理解，其实这正是任氏重义的表现。面对韦崟的爱，她只能投其所好，用自己的美貌去取悦他；而为了报答郑生的知己之情，她又在韦崟面前坚守着自己的道德底线。任氏以独特的方式实现了她“以一身而报二人”的这个颇有些无奈和极难协调的个人愿望。
任氏毕竟是狐，她有着狐精的智慧和未卜先知的本领。面对郑生衣食都要仰仗于他人的生活状况，她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帮助郑生致财理家。这与蒲松龄笔下的侠狐完全一样，同样展示出了任氏同情弱者、救助贫贱的侠义心肠。最后任氏明知自己跟随郑生赴任将会有生命危险，却仍答应了他的要求，以至于命丧犬口。这是任氏侠义精神的最高体现。为了报答郑生的知己之情，“狥人以致死”，明知是死却仍义无反顾，这些行为与古之侠者如荆轲、聂政等人堪称伯仲，体现了义的最高境界。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理想中的“义”行，却在女狐任氏对郑生和韦崟的行为中达到了完美的统一。而任氏“狥人以致死”的侠义之情更是沈既济着力称赞的一种情感，它体现了作者的一种精神寄托：久涉仕途的沈既济看透了官场争斗、宦海沉浮中落井下石者极多而雪中送炭者极少的冷酷现实，面对自己的贬谪生涯，他多么希望有人能像任氏一样垂青于自己呀！因此任氏这个狐女形象体现了沈既济内心的最高理想和最美的愿望。她是沈既济“发愤”写作的具体表现，体现了他在被贬谪的困境中对侠义的向往之情和对美好人性的呼唤。这种对真和美、义和情的追求正是贤达之士所向往的人生最高境界，也是整个人类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正因为如此，它永远魅力无穷。
沈既济以“良史”之才，用曲折之笔，塑造了一个重侠义、守节操的美狐形象。她既是沈既济创作动机的体现，又是沈既济世情理想的展现，是他的“要妙之情”的具体化，极具艺术美和生活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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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