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杂传；阮孝绪；《七录》；唐代；《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小序；宋代；《崇文总目》
摘要：杂传作为古代史书的重要类别，兴起于西汉末，兴盛于汉魏两晋。阮孝绪《七录》中杂传一目，的设立，标志着这一著述样式最终争得了古代目录学中的一席之地。唐代杂传数量不少，是在南北朝杂传衰落以后的一次复兴。它一方面继承了汉魏六朝的著述传统，另一方面表现出向近代传记过渡的趋势。从宋代《崇文总目》开始。“传记”之目就取代了“杂传”，杂传与杂记最终完成了其在古代目录学中的合流。这一名称一直延用到清代。
中图分类号：K82—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9)06—0082—05
杂传是中国古代目录学中的一个类别，它是相对于正史中的列传(史传)而言的，一般单独流行，不附属于某部纪传体正史，也不是古人文集中的一篇。杂传本身是史部书籍，是研究历史的重要文献，具有重要的史学和史料学价值。
杂传兴起于西汉末年，在魏晋时期出现了创作的第一次高潮。以后历代均有大量作品问世，是中国古代传记文学中蔚为大观的一支。程千帆亦曾对杂传的类别作过简要分析：
杂传之名，本诸《隋书·经籍志》。其间异名亦颇众，如或称传(《陈定传》)，或称世家(《王祥世家》)，或称叙(《赵至叙》)，或称家传(《谢车骑家传》)，或称言行(《殷羡言行》)，或称行状(《赵吴郡行状》)，或称本事(《徐江州本事》)，均见《(世说新语)注》。而称别传者尤多，目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别传者，盖本对史传而言，及后史无传而仅有私撰之传者，亦称别传，则别传又进为单行传记之称矣。
同时，杂传又和文传、传奇、小说等关系密切，而且有些杂传本身也具有较强的文学性，这些都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
目前所知现代学者中较早涉及杂传的综合性研究的学者就是程千帆。但除了程千帆的有关论著以及2004年出版的熊明《汉魏六朝杂传研究》之外，杂传的研究多是因为其它领域和问题(如历史、史传、传记文学、传奇等)的研究而有所涉及，而且大多浮光掠影，难见全貌。如韩兆琦《中国传记文学史》、李详年《汉魏六朝传记文学史稿》、陈兰村《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等，从传记文学的角度谈到了一些杂传作品，王锦贵《中国纪传体文献研究》从纪传体史书的角度提到一些杂传，但都不是直接对杂传本身的研究。
现代学者研究古代的典籍和文化，比起旧时学者来有新的眼光和角度，有理论性强、体系化程度高的优点，但有时候也显得“隔”。他们不再沿着古代学术的传统(包括概念、术语等)来思考问题，而是根据某种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古代的文化现象，以至常有削足适履的毛病。陈寅恪说今之学者“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我想就是这个意思。本文将以杂传本身作为研究的对象，像章学诚所说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那样，首先从目录学的角度对杂传在古人心中的地位作一个大致的勾勒。
一
按照古代书目的四部分类法，杂传是从属于史部的。在宋代以前一般称为杂传，此后往往称作“传记”，其内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现在可知最早对杂传进行研究的学者，当推梁代目录学家阮孝绪，他不仅自己作有一部杂传——《高隐传》十卷，而且其《七录》将图书分为七类，其中有“记传录”(相当于四部分类法的史部)，其下又分十二部，其中有杂传部，共二百四十一种，二百八十九帙，一千四百四十六卷。杂传部所录典籍数量在十二部中最多，从此确立了杂传作为史部书籍类目的地位。
《七录》以后的《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亦于史部中设杂传一类。《广弘明集》卷三收有《七录·序》，但这仅是《七录》的总序。根据当时书目编写的习惯，《七录》中应该有各个类目的小序，可惜今天看不到了。其中的杂传小序，很可能是后来《隋志》杂传小序的重要参考。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最早对杂传的专门论述，正是《隋志》杂传的小序，这是从目录学角度对杂传最权威的定义之一。《隋志》史部杂传小序云：
古之史官，必广其所记，非独人君之举……是以穷居侧陋之士，言行必达，皆有史传。自史官旷绝，其道废坏。汉初，始有丹书之约，白马之盟。武帝从董仲舒之言，始举贤良文学。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善恶之事，靡不毕集。司马迁、班固，撰而成之，股肱辅弼之臣，扶义俶傥之士，皆有记录。而操行高洁，不涉于世者，《史记》独传夷齐，《汉书》但述杨王孙之俦，其余皆略而不说。又汉时，阮仓作《列仙图》，刘向典校经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皆因其志尚，率尔而作，不在正史。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载笔之士，删采其要焉。鲁、沛、三辅，序赞并亡，后之作者，亦多零失。今取其见存，部而类之，谓之杂传。
《隋志》在这一段里谈到了杂传的起源、演变以及特点、价值等问题。可以说，在汉魏六朝大量杂传作品的基础之上，经过《七录》、《隋志》的理论总结，作为一种古代著述的样态和目录类别，杂传的性质和地位都已得以确立。从此以后，古代书目中一般都有杂传或者杂传记一类。
在此后的唐代书目《群书四部录》和毋煚《古今书录》中，也设有杂传类并有论说。《旧唐书·经籍志》(以下简称《旧唐志》)总序云：“煚等撰集，依班固《艺文志》体例，诸书随部皆有小序，发明其旨。近史官撰《隋书·经籍志》，其例亦然。”五代编撰的《旧唐志》原本是据《古今书录》删略而成的，设有杂传类，可惜的是把原书的小序删掉了，只说“杂传以纪先圣人物”，太过简略。成书于日本宽平(885—891)初年的《日本国见在书目》设有杂传家。
在这些书目中都收录了大量杂传作品，如《隋志》收杂传“二百一十七部，一千二百八十六卷。通计亡书，合二百一十九部，一千五百三卷。”《旧唐志》杂传类有“杂传一百九十四部”，《新唐志》“杂传记类一百二十五家，一百四十六部，一千六百五十六卷。失姓名十四家，崔玄(日韦)以下不著录五十一家，二千五百七十四卷。总一百四十七家，一百五十一部”。《日本国见在书目》杂传家有四十部，三百零六卷。
《七录》与《隋志》、《日本国见在书目》、《旧唐志》等设杂传一目，是因为当时所见到的杂传数量巨大，尤其是汉魏六朝是杂传作品大量涌现的高峰时期。而相对来说，这一时期的杂记数量较少，而且有些杂记与杂史、旧事(故事)难以区分，归入史部其它类别即可，不必与杂传相混于一部。
二
史学界把唐代看成是中国历史由中古走向近
古的一个关键时期，尤其是中唐以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发生了较大的变革。在杂传这样一种史部书籍的写作上也可以感受到这种变化。具体地说，与先唐相比，唐代杂传有三个不同的特点：
1 单传数量减少，文传开始出现史传化的倾向，或者说文传开始觊觎杂传的功能和地位
和先唐的一百八十多种别传相比，唐代单传仅十六部(不包括传奇性杂传)，悬殊巨大。而文传一方面沿袭六朝之风，有以韩、柳为代表的大批寓言传、寄托传、拟人传，也开始出现较为严谨的以记述人物生平事迹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如李华的《李岘传》、《卢坦传》、《李夫人传》，沈亚之的《冯燕传》、《李绅传》，于邵的《田司马传》，李翱的《杨烈妇传》，杜牧的《张保皋、郑年传》、《燕将传》、《窦烈女传》，李蹊的《蔡袭传》，皮日休的《何武传》、《赵女传》等。虽然这其中的不少传还带有言志抒怀或议论感慨的成分，但总体上与《五柳先生传》、《毛颖传》、《种树郭橐驼传》一类的文传已有很大的不同，而越来越接近于杂传的体式。这样，杂传的功能开始被这些文传所替代。
宋代以后继续这样的演变，而元明则加快了速度。明清人的文集中有大量带有史传、杂传性质的作品，反过来正可以说明单传的衰落。宋以后各种“名臣录”、“碑传琬琰录”、“耆献类征”、“碑传集”渐次增多，收录大量的人物别传(单传、文传均有)、行状、墓志铭等。这一类“名臣录”的撰作始自朱熹《宋名臣言行录》前集、后集，李幼武补撰续集、别集、外集。清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自序云：
宋朱子撰《言行录》，取并世名臣事迹件系而条缀之，嗣是杜大珪有《名臣碑传录》，苏天爵有《名臣事略》，徐纮有《明名臣琬琰录》，项笃寿有《今献备遗》，皆祖述朱子之意以成书者也。
清代又出现了“碑传集”，如钱仪吉编《碑传集》一百六十卷、缪荃孙编《续碑传集》八十六卷、闵尔昌编《碑传集补》六十卷等。在这里，文传与单传已没有明显的区分，单传最终变成了文传而与行状、墓志铭混为一体了。
2 家传数量减少，家传的概念开始由家族先人的合传演变成为家族中死者撰写的单传
唐代家传中约一半的作品实际上都是以一人为传主的单传，如《郭公家传》、《颜氏家传》、《邺侯家传》等。宋代也大致如此。《通志略·传记·家传》甚至著录了《李赵公行状》、《远祖越国公行状》、《颜氏行状》等行状，正表明宋人已不再将家传仅仅视为家族人物的合传。大约从宋代开始，文集中出现了家传，至明清时期家传已完全蜕变为文传之一体，仅记一人的生平行事。和一般文传中的单传不同的是，文传中的家传是应死者亲属之请而作，有的还将编入其家族的宗谱。明清以后家谱的兴盛取代了家传部分的功能，而且有些家谱中吸收了家传样式作为其中的部分，这是家传这种著述样式消失的主要原因。
3 郡书常见的名称发生了变化
以先贤、耆旧为名的郡书减少，以“人物志”、“人物传”为名的作品增多。唐代以前的“人物志”杂传仅江敞《陈留人物志》(或名《陈留志》)、阳休之《幽州古今人物志》二种，唐代则增至四种：《广人物志》、《南北人物志》、《河西人物志》、《吴兴人物志》。宋代亦有数种，如陈坤臣《郡国人物志》、王中行《莆阳人物志》、唐稷《清源人物志》等，并出现了《临川名贤传》(或称《临川圣贤名迹传》)、《南阳先民传》等新的地方人物传名，而旧有的先贤传、耆旧传的名称很少使用了。
明代以后地方人物传纷纷而作，仅《四库存目丛书》所收存世之作就有黄佐《广州人物传》、李默《建宁人物传》、金江《义乌人物记》、张大复《昆山人物传》、方鹏《昆山人物志》、张昶《吴中人物志》、郭子章《圣门人物志》、孙承泽《畿辅人物志》等。《四库全书》有宋濂《浦阳人物记》、孙奇逢《中州人物考》。明清人物传也有用先贤、耆旧这些旧名以及宋代出现的“先民”、“名贤”等作传名的，如姚堂《润州先贤录》、欧阳东凤《晋陵先贤小传》、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周复俊《东吴名贤记》、徐象梅《两浙名贤录》、郑柏《金华贤达传》、应廷育《金华先民传》；也有自创新名的，如王崇炳《金华征献略》、盛枫《嘉禾征献录》、毛宪《毗陵人品记》、吴亮《毗陵人品记》、郑岳《莆阳文献列传》等。
三
必须承认的是，杂传与杂记在古代目录学中的合流，也有其必然性。由于唐代以后传、记颇不易分别，加之杂传数量减少，记的数量增多，表现在目录学上就是“传记”之目取代了“杂传”，这一名称上的变化最早见于《崇文总目》。北宋庆历元年(1041)编成的《崇文总目》，将杂传的名称改为传记。此书仅有残本存世，幸好参与编撰的欧阳修在其文集中收有《崇文总目叙释》，虽然并非每一类的叙释都收入，但恰好保存了传记的小序。这也是较早从目录学角度对杂传和传记进行论述的另一篇重要文献。
宋代以后的目录如《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通志略》、《宋志》等，包括北宋初收录了较多唐代典籍的《崇文总目》、《新唐志》，大多改杂传为传记，这实际上也是唐宋两代杂传写作的现实逐渐发生演变的反映。目录中改称“杂传记”、“传记”，意味着这一类别包含的范围更广，不仅有人物传，也包括一些事迹的记录。一般来说，传侧重以人物为中心，记侧重以事件为中心。可以说，唐代是杂传在样态、类别上发生变化的一个关键时期，而宋代杂传一方面延续了唐代，一方面更开启了明清传记的新的类型。
修于宋代的《新唐志》称作“杂传记”，加上“杂”字，大约是想表示对《隋志》、《旧唐志》等正史书目设“杂传”类的沿袭。此后的《中兴馆阁书目》、《遂初堂书目》以“杂传”为名，则是复古的表现。而所著录的典籍，也有一些不属于杂传而应视作杂记的，如《中兴馆阁书目》杂传类有《洞冥记》、《西京杂记》、《金銮密记》等，《遂初堂书目》杂传有《西京杂记》、《两朝献替记》、《燕吴行役记》等。
传记一目一直延用到清代，如《四库全书》、《书目答问》，均于史部设传记类，而所录书籍也与中古时期有了很大的不同。
尽管宋以后目录学上多称“传记”，但其小序有关的论述，却是和《隋志》一脉相承的。如：
古者史官，其书有法。大事书之策，小事载之简牍。至于风俗之旧，耆老所传，遗言逸行，史不及书，则传记之说，或有取焉。然自六经之文，诸家异学，说或不同，况乎幽人处士，闻见各异。或详一时之所得，或发史官之所讳，参求考质，可以备多闻焉。(《崇文总目》传记类叙)
传记之作盖史笔之所不及者，方闻之士得以纪述而为劝戒。(《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五引《宋三朝艺文志》)
《宋两朝艺文志》曰：“传记之作，近世尤甚，其为家者亦多可称，采获削(高禾)，为史所传。然根据肤浅，好尚偏驳，滞泥一隅，写通方之用。至孙冲、胡讷收摭益细而通之于小说。”按：杂史杂传，皆野史之流，出于正史之外者。盖杂史，纪志编年之属也，所纪者一代或一时之事。杂传者，列传之属也，所纪者一人之事。然固有名为一人之事，而实关系一代一时之事者。又有参错互见者。(《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五)
古者史必有法，大事书之策，小则简牍而已。至于风流遗迹、故老所传，史不及书，则传记兴焉。如先贤、耆旧、孝子、高士、列女，代有其书，即高僧、列仙、鬼神、怪妄之说，往往不废也。杂史传记皆野史之流，然二者体裁自异。夫以六经之文，皎如日月，诸家异学，说或不同，况乎幽人处士、巗居川观而以载当世之务者乎?然或具一时之所得，或发史官之所讳，旁搜互证，未必无一得焉。列之于篇，以广异闻。杂史，纪志编年之属也，纪一代若一时之事。传记，列传之属也，纪一人之事。外此，若小说家与此二者易溷而实不同，当辨之。(焦竑《国史经籍志》传记类序)
各书所说的传记这一类别，强调的是它“史不及书”的内容，关注的是其补史的功能。它们的论调与《隋志》的“史官之末事”和“载笔之士，删采其要”并无二致。
正如宋代以后书目中著录的作品表现出来的那样，从宋代开始杂传类的名称改为传记，也是恰当的，因为汉魏以来那种样态的杂传越来越少，新兴的传记样式更加流行，而且记、录、志的成分增多并且掺入到杂传中去了。宋元以后的传记出现了一些新的样式，比如年谱、学案，还有带有合传性质的“名臣言行录”、“琬琰集”、“先正事略”、“耆献类征”、“碑传集”等，类传的种类也有新的增加，如《畴人传》。这些传记形式和类别的变化，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