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郁达夫的小说从情绪宣泄的审美追求出发，弱化了小说原本意义上的叙事性因素，以情绪的变化和书写作为结构主线和描述主体，呈现出抒情化的材料组织特征，是其散文化主情小说体式的审美品格之一。
关键词：郁达夫小说 抒情化 情节结构
郁达夫的小说以最个人化的方式表现了现代人的感性情绪，成为以个人独特经验穿透时代共名的典范。服务于情绪宣泄的审美追求，郁达夫开创了极具现代审美品格的散文化主情小说体式。其小说呈现出散文化、诗化的特点，如郑伯奇所说“达夫的作品，差不多篇幅都是散文诗”。
郁达夫小说的情节结构随“情”所欲，以情绪的变化和书写作为结构主线和描述主体，呈现出抒情化的材料组织特征。小说原本意义上的叙事性因素在郁达夫的小说中被大大弱化，故事情节乃至结构不再受到重视。在其小说中我们不再被一个个跌宕起伏的故事吸引，我们感受到的是抒情主人公内心情感的波动或思绪的起伏。
郁达夫声称小说是“作家的自叙传”，他写小说仅仅是希望赤裸裸地把自己的心境写出来，以求世人能够了解他内心的苦闷。郁达夫在其早期作品中，都把自身的经历和生命体验作戏剧性处理。他常常选择几个场面表现主人公，并以主人公所处的当下境遇为起点，在回忆中抒写内心的痛苦与焦灼。在连续地表现了主人公的伤感、绝望的体验及情绪后，故事情节推向高潮。而高潮就是主人公的死亡或绝望的孤苦无依的处境。如其前期作品《南迁》、《银灰色的死》、《茫茫夜》、《离散之前》等作品都是其成名作《沉沦》的小说原始结构的变体。无论结构怎样变化，其前期小说都是由文人、自然、情欲、病体四个因子编织起来的自然之欲与理想之爱的冲突，以此来表现五四一代觉醒青年“性”的苦闷。这是郁达夫最为纯粹的自我抒情时代。这时的小说完全是诗的散文化与故事化。即使是历史题材小说《采石矶》和问题小说《血泪》郁达夫也坚持将自我情绪体验融入小说。两篇小说熠熠闪光地展示了郁达夫性格的另一面：惊人的才情、高傲的气质和聪慧的幽默与讽刺。
从1923年的《茑萝行》起郁达夫开始将自己置身于复杂黑暗的社会，开始直接涉及“生的苦闷”。他还发现了书信体式，这成为其最适宜感叹、抒情、告白的形式之一。小说通过“我”的回忆写“你”，在主人公不断自责、长吁短叹中“我”的困顿和盘托出，女人的凄苦也跃然纸上。接着他写了被人称道的《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两篇小说与其说是在宣传明确的“社会主义思想”，不如说是郁达夫的复杂感叹。他在感叹知识分子“我”与烟厂女工、人力车夫之间的命运与处境。“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绪充溢着小说的角角落落。此时的郁达夫并未真正摆脱早年的软弱、幻想和颓唐，彷徨、迷惘、孤冷的情绪仍如影相随。如《青烟》行散文散却神思凝聚。小说由青烟将人引入幻境，诱入梦中。朦胧、凄清的空气，悲凉、沉寂的景象，40岁的落魄文人于质夫，连妻室也不敢相认，便跳入灰色的江中……噩梦醒了，“我”重新望着电灯的绿光，看着窗外，叹到“是黎明期了”。场景的转换、议论的穿插、情绪的跌宕都围绕“青烟”这一意象，这也是对作家当时心境的绝妙的诠释：“吃尽了千辛万苦，自以为已有些事物被我把握住了，但是放开紧紧握住的拳头来一看，我手里只有一溜青烟”。其创作前期最后一篇“咏叹式”小说《十一月初三》更是把其落寞情绪渲染得淋漓尽致。全文十章除第一段回忆外，只写一天之内心绪的变化。情绪如新掘的泉水，所有的议论、感慨、反省、梦幻都随之喷涌出来，泛滥无归。“我”如失掉了中心点的半把剪刀，如登场的傀儡，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空洞的心！同寒灰似的一个心！至此，“零余者”的情绪宣泄得无以复加。郁达夫的主情小说也几近完美。
从《过去》开始，郁达夫的小说创作进入后期。以往他注重情绪宣泄甚至放纵，但在《过去》中他却突出了爱与欲的差异，他开始以圣洁的感情克制并净化欲念。在日渐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其结构单一的情绪小说显得苍白无力，郁达夫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郁达夫后期的小说创作明显分为两类：《微雪的早晨》、《二诗人》等小说显示出其转变与开拓；《烟影》、《在寒风里》等仍继续延伸着其抒情风格。《迷羊》是郁达夫第一部中篇小说，他想用其代表中国青年的天真时代。郁达夫第一次尝试抛弃以往的情绪结构，用时间的推移写感伤少年“我”与女伶谢月英的恋爱、同居与分离。郁达夫用大量细节通过不同层次铺张渲染了主人公为女伶摒弃一切的痴情与淹没一切的狂热，极力表现他的天真与沉沦。这是小说的灵魂，也是作家自我的回顾与忏悔——在这方面小说是成功的。但单纯的情绪追求能否象征中国青年的“天真时代”？作家想洞察社会却耕耘在自我情绪的田野里。于是，意愿与效果之间出现了距离，思想和情绪也不很协调。《迷羊》并未取得预期的成功。之后的《蜃楼》，郁达夫想表现的“怀疑的时代”也未能成功，象征革命时期的《春潮》也流产了。这就是郁达夫雄心勃勃计划的象征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部曲的结局。郁达夫原本就不是一个冷静客观的思考者，只是一个感伤忧郁的书生。其特长就在于情绪抒泄，其后期优秀的作品仍是凄冷沉郁的情绪小说，如《在寒风里》、《纸币的跳跃》等。这类小说仍采用单一的抒情方式，结构轻松、自由、散漫。如技艺圆熟的《迟桂花》仍然采用第一人称形式，甚至翁则生的经历、莲妹的身世也由书信形式以“我”的口吻直接叙述。在“我”与莲妹散漫的交流及闲逛中实现了抒情与理想的统一。前期的忧伤悲切、哭天抢地不见了。清新明丽的笔势、悠然舒缓的叙述勾勒出了微含着忧愁，充溢着平和幽渺的意境。而莲妹那晶莹纯真的性格、翁则生那闲适清静的生活方式正与“我”皈依自然、欲情净化后的漠然淡哀的心绪融为一体，达到了“物我合一”的完美境地。无论在结构剪裁还是在情绪表达、意境营造上《迟桂花》都代表了郁达夫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至此，郁达夫的情绪小说也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正是由于情绪表现的强烈冲动使郁达夫忽略了艺术剪裁及情节安排。他不善于也不愿意在作品中表现尖锐、深刻的矛盾冲突，也不屑于营造扣人心弦的戏剧效果。他更不屑于按照现实主义的原则塑造典型人物，对深广的社会现实有所干预。他只是一味地玩味甚至欣赏着零余者的孤冷情绪，反复咏叹着忧郁的情怀。即使是在清新绮丽的自然景物的描写上也浸染着作者淡淡的愁情。无论是月色的惨淡、黄昏的悲凉，还是夜的寂静、初秋的萧瑟；无论是桂花的郁香、蓝天皎月的明净，还是钱塘江水的春和日丽、暮春夜晚的春风沉醉都弥漫着化不开的感伤情调。郁达夫打破小说这一叙事艺术既定的框架，在情绪表现的硬性要求下，小说变得像一首首优美的散文诗，时而酣畅淋漓一泻无余，时而舒缓哀婉含蓄蕴藉。无怪乎，郑伯奇慨叹“达夫的作品，差不多篇幅都是散文诗”。
这是一种全新的小说样式，尽管在小说史上其早露端倪。早在汉代就有了散文和小说的分野，自此文学史上就存在小说和散文间的边缘化写作问题。如《搜神记》、《世说新语》中的许多作品都有“散文化”特点。但当时的作者并没有明确的文体意识。真正自觉的“散文化”小说创作始于五四。1919年俞平伯发表的小说《花匠》已初露散文化端倪。而鲁迅的《故乡》无疑是较早的堪称“散文化”小说的精品。郁达夫则使其自身的独特气质与“散文化”小说的独特审美品格达到了完美统一。其忧郁、敏感、才情出众、桀骜不驯的个性特征使得散文化小说的抒情性、自由化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不仅是对旧有小说传统的挑战和反叛，也是各种文学体裁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结果。小说将散文的笔法化为己用使得现代小说不再受情节束缚，甚至不再煞费苦心地塑造典型性格。小说描写的重点由动作转向心理，由故事转向琐细的情感。心境、氛围、情绪都可以进入其视野。所有的努力仅仅是为了情感的表现。郁达夫如一个受伤的妇人喋喋不休地抚摸着自己的伤口。他从不隐讳其内心的一丝悸动，在他泥沙俱下的宣泄中我们深切体味着一代青年内心的孤冷，我们感悟着现代人所有的生存体验：孤独、忧郁、苦闷、焦灼。即使《迟桂花》中历尽沧桑后的平和与静雅也隐约渗透着一丝无奈与漠然。惟有散文化小说才能让郁达夫自如地抒泻内心的情绪。离开这一文体，他显得一脸茫然，手脚僵硬。也惟有感伤、多情、率真的郁达夫才能把这一文体驾驭得游刃有余。我们很难想象让深沉犀利如鲁迅者去一味地如郁达夫般连血带肉地全盘托出自我的情感体验甚至性心理。选择了散文化情绪小说这一文体郁达夫就找到了最佳的发声口，二者相得益彰使得郁达夫的小说成为五四文学这一庞大的交响乐中最独特的声音。
郁达夫的小说虽情节单纯，技巧也不复杂，很多小说只是《沉沦》的继续，并没有新的发展，但这对于草创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来说并不奇怪。其意义在于他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典型的历史文本。这种历史文本与政治风云变幻无关，它作用于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史。郁达夫是历史的创造者。他没有给文学套上“载道”的光环，只是把文学的审美特征与个体生命情感相结合。文学不是居高临下的济世良药，只是感同身受地展示着现代人的生存状态。文学家不再是道貌岸然的君子圣贤，他们只是苦闷彷徨、无路可走的一介书生。这不仅标志着文学意识的第二次觉醒（相对文学研究会开创的启蒙文学），而且标志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我观照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次蜕变，标志着一种青春的、狂飙突进的文化气息的生成。
参考文献：
[1]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五卷）[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刘虎，泰山学院中文系；张秀英，泰山学院外语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