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的卢老师，是我的语文老师，他找我谈话，说你还是留在理科尖子班吧，你语文这么好，理解能力这么强，我就不信你会学不好数理化。我回家问爸爸，吃够历次政治运动苦头的爸爸说，老师留你在理科尖子班，当然好，在中国最好不要搞文科。这样，我便进了理科尖子班。
这位卢老师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欣赏我写作能力的老师，高一教了一年语文，几乎每次作文讲评都选我的。进入高二后，卢老师亲自用他的一手漂亮毛笔字誊写我的作文，张贴在黑板上逐字逐句讲评，之后又贴在布告栏里，让全校的人都来看。学校一位老师的爱人是县广播站的广播员，有时卢老师还把我的作文拿到广播站上去广播，走在街上就能听得到。卢老师还常常骄傲地把我的语文试卷贴在高二的走廊过道上，据说连文科尖子班的学生也望尘莫及。有这样一位老师“撑腰”，我像是打了鸡血似的，语文成绩居高不下，很有些所向无敌的意思。
可我毕竟是理科班的，第二天数理化一考试，我就垫了底。身为班主任的卢老师痛心疾首，把我叫到办公室跳起脚吼：“你猪脑壳啊！昨天数学卷子多简单，你给我考那么点分！你语文就没有不会做的题，怎么到了数理化这里就油盐不进，你脑壳怎么长的你！”
我也很苦恼，不知自己脑壳怎么长的。我上课认真听讲，瞪大眼睛，竖起耳朵，结果数理化几位老师各自的神情、姿态，说话的语音、语调，都像是从此住进了我的脑海里，闭上眼就能看得到、听得见。我记不得的偏是他们讲课的内容。
王老师最难忘。他教我们数学，上海人。他的太太也是上海人，也教数学，她偶尔代一次王老师的课，全班同学吓得大气不敢出。王老师夫妇是学校的数学教学主力，他们都有些傲慢的样子。王老师虽然是上海人，但十几年的下放生活让他学会了本地话，他上课总是把普通话和本地话掺杂在一起，尤其在重点部分一定要用本地话强调，有时还来上两句上海话。这位王老师总是夹着块大大的三角板走进教室，一声不语，上来先在黑板上画个图，或写上一道长长的方程式，这才非常严肃地开讲。即便他改用本地话或是上海话，表情也一样严肃。
但王老师的严肃与傲慢只留在数学课堂上，他身体精壮，爱跟学生一起打篮球、乒乓球，踢足球。他还很爱劳动。劳动课时，王老师永远身体力行，戴顶草帽打双赤脚，不是挑着大粪，就是挥着锄头，干得汗流浃背乐此不疲。我的数学不好，更觉得体育活动和劳动时的王老师可亲可近，操场跑道，田间地头，最爱听他喊：“小伙子们，姑娘们，加油啊！冲啊！！”有次北影厂来小县城拍电影《霹雳》，剧组要和学校老师打篮球友谊赛。小山沟里的人哪见过电影演员，包括体育老师在内的我方队员全都紧张得球也不敢抢了，唯有我们的王老师如入无人之境，连进好几个球，让我们敬佩得五体投地。
我心里对王老师很亲近，有不懂的数学问题也不怕问他。他总是伸出小手指在书本或试卷上轻轻比划。他的小手指上指甲长长的，永远干干净净。王老师全家以后也回了上海，他教的许多学生后来都考取大学出了小县城，大家都还记着他。我记得他和他太太的名字，80年代末在上海读研究生时，和中学同学聚在一起，我们总想找到他。听说王老师离开小县城时没有留上海的地址，只留下话叫大家谁也不要去上海找他。
物理老师更像一个传奇，在他被请来教我们之前，小县城早就传说有一个北方来的老右派，数理化特别厉害，经过他辅导的学生没有考不上大学的。他有70多岁吧，粉笔都像是握不住，板书时字迹潦草，手抖得厉害。他从不带课本，又没有讲义，也不像别的老师那样发给学生一堆资料，他手上只有一支粉笔，十分艰难地在黑板上写几个字，然后是一串小点点。所有的物理问题和题目都装在他的脑子里，他信马由缰，想到哪讲到哪，完全沉醉其中，滔滔不绝。讲课时他的嘴角两边会泛出一堆白沫，他有时从裤子口袋里哆哆嗦嗦掏出块手绢擦掉它们，但多数时候会忘记做这个动作。班里的男同学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却总是操心他嘴边的白沫子该擦了。
化学老师像一场杂耍演出中的小丑，给我们紧张、繁重的高考复习带来轻松与愉悦。他是一个地道的本地人，满口方言，说起话来也偏于粗俗，所有的化学反应到他那里都被演变为不同情境下的男女关系，生动又形象，搞得男生情绪高涨，女生含羞忍俊，当然也有背地骂他流氓的。他还喜欢按分数的排列，提前把名牌大学一一安在学生头上，让有的同学十分受用。
英语老师也很奇怪，听说曾是本地的大才子，后来带着顶右派帽子和一位北方美人回了乡。他人长得非常标致，根本不像当地人，总是戴着黑边框眼镜，头顶鸭舌帽，很像我们在电影里看到过的特务头子。我们那年考大学英语不算分，只作参考，所以大家并不把英语课当回事。这位英语老师从来都不理会课堂上有多吵、多乱，他只埋头安心讲自己的课，天塌下来也决不停顿，决不变调，决不生气。我们听说他的俄语也特别好，还去过苏联呢。
1979年高考我语文88分、英语60分，数理化三门则完全是“兵败如山倒”。高考一结束，爸爸也接到回城调令，虽然学校认定我会在明年文科拿高分，要留我复读，但爸爸妈妈还是决定把我带回城市。第二年我考取南京大学中文系，听说卢老师和学校依然坚持把我的名字算在他们送出的大学生名单中，对此，我心里也很乐意的。我的高考记忆一直停在1979年，属于那些深刻进我脑海里的老师们。后来我也和一些农村考出来的人议论过，发现他们不少人高考时也曾得益于那些曾经的下放干部、右派分子。2007年有人大搞高考30年记忆，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在1977年至1979年恢复高考的初期，那些下放干部、右派们所起的历史作用。在中国社会知识与文化的断点与空白带上，少了这一批人最初的编织、补缀是不行的，尤其是在乡间和城镇，中断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知识链条，正是靠他们迅速连接上的。应该说是那一批人为当地所做的最大也是最后贡献，也可当作是他们留给当地的一笔精神财富吧。没人意识到这一历史现象，我还真有点遗憾。
（摘自《那个年头，那些事1966-1976》，学林出版社出版）
