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迹的《精忠录》，他想，要是把这一板一眼的史书写成像《三国演义》那样的通俗小说，那得多有趣啊，估计销量也不是问题。
杨涌泉想来想去，觉得这办法可行，不过他自己没文化干不来这活，怎么办？肥水不流外人田，他马上找了他的姻亲——忠正堂主熊大木，“恳致再三”，求他“敢劳代吾演出辞话”。
商人嘛，只要有利可图，没有不干的道理。熊大木觉得这主意挺靠谱，假惺惺地谦虚了一番“才不及班、马万一，故奚能用广发挥”后，就拿起笔亲自操觚染翰，写起小说来。
不久后，《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面世了。
要论文学价值，这本书可上不了什么大台面。熊大木心有余而力不足，说是写小说，其实就是把史书用大白话翻译了一遍，还硬塞了一大堆岳飞的奏章、题记、檄文、书信、词作和许多南宋初年的诏旨等等，实在放不到正文里的，就直接附在了作品后面。这还不算，熊大木自知没写小说的才华，便到处模仿，结果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弄成了个四不像。
不过在评点形式刊行小说的开创上，熊大木可是功不可没，在他之后的李贽、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等一众评点大家，可都得认这个开山鼻祖。
别看这小说写得不咋地，卖得却是顶呱呱。仅以至今尚存的刊本为据，明代后期，《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至少被七家书坊翻刻过，更有精美抄本从“百姓家”飞进了“王谢堂”，传到皇宫里头给嘉靖皇帝看去了。
熊大木乘胜追击，虽然数钱数到手抽筋，还是加紧创作，第二年就写出了《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紧接着，《南北宋志传》和《全汉志传》也双双面世。
同样为稿源发愁的众书坊主们看到熊大木的成功，照搬了他的办法，也纷纷开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起来。而这种书坊主干预创作的现象，就被后世的研究者们称为“熊大木现象”。
前文提到的余象斗，和“熊大木现象”也关系匪浅。余象斗有个叔叔名叫余邵鱼，也跟风写了本《列国志传》，和熊大木水平差不多。不过人家自视甚高，不仅不承认这书是根据已有传说、话本、史籍简单缀联辑补的，还专门搞了个《引》，夸口“凡英君良将，七雄五霸，平生履历，莫不谨按《五经》并《左传》《十七史纲目》《通鉴》《战国策》《吴越春秋》等书，而逐类分纪”，非给自己戴个“善则知劝，恶则知戒”的高帽。
这本书虽然写得不怎样，却受到了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的关注。后来，冯梦龙在其基础上创作了《新列国志》。而名声更大的《东周列国志》，则是清朝蔡元放在冯梦龙版本的基础上再次创作的。
余象斗在明万历十九年决定不再参加科举考试，专心经营家里的书坊生意。他接手后，不仅卖书，也自己写了本《列国前编十二朝传》，包罗了盘古到商周的故事，还颠覆了传统小说的叙事风格，采用了倒叙历史的手法，从后往前推。且不管余象斗的书写得怎样，他的生意头脑，真叫人不得不服。
《列国前编十二朝传》在创作上和余邵鱼的《列国志传》互为补充和呼应，在书的后面，余象斗还夹了一页广告：“至武王伐纣而有天下，《列国传》上载得明白可观，四方君子买《列国》一览尽识。”同时，他还把《列国志传》重新翻印了一遍。读者买了一本，自然想买另外一本，如此“捆绑”销售之下，余象斗又赚了个腰包鼓鼓。
许多人只知世上有《西游记》，却不知还有《东游记》《北游记》《南游记》，而这《北游记》《南游记》就是余象斗写的《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志传》和《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另外一部《东游记》也和余象斗分不开关系，是他从吴元泰那里买来的。
有了这三本书，余象斗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再把杨致和的《西游记传》放在一起并行刊刻，取名《四游记》。
不用说，这回还是大卖了。
不能不知的“公案”
按照现存文献来看，余象斗创作的第一部小说应该是明万历二十六年的《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传》。这是他看到安遇时写出《包龙图判百家公案》大卖后的跟风之作，说好听点是小说，其实里面只是罗列了100多件案子，有的甚至只有诉状和判词。
不过“跟着潮流走”是亘古不变的硬道理，公案小说的流行，给余象斗的成功铺了条光明大道。这不，他紧接着又写了《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传》的续书《皇明诸司公案》。连鲁迅先生都说：“凡所敷叙，又非宋以来道士造作之谈，但为人民闾巷间意，芜杂浅陋，率无可观。然其之及于人心者甚大，又或有文人起而结集润色之，则亦为鸿篇巨制之胚胎也。”
销量什么的就不用说了，余象斗之后，更是有大批书商跟风弄出了一大堆“奇案”“公案”，大家你抄我，我抄你，最后官府一纸禁令下来，才算消停了。
怎么说来说去都绕不开余象斗呢？
这里不得不提一提余象斗的家族。早在宋代，余家就是个有名的出版世家。近代学者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提及：“建安尤以余氏为最。”
据清光绪年间新安刊《书林余氏重修宗谱》记载：余氏先祖从宋朝开始就从事刻书业，到南宋时，万卷楼、明经堂、励贤堂等有名的书坊，都是他们家的产业。明初时，余家的书坊虽然走了下坡路，不过到万历年间又火了起来，甚至“开肆业书者不下二十余家，至清初仍见有余氏刊本行世，前后历四百余年，其间不少坊肆，都刊行过大量版画，是建安派版画的主力军”。
当时有个山西作家名叫邓志谟，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了，在余氏书坊萃庆堂里又当写手又当编辑，整天忙着写那些奇奇怪怪的奇幻小说，为他人作嫁衣裳。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仆穷愁著书，雕虫技尔，然不能藏之名山，徒为梨枣也者。”
就这样，余象斗凭着他高超的营销手段，把自家的双峰堂、三台馆推向了事业高峰，但也招来了不少同行的盗版，这可气坏了他。
在刻印《八仙传》时，余象斗写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篇“反盗版宣言”，痛心疾首地说这些书都是他呕心沥血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花了不少工夫，费了不少钱。他大骂那些没良心的盗版者“无耻”，是“浪棍”“逃奴”！
为了防止别人盗版，余象斗不厌其烦地提醒读者认清他“三台馆”“双峰堂”的防伪标志，还在印的书里附上了自己各式各样的肖像，有时一本书里还不止一幅。这到底是为了防盗版还是想“吸粉”，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可是，别看余象斗对盗版恨得牙痒痒，他盗起别人的版，却也一点都不含糊。他不仅盗印了熊大木的《唐国志传》，还把里面熊大木作的序改成“三台馆主人言”，直接当成是自己的东西了。据说，余世腾、余象乌、余君召、余宗云、余元泰等名字都是他为了盗版而用的马甲。
盗人者人亦盗之，做了这么没品的事，谁也别说谁了。重要的是，不许盗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