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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的趣闻轶事、社会的风土人情，甚至是与课本描述截然相反的文摘记录，他都会毫无保留地展示。老师给我们构筑了一个丰富立体的历史世界，让我们觉得过去的生活也可以这么好玩。也因此，历史课成了我每个星期最期待的课程。我想，我对历史的兴趣就是从那时开启的吧。
赢未来 大学毕业后为何选择当一名历史老师？你的教学方法与其他老师有区别吗？
李远江 其实我只是一名历史“代课老师”。大学时我学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后就到北海中学当政治老师。刚踏上讲台，我还是踌躇满志的，讲马克思主义、讲辩证法、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照着教学大纲去操作，心想定能万无一失。但两年下来，我越教越没激情，感觉是在拿骗不了自己的东西去骗学生，心里不太舒服。这时恰巧有位历史老师怀孕请假，历史科组缺人手，我就主动申请调去做替补。获得领导批准后，我颇为激动，虽然知道教历史也会有自己不喜欢的内容，但我可以通过讲述历史教导大家如何去探寻真相，这比单纯的意识形态灌输要有意义。
我的教学方式也开始转变。在以前，我也会模仿其他老师的方法，很注重每堂课的教学目标完成情况，有时候把知识点讲完了就让学生自己看书、做习题；转教历史后，我则把大部分课堂时间放在历史细节的还原上，我会给学生列出当时的各种文献记录、器物图片、人物书信等，还会播放相关的历史纪录片、人物访谈等。只要选择好切入点，就可以用一个故事把课程里涉及到的历史基本特征、各方力量的对抗等史实串联起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我会经常提醒学生，历史不是纯粹客观的，每个人都是基于自身立场去看待历史。教材里的历史只是教材编写者需要的表述，所以我会给学生们提供多元的表述，让他们去思考判断。当然，因为“太能侃了”，很多时候我都没有完成教学进度，一个教学任务要拖两三节课才能讲完。但能够让学生进入历史情境中体会，我认为值得。
赢未来 2007年，你从老师转型去当记者，职业身份的变换让你看待历史和研究历史发生哪些改变？
李远江 其实投身做杂志，是为了换个环境。之前当老师也好，做软件开发也好，都只是在教学领域内观察历史，涉及的内容重复性很强，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己的视野。加入《看历史》后，我开始了痛苦的蜕变过程。我最初的稿子几乎都是不合格的，被主编唐建光批评为“像学术性论文般干涩难懂”。当时的我在历史写作上还是停留在老旧的思维模式中——只会做历史知识的传递和堆砌，而没有通过还原历史细节来展现时代对人们命运的影响。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尝试变换叙事方式。《世界首富伍秉鉴的陌路人生》是我第一篇真正刊登出来的稿子。在资料搜集阶段，我从《华尔街日报》中得知伍秉鉴是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之一，也是唯一一个凭借商业贸易成为世界首富的中国人，但是由于禁烟活动和鸦片战争，他的事业王国终究轰然倒塌。我当时就想探究，这样一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广东十三行商业首领是如何在清政府和英国列强的双双逼迫中尴尬生存的。所以，我撇开了伍秉鉴的光辉业绩，着重还原官方代表林则徐、英国商人颠地和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博弈。这篇稿子后来成为杂志创刊初期影响较大的稿子，给了我莫大的鼓励。
同样是历史传播者，老师和记者还是有区别的：老师只要把历史事件的梗概和知识点告诉学生就基本可以了，但记者要做的不仅是还原事件（这项工作已经由史学专家完成），更要展现人物在大历史背景下的遭遇，挖掘历史和个体的关系，从而给读者提供新的认知。这是我在《看历史》中受益最深的一点。
赢未来 有人说，做历史要冒较大的风险，因为随时都可能会越界。对此，你有何体会？
李远江 这是实话，在当下社会，政治和历史还是紧密勾连在一起，如果贸然提出一些不同的观点，很有可能会被认作是对过往历史的背叛和颠覆。我们的处理方式是，不直接去挑衅传统的史观，而是尽量多地引用各种史料，给读者呈现历史的全貌。我们认为，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但真相若用爆猛料的方式呈现，很容易造成社会的剧烈震荡；而如果用手术刀的方式慢慢解剖，让大众逐渐接受历史的光鲜和丑陋，人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时代。
赢未来 与历史打了十多年的交道，你觉得它给你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李远江 我觉得最大的影响是，历史让我告别愤青。年轻时，我也曾经常抱怨时代的问题，对假大空的记录很拒斥，总是简单地去理解国家的历史。后来当了老师，又做了记者，才渐渐明白到历史的复杂性，也才明了社会的发展是由每个人去推动的。现在重新看待某些历史遗留问题时，我不会再一味地批评，而是会认识到时代和个人的局限。
发现身边历史，完成记忆拼图
2011年1月，由李远江策划的“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正式启动，为《看历史》杂志的“公民写史计划”迈出了重要一步。“拿起笔来当史官”的比赛形式吸引了上万名中学生参与，他们或缠着长辈促膝长谈，或回家乡查看族谱县志，为的是要记录亲人或家族的历史轨迹。在他们的笔下，抗日时流离失所的农民、内战后飘零台湾的老兵、“文革”中受尽折磨的知识分子等普通人的经历被重新点亮，映照出更加斑斓繁复的历史图景。
国内著名历史学者雷颐曾在《拒绝遗忘》一文中提到，集体记忆尤其容易受到主流话语掌控：它可以控制，让你记住什么，屏蔽什么，或者强化你记忆中的某部分，淡化甚至干脆让你遗忘某部分。由是观之，李远江推动中学生写史，其意义正在于重新定义历史：在帝王将相之外，老百姓的亲身经历也是历史；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维度去书写历史，抵抗由权力主宰的历史遗忘。
赢未来 据了解，开办写作大赛缘起于一个遗憾——学生做的课题《什刹海的由来》找不到平台来呈现和展示。请谈谈当时为何想做这么一个课题，又是怎么进行的？
李远江 我们做这个课题也是受到2000年人教版新教材的影响，当时的教材改革设置了“学生课外探究活动”，鼓励学生多往课外跑，我们作为青年教师也会主动带领学生去做尝试。当时我找了几名初三学生一起探究北京什刹海的历史，我们利用周末走访了住在什刹海附近的老人，请教研究北京历史的专家学者，还到周边的寺庙搜集文字记录，最后披露了前海、后海等处的十个宗教场所的变迁史。整个作品不仅有详实的文献调查和访谈，更有大量珍贵的图片。我本来想给学生找媒体发表，可没有一家纸媒愿意以大篇幅版面去呈现一个学生作品。毕业时学生们都在问我这个事，我还是没能办到，很遗憾。所以我一直在想，中学生对身边的历史还是很感兴趣的，我能否给他们提供一个展示调研成果的平台？这才有了历史写作大赛的酝酿。
赢未来 从第一届的“我写我家”，到第二届的“大时代中的个人命运”，大赛的主题始终围绕着“身边历史”来开展。为什么如此强调从身边去探索过去？
李远江 我们选择关注身边的历史，是基于中学生的认知途径和认知能力来考虑。我们过去的教育总是从集体主义去建构学生的认知体系，如小学的第一课多是《我爱北京天安门》，这种教育与学生的生活没有必然联系，是一种强加的“爱的教育”。所以，我们希望调整这种认知途径，让学生学会从身边的每个人出发，了解自己与家庭、社区和其他人的关系，就像一颗种子从小树苗长成参天大树，学会推己及人的处世之道。修齐治平，是人类社会化的必然进程，不能反其道而行之。从能力上来说，中学生对宏大的历史仍缺乏驾驭能力，若没有掌握巨量的史料，他们难有新的发现和解读。我想，与其让他们写一篇摘录别人研究成果的读书笔记，还不如让他们去调查身边的历史，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更真实可感。
赢未来 对中学生来说，要当“史官”并不容易，因为他们此前并没有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作品的质量如何保证？
李远江 大赛在初始阶段确实因为作品质量低而险遭滑铁卢。公告发布后，我们收到了几百份投稿，但仔细一看，竟发现投稿都是一些史料的简单罗列，有的学生甚至把百度百科里的资料原封不动地搬到文章里；还有部分学生把比赛当作是“新概念作文大赛”，在文章中描述了许多不真实的场景，以为可凭华丽辞藻获胜。我觉得大事不妙，马上和评委们商量，决定到各所学校里进行写作培训。我把重点放在“非虚构写作”的讲解上——写历史不是写穿越小说，也不是写学术论文，作者不需要有模板，但最重要的是要了解过程，比如你爷爷的一个茶壶，是从谁手上买到，后来被典当了，又怎样被奶奶收回来，这样的叙述都可以，但它必须是真实的。
为了让学生更加明白如何组织材料，我特意找了清远市清城中学罗雪雯的文章做例子。她讲的是自己阿公因土地改革而离开家乡30年的故事，选题很好，但整个叙事结构按时间顺序展开，十分平淡。我跟学生讲，历史写作要先呈现矛盾和冲突，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一个人等了30年才回去故乡，这本身就是矛盾，能勾起人们对原因的追溯。接下来应该描述阿公30年前告别故乡的原因，也就是交代时代背景（他曾是一个大地主，在50年代初遭遇土地改革才背井离乡），而不是从头讲他出生、成长等生平经历，最后可以讲他离乡之后的命运。“矛盾现行——时代背景——后续结果”，这就是叙事结构。
第一届大赛，我去了12个城市，给近5000名师生做培训；去年我又走了16个省份，做了60多场讲座，有近20000人参加讲座。经过培训，学生提交上来的作品有了很大的改善，出现了《映射在记忆中的大字报》、《古兰经声声》等优秀作品。
赢未来 除了担心作品的质量外，你在组织大赛的过程中还遇到哪些阻碍？
李远江 阻碍主要有三方面，一是项目运营的资金问题。大赛毕竟才举办了两届，品牌还没打响，许多投资方会觉得活动亮点不足而不愿意掏钱资助。另一个困难是来自教育系统的拒斥。我们曾尝试向全国中学做宣传，然而一些主张把精力放在课堂学习、奥数比赛的学校会排斥这种“没实际作用”的比赛——我们是民间组织的比赛，即使学生获奖也得不到教育部的认可和加分。最大的阻碍当然还是来自长辈们，他们或出于恐惧、或因为愧疚而刻意把过去隐瞒。山东师范大学附中的雷宗兴在探究家族高祖郭葆琳的生平时，就遭到了长辈的不配合。他的外婆郭庆萍觉得郭葆琳让家人吃过很多苦，不愿意提起他；三太公郭宪达（郭葆琳唯一在世的儿子）还给郭庆萍打了两次电话，交代说：“叫宗兴不要管这事儿，只管学习。”而当雷宗兴企图再做说服时，他很坚决地回绝说自己一无所知。后来，雷宗兴通过网络资料和郭庆萍保存的历史文献，终于给郭葆琳洗脱了“汉奸”的嫌疑。在我看来，大赛已不仅是让中学生记录历史这么简单，它也是一个家庭代际间的互动过程，学生作为驱动者，激活了长辈的记忆，共同去回答某些历史问题。
赢未来 在众多作品中，你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哪一篇？从史学角度来看，作品的价值在哪里？
李远江 让我印象深刻的作品有很多，而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的学生左馨蘭写的《十二年的漂泊之路》是最为出彩的一篇。她的作品是在我们到全国做培训前提交的，文章的叙事方法很成熟，细节的串联使整个故事充满画面感。后来我们还把这篇文章刊登在《看历史》上，作宣传和培训之用。除此之外，我也喜欢选题独特的作品，如青岛女孩辛宇飞就写了她太姥姥在抗日时期被日本兵救了的故事，这就很好地展示了战争的复杂性，让我们对历史有新的看法。
从史学角度来看，这些文章可以弥补正史的不足，充实与社会史、个人史有关的研究，为我们了解近百年来普通百姓的生活，特别是重大历史浪潮中千奇百怪的人物命运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学生们的作品就像形状不一的版块，但拼到一起就会呈现出更加真实的历史面貌。他们是在完成属于华人记忆的历史拼图。
历史不应只有一种解读
2013年3月，第三届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又即将开幕，李远江也在积极筹备之中。两届活动下来，他对自己要走的路愈发清晰：他希望把大赛办成如“美国国家历史日大赛”那样的规模，让历史走进寻常百姓家，让人人都能书写自己的历史。在他看来，“了解历史是构建公民社会的重要一环”。
赢未来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昌切曾指出，某些参赛作品只是在力图举例去印证当时的政策，而不是为了记录历史细节。在你看来，历史写作大赛的局限在哪？
李远江 部分作品确实有材料堆砌之感，但我认为这不是大赛的直接产物，反而是大赛暴露了当下教育不好的一面。在传统课堂里，老师都是教学生找材料去印证某个主题，而不是通过分析材料得出结论，这样的教育肯定会让学生的思维受到制约。当然，作为主办方，我们的培训指导还不足够，我希望把这种培训系统化，让各地师生能方便学到。
赢未来 “社创之星”评委给你的推荐语是“学生通过调查走进他人的世界，可以真正获得‘推己及人’的意识和能力，而这正是现代公民社会构建的伦理基础”。在你看来，人人参与写史为何有助于推动公民社会的构建？
李远江 在我看来，公民社会就是要实现人格独立，让每个个体都被尊重。学生在调查历史的过程中，可以学会换位思考的能力。有个广东孩子以前跟90岁的曾祖母没有太多沟通，参加比赛让他了解到老人的灾难，他后来跟我说，比赛后每次回家都会陪曾祖母聊天。如果每个人都能以这样的方式去理解世界，学会推己及人，那么他在与人相处时就不会固执、片面和武断。
赢未来 实际上，在2011年第一届大赛发起之际，24岁的牛津大学历史系毕业生科林森也在推特上开设了@RealTimeWWII账户，每天“实时”直播二战事件；广州也有不少90后以影视、文字等手段记录即将被拆的旧城区的历史。在你看来，这一代年轻人对历史的态度是怎样的？
李远江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对历史（不是对教科书里的刻板内容）还是蛮有热情的，这从有那么多中学生参加比赛可以得知。他们的历史包袱比上一代人少，而且在科技的帮助下，他们可以利用各种方式去查找历史的真相和表达对历史的看法。我对年轻人有信心。
赢未来 当下，中小学的老师为了考试需要，只能强迫学生死记硬背历史知识，学生也对枯燥的历史教科书缺乏兴趣，觉得国家与民族的历史与自己关系不大。你觉得该如何去改变这种教学模式？让学生写史的价值体现在哪？
李远江 我觉得要改善现有教学模式的不足，老师要学会讲故事，好的故事才能带动学生。更重要的是，老师自己的史观也要更新，把多元化的史料和评价带入课堂，让学生有脑力的激荡。学生觉得历史与自己关系不大，是因为我们目前都把历史定义为王侯将相的历史，即“精英史观”，这当然和普通百姓没关系；但如果我们能看到，所有人的努力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这时历史世界就会变大，他们也能从历史中找到与当下困惑有关的答案。让学生写史，就是让他们去碰触历史，在调查过程中培养认知历史的方法。书写历史的人越多，历史就越可以被勘校和对比，真相也才会越发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